来源：《黄河》2006年第02期
栏目：纪实文学
1958年8月28日，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小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上午8点多，押解我的公安战士来到我家催我上火车站。王静正坐月子，还没满月。老岳母匆匆为我整理了行装。我刚刚迈出院门，“哇——”，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我回头一看，刚满两岁的三儿子杨澍淌着满院子的泥水跑了过来，他紧紧拉住我的手不放，哭着说：
“爸爸，我也要去哩！”
我说：“爸爸有事，不能带你去呀！”
他哭着喊着不让我走。我抱起孩子亲了亲，泪水滴在孩子的小脸蛋上。他边哭边喊：
“我跟爸爸上街哩。”
我心如刀绞，这不懂事的傻孩子，你怎会知道此刻爸爸是要被押赴劳教农场去受罪去呢？哪有时间带你去逛大街呢？
我眷恋着月子里的妻子和哭喊着的儿子，以及年迈的岳母，双腿像被钉在了那里，一动也不动，一任泪水和着雨水在脸上奔流。
押解人员凶狠地呵斥住了孩子的啼哭。孩子放开了紧拉着的我的手，怔怔地望着我，脸上还挂着两行珠子般的泪水。
老岳母老泪纵横，倚在门框上，朝我挥着手。这时，屋里传来“吱呀”一声响，我心里一震，那肯定是王静把窗户推开了。我一眼也不敢回望，惟恐他们伤心。在押解人员的催促下，我甩了甩长发上的雨水，迈步朝外走去，踏上了“脱胎换骨”、生死难卜的苦难里程。
我背上铺盖卷，向火车站走去。没人送行，没人告别。路过地委、专署大院时，我把头扭过去，一眼也不愿看。这会儿，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干部们三三两两地正朝大门走去。我听到有人在低声说话：
“那不是中院刑庭的那个年轻的庭长杨得志吗？是不是进去了？”
“是，要送夹边沟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右派劳教决定书是108号。可以肯定地说，甘肃省定西地区被送往夹边沟的右派分子，此前已有107人了。我知道的有我们单位的马永康、顾仁基、专署的何尽臣、专署财政局的陈璞、杨涵；定西县法院的审判员王民立、地委党校教员魏理耳、地委农工部部长康正芳；还有我的同乡、地区保险公司副经理郭晨光。
快要进火车站了，我抬起头来，向天上望去。时令已近中秋，正是天高云淡、大雁即将南飞的季节。而我却要被人押送着北去。远处，古老雄壮的定西城楼，兀自静静地站立在那里。无限惆怅绕心头，不尽凄凉填胸臆。忽然记起了韩愈的诗句：
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默念了几句，不禁悲从中来：可叹我正值盛年，花好月圆，却痴情进谏，到如今，怎落得个珠泪涟涟！
进入车站，一列黑乎乎的货运列车已停靠在月台边。只见在一节“闷罐子”车厢的车顶上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另有两人持枪在车厢两头把守，车厢附近，还撑着一挺歪把子机枪，一个战士匍匐在地，摆出随时准备射击的姿势。
押解人员对我说：“这是由天水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路过酒泉，你就坐这趟车。”待他交接完手续，我就被人推了上去。接着，“咣啷”一声，车门被关死了，“咔嚓”，又一声，加上了锁。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扫了一眼车厢内的情形，看见车内坐着十几个人，再仔细一看，很快认出车上拉的都是定西县看守所已判了刑送去劳改的罪犯，都是盗窃、诈骗、强奸、伤害和贪污的各类犯人。带队的是原定西专署监委会主任李某，李某是因贪污80元公款被判刑5年。车内还有受贿200余元被判刑8年的原定西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二人都还年轻，也不过二十八九岁，身负重任，却走上了犯罪道路，实在可惜。其余的我不相识，有几个蜷缩在车厢角落里的犯人，他们衣着打扮像是农民，一言不发，凝视着半明半暗的车窗在发呆。
我和老李原本很熟悉，他把我招呼到他身边坐下，悄悄问：“你怎么也去劳改？”
我说：“不，是到酒泉去受劳教。”
他说：“哦，那比我们强多了。”
我沮丧地说：“有啥两样？还不是都被人当作社会渣滓对待？”
他摇摇头，又连连摆手：“好我的大法官哩，咋能一样呢？不是说右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吗？”
我苦笑了一下：“瞧，我们现在不一样吗？到了那里，还能好多少？”
这么一说，他乐了：“哈哈，咱们都是同类了，有意思，有意思。”
听他这么一笑，我突然打了一个寒战，一种受了污辱的感觉涌上了心头。我厌恶地回了他一句：
“扯淡！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又没有贪污盗窃！凭什么和你们是同类！”
他脸上没了笑容，讪讪地说：“对，对，不是同类，不是同类。”
中午，列车在一个小站停车，公安战士叫犯人全部下车。站队、报数，一齐上厕所大小便。当然，我也排在了他们中间。在厕所里，我看见犯人们一个个“吭哧”、“吭哧”地解着大便，半天也拉不下来，不一会儿都是满头大汗。我感到很奇怪，便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是因为收监以后，经常吃的是带皮的谷子做成的饭，时间长了，大便十分干燥，解一次大便要蹲一半个钟头。不一会，押解人员催说时间到了，快开车了，要他们快点。这时，我看见了惊人的一幕，犯人们一个个急忙用手指插入肛门掏了起来，直掏得鲜血直流，还未掏完，就响起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哨音，在公安战士的训斥声中，他们用沾满自己鲜血的手指，提着裤子急忙站队、报数、点名、上车。他们都没裤带，是用手提着裤子（监所为防止罪犯自缢或逃跑，规定裤带一律收缴统管）。
我目睹此情此景，一阵悲怆涌上心来，不由地触景生情：如果我被他们冤判上8年或5年徒刑，也难逃脱如此厄运。但愿右派劳教农场能吃得好一点，千万不要叫人受这号罪。
列车过了兰州不久，在永登车站停车的时候，车门忽然被打开了，押解我的那位战士，递给我一包馒头说：
“这是你的伙食。”
我庆幸我还是被区别对待了。看着那些犯人眼巴巴地直盯这些白面馍馍不放，馋涎欲滴的样子，我不忍下咽，便给他们每人分了半块，最后还剩一个人没有吃上，我又把岳母烙的饼子给他掰了半个。一阵狼吞虎咽之后，他们一个个直朝我点头，七嘴八舌不住地说：
“谢谢，谢谢。好人有好报，你到了农场一定能吃饱，能穿暖，不受罪。”
犯人们说得很真诚，不过，受到他们的祝福，我的心里却充满了酸楚。当上右派以来，这样的有些许暖意的话，竟然在这里听到了。但愿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此去能够吃饱穿暖不受罪。
不一会儿，又上来一个干部，他让我下车换乘客车，他说：“你是劳教人员，和他们有区别，在囚车上你受委屈了，有损你的人格。”
我笑了笑，从内心感谢这位善心的人，我说：
“我的人格早就扫地了，与囚犯仅差一步之遥，就这样将就吧。”
他说：“下来吧！还有几个右派都已改乘了。”
下了囚车，离开了那地狱般的令人窒息的空间，轻松了许多。在客车上，可以自由伸展肢体，随时可以大小便了。
过了一夜，车到了酒泉，转乘敞篷汽车。汽车穿过城区，向西北方向驰去，身后的城池越来越远，村落也渐见稀少。不久，汽车颠簸着越过了一处长城古塞，路旁农田、树木便罕见了。再往前行，连杂草也难见到了。一阵风起之后，漫天卷起了滚滚黄沙。汽车已经完全进入了沙漠地带。下午，到了目的地，全省右派集中营，我们要“脱胎换骨”的地方——夹边沟劳教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