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市西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距市中心约50公里，离金塔县很近。夹边沟从名称上听起来一定是具有深山大坡的地方，实际它没有“沟”，四周都是平平的沙滩，只有这里被称作“沟”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被沙海吞噬，残留着一方已经盐碱化了的沙地。夹边沟农场还有一个分场位于新天墩，距场部所在地的夹边沟约20余里。这个农场原为科级劳改农场，反右后不久改为县处级劳教农场，专门收容全省的右派分子。总场和分场共集中右派分子约2800多人，近乎3000，其中多数为行政企事业机关单位的干部和大中小学的教师，还有少数大学学生。男性较多，女性仅占10％。知识分子成堆，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如大学校长、教授、艺术家、歌唱家、教育家、工程师、科学家都大有人在，可谓人才荟萃，应有尽有。
我到场后，经过报到、交档，换上一身蓝色的劳教服，被分配到基建队第五分队，第三小组。
安置好行装，还没坐稳，定西专署财政局的陈璞，就来到宿舍找我。他是路过这里听说有定西来人，就急忙赶来询问情况的。熟人在狱中相逢，倍感亲切。三句话没有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先别说了，带馍馍了没有？”
我说：“还有半块饼子。”
“快拿出来，让我吃了吧！”说着，就动手翻开了我的提包，找出我吃剩下的那半块饼子，三口并作两口地把半个饼子一吞而尽，还显得余兴未了，最后还把我袋子里的馍花抖抖，一点不剩地捻入口中。我不解地问他说：
“你没吃饭？”
他说：“这里的活重得很，吃不饱，人随时都感到饿得很。”
我不由地大吃一惊，想不到劳教农场也吃不饱！进场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被饥饿折磨的这个失态人，今后我也难逃这个厄运吧！忽然想起囚车上的那一群囚犯看见食物时那种眼神来，不由身上一阵发冷。但转念一想，事已至此，人生到世上，什么滋味都得尝尝吧，命运之神把你赶到这里了，即使挨饿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命该如此，只能随遇而安了。
陈璞是北京人，大学文化，1949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随解放西北的大军留在定西，年过30，尚未婚娶，反右落难到夹边沟农场后，在农业队劳动。他吃完饼子，大口咽了咽唾沫，又伸出舌头使劲地舔了舔上下嘴唇，和我握了握手后又匆匆走了。这一去，我竟然再也没有见过他。农场解散时，我曾经向人打听过他的下落，难友们说他早在1959年冬天就饿死在夹边沟了。
农场内分基建队、农业队、工副业队三大组织。基建队负责农场的基本建设施工工程，如挖渠、挖排碱沟，出外承揽场内对外的一些工程等，有时在农忙时帮农业队干些突击性的农活。农业队专事农业生产，饲养牲口、犁地、耙地、翻地、种菜、收割等。工副业队分磨房、砖瓦窑、石灰窑、水泥厂、化肥厂等，他们的活路较杂也轻快。这里的活路最重的要算基建队了，尽是些土方工程，出死力气。最重最苦的活莫过于开挖排碱沟了。三个大队下分若干分队，队长、分队长都是由管教干部担任。各分队下面又分设若干个组，组下分设若干个小组。由劳教右派担任组长，分别称作带工组长、小组长。
来到夹边沟的第二天，场里把我分在了基建队。
基建队的队长是临洮县人，名叫白连奎。他一见面就笑着说：
“杨院长，咱们是老相识了，你还记得我吗？”
我正疑惑间，他接着说道：“你忘了吧？你在会川县法院当副院长时，我在县公安局当战士，在县政府门前站岗，你进出大门，我还给你敬过礼呢！”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我却是你的阶下囚。”我苦笑着说。
他笑了。笑得很滑稽。白队长这人很随和，对劳教人员没有过苛刻行为。一、半年以后，却不见了他，经过打听，才知道他是见农场死人太多，惨不忍睹，心灰意懒，自动离职回家当了农民。
我所在的第五分队的带工组长名叫李鼎，不知他原在什么部门工作，是1958年5月到场劳教的，人很真诚直爽，大学毕业，不知他学的什么专业。他在农场积极能干，被白队长看中，派他当了带工组长。我和他不知是天生自然的感情融洽，还是前世有缘，他让我担任了第三小组组长兼任学习委员，我在挖排碱沟时屡获他的表扬。这里每个分队约七八十人，每个小组10余人左右。不久，全国兴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基建队抽出强壮劳力外出选址上马炼钢。那天挖排碱沟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对我说：
“咱们这一去，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你心脏不好，难耐高温，我已经建议场方把你留下编入另一分队去了，你要保重啊。”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喃喃地说：“你更要保重啊。咱们一定要活着见面。”
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直到农场解散，我也没有见到他回来。据说他在大炼钢铁中因劳累过度死在了祁连山中。
在新编入的第二分队中我仍是小组长兼学习委员，分队的带工组长名叫王耿新，据说他是民勤县或民乐县的民政科长，在反右中戴了右派帽子。他任带工组长时，正是农场开展土地深翻竞赛活动的阶段。他自报奋勇深翻一亩土地。翻地的要求是：翻时首先把上边的第一锨阳土撮过撂在旁边，然后把下边的阴土一锨一锨地翻上来，翻到一米深处，然后把第一锨撮在一边的阳土铺进去，再把翻下的阴土倒进槽内。这样翻五锨深才达一米，翻一亩就顶翻五亩。他们主观认为这样翻下的地，阳土在下，阴土在上，经过半年的日晒阴土变阳，上下均为阳土，土壤得到改良，种上小麦，麦根扎深到一米处，地肥苗壮，来年定获丰收，但事与愿违，因为根所触的尽是阴土，来年禾苗枯黄，大量减产。结果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王耿新整日没明没黑地在地里辛苦地干了一个秋天，一心想放个“卫星”，以求得场方怜悯，早日改变身份。结果因为吃不饱肚子，身子浮肿，1959年春天也难免葬身黄沙，一命呜呼，身份到死也没有变。
一般带工组长都是劳教人员中的激进分子，由队部指定。你拼命干活，有谁可怜你，顶多换来几声表扬。
我们挖排碱沟时一般是在平地起槽，开挖3米宽3米深的一条沟，以1：5的坡度，底部只剩1米宽。挖沟时由各个分队一齐出动，二三百人，浩浩荡荡，早晨5点钟起床，吃过早饭带队出发。中午12点，由带工组长派出两个人回去打饭，另两个人去抬开水，每人一个4两重的馍馍，在工地上吃完便休息了。躺在沙地上，疲惫不堪，不一刻便进入梦乡。下午1点开工，中间休息15分钟，直到6点太阳落山。
我们在挖沟时，由一个姓夏的工程师指导。夏工程师，大家都称他“老夏”，他衣着整洁，俨然像个有造诣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原本不知因犯什么罪而被劳改，期满后留场工作，改为劳教农场后，便成为我们的技术指导。我原本不知老夏的身份，总认为他是场内的大干部，以后见他在那些小干事跟前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干事们对他常是高声指手划脚，这才明白他原是个刑满留场的“二劳教”就业人员。
不管老夏是什么，他在场内行动自由，吃的虽和我们一样，但在食堂打饭不受限制，不过他的技术专长，深受劳教人员的尊崇。劳教人员都是来自全省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尊重，因此和老夏常拉家常。他的性格虽然随和，但场内有规定：不准互谈案情，他也守口如瓶，我们也难以知道他的底细。
我们同类之间，也因场方规定不准互谈案情，互相守口如瓶，互不了解。除了劳动关系之外，下工后如同陌路，大家都怕互相拉拢，而变得陌生。所以我们之间谁也不清楚谁的情况，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都是落难人，各自同情，互不歧视，这对我来说，内心倒是极大的安慰。回想起在机关“考虑问题”的日月，人压迫人、人歧视人的味道真不好受。看看老夏他们在场干部面前的情况，使人不能不想起那个年月的心情。
挖排碱沟非常累人，不到开饭时间肚子就饿了，我们经常操心弄点吃的。在这盐碱腐蚀了一层皮的沙土层上，哪儿能觅到一株可以入口的草呢？中午休息，睡在沙地上，能见到的只是那到处穿梭的小蜥蜴，有心把它抓来进口吧，它是那么小而清瘦，抓起来非常吃力，难得有此片刻之息也懒得与这些小东西淘神，无奈只得强忍咕噜作响的饥腹把草帽往脸上一盖，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呼呼入睡了。
一天，我在工地入睡前，天上只有那一轮火红的太阳，四周什么也没有，睡醒后好像换了一副天地，别有洞天。只见不远处绿树成行，流水潺潺。我诧异极了，捅了捅睡在我旁边的同类，喊到：“起来，快起来！你看那是什么地方？风景美极了！”
那是一个民乐籍的难友，他懒洋洋地睁开半只眼睛瞥了一下，叹着气说：“大惊小怪，美死你了！那是太阳看见你在受苦受难，把别处的景象折射过来，哄你喜欢哩。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吧。”
我好奇的到了前面，果然什么也不见了。只有脚下一片滚烫的热沙。啊，原来是海市蜃楼。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原地，重新倒头睡在沙地上，内心顿感伤痛。我隐隐约约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我们在这里改造，前途在哪里呢？在苦难中整日与海市蜃楼为伴，也许，是苍天在昭示我们：我们这些落难者的前途将是虚无缥缈的，脱胎换骨也是空想！
这里有医疗室，医生全是各地医院的劳教右派，由兰州医学院医学专家刘逢举教授领导。刘教授也是个老右。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不知是前世有缘，还是惺惺相惜，他与我比较情投。他看我疲惫不堪，实在难支，便好心地给我开个病休的条子，歇上两天。他告诫我不要劳动过度，凡事得过去就行，总要保住本钱。我理解他的好意，内心有说不尽的谢意。
1958年9月，带工组长给我们组分配了一位新组员，他就是闻名全省，声望很高的学术权威陈时伟先生。陈时伟是江浙人士，早年留学美国，军事化学专家，兰州大学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划为右派后，在兰大一次斗争会上，他反感斗士们的无端指责，感情冲动，拍了桌子，报纸便大肆宣扬右派分子陈时伟气焰嚣张，向群众拍桌子示威，抗拒运动。报上声言，非打倒他不可，把他“斗臭斗透”。最后也落了个押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下场。
在甘肃省，说陈时伟这样的人是“桃李满天下”，名至实归，恰如其分。然而，此时此地，应该说是：“桃李满天下，右派知多少！”
陈时伟到了我们组内，一连数日，有成群的从兰大毕业或来自兰大的同类向我打探他的情况，要我好生照顾他。不由得使我这个年轻人向这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化学泰斗肃然起敬。
陈时伟原来平时出入有专车接送，很少走路，来场时，正是夏收大忙季节，我们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背麦。麦田距麦场约一里多路。在沙地上长成的麦子，麦秆很低，除去麦茬，只剩七八寸了，很难捆大，场方规定每人每次背4捆。陈时伟和我们小组的另一位右派黄教授年龄大了，我让他们每次只背2捆。陈时伟背麦时，去时空跑，每只脚上就各磨了一个水泡（两只脚共两个泡），背上麦子回来时，每只脚上又各磨了一个水泡（两只脚共4个泡）。实在疼得不能走了，我只好扶着他去医疗室，请刘教授给他写个病休条子，休息几天。陈时伟的夫人左宗杞，也是兰大教授，担任化学系主任，也因鸣放被划成右派，因情节轻微留校监督使用。后来听说左宗杞因反右伤心过度，在陈时伟死后投靠美国的亲友，定居美国了。
黄教授（名字忘了）也来自兰大，刚来夹边沟时，把专业书籍带了满满一大箱子，计划到此研究学术，但是未料想迎接他的是整天拿上锨镢挖排碱沟。他这个老学究，把劳动教养的教义理解歪了。“劳”是强迫劳动，“教”是挨训，那里还会给你科研的机会！
一天中午，烈日炎炎，我们正在汗流浃背地战天斗地开挖排碱沟，口干舌燥，饥困难忍。忽见一位农民推着一辆平车，装了满满一车西瓜。大家都喊“救星来了！”“救星下凡了！”没等带工组长下令，大家把小车围得严严实实，你一个，他两个，刹时把一平车西瓜抢购一空。我吃着香甜的西瓜，连舌头都想往下咽，有些难友连瓜皮都抢的吃了。我把瓜皮留下，当时舍不得吃，留作下顿再吃。平时我们都把瓜皮喂猪，而今，这些猪食倒成了宝贝，把瓜瓣啃完后，把瓜皮仔细保存当作下次的美餐。夏收完毕，进行清除排碱沟老沟中的淤泥。我们必须把淤泥一筐一筐地抬上沟顶。抬筐的杠子是一根满是疙瘩的大椽，沉重的淤泥加上压在肩上的那粗糙的大杠子，每个人都是龇牙咧嘴地忍疼往上爬。散工后，巴不得吃过了晚饭，睡在炕上（土台子），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双肩疼得像针扎，一动也不能动。浑身疼得实在顶不住了，才步履蹒跚地一拐一瘸地走进医疗室，取上点止疼药。
挖排碱沟时，赤脚挽裤，手握锨把用力撮泥，因为常与碱水和碱泥接触，手脚裂满口子，无奈用胶布贴敷，雪白的胶布上沾满了泥污，花花搭搭，黑白夹杂，非常污秽。晚上，裂口灼痛，实在难忍，我只得去医疗所求诊，伸出手来，那雪白的胶布被污黑的杂物染得黑里有白，白中夹黑，实在令人发呕。刘教授同情又耐心地把这些黑白夹杂的胶布用夹子揭去，涂上软膏，开上病休单。
繁重的苦工，加上饥饿，我有些忍不住了，好在陈时伟他因年龄大了，一瓢糊糊喝不了，便给我倒了半盆（我们都用中等盆子盛饭），吃馍时同样给我半个，我怕他受不了，推辞不要，他说：
“我不要紧，我老伴每月都给我寄些奶粉，肉松等物，有这些滋补，每天也吃不多，你就别操心了。”
这是多么崇高的友谊与关怀！“饿饭一口，顶饱饭十口”，我不知该要用什么语言来感谢这位慈祥的长者。
1958年的第一场西北风刚刚吹过不久，夹边沟的冬天就来了。令人莫明其妙的是，劳教右派的粮食标准被下调了，原来每月50斤面粉减为原粮40斤了。也就在这时，各分队开始死人了。繁重的劳役，恶劣的环境，非人的折磨，心灵的煎熬，疾病的侵袭，无望的情绪，本来已经把人逼到了死神的门前，减粮带来的饥饿、恐惧，则无异于雪上加霜。死亡，离人只有一步之遥了。
饥饿，带给人的首先是浮肿，由脸肿开始，延及双腿、双足，直到全身浮肿。大家心里都很恐慌。我们分队有个火车站的站长，据说还是个大站，向家中去信要吃的，因食品包裹迟到两天，他就受不了了。一天，我们挖水渠下工后回场吃午饭，他向带工组长请求让他暂坐在这里休息片刻。我们回场饭已吃过，还不见他回来，带工组长怀疑他可能逃跑了。急忙招集人马到他休息的地方找寻。在工地上，老远就见他躺在沙堆旁，带工组长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走近一看，他已经全身僵硬，断气多时了。经干部查验，就地挖坑埋掉，连叶烂席都没有卷。
几天后，又有两个难友，在下工后饿得走不动了，硬挣扎到场，认为到家了，该歇歇了，刚一上炕，一松劲，就相继咽了气。像这样连累带饿死了的人各分队均有发生，大家面对此景，怎能不心颤胆寒。
因为活太苦，太累，又吃不饱，整日饿腹咕噜作响，心急烦躁，总想吃点东西进口，平时大家想的是吃，谈论的是吃，梦里梦见的也是吃，一心想吃点什么。吃不上多少东西，那只好吸烟，有点钱便买最便宜的烟吸，个个像个烟筒，整日吞云喷雾，弄得烟瘾很大，企图从烟雾的刺激中，寻求解脱。但是烟毕竟是气体，难以填补腹内的空虚，于是有些人便想到了偷。偷灶房的剩馍剩饭，偷别人家里寄来的食品。
有一次，一个难友乘伙房无人之际，偷了5个馍馍。刚出伙房门，就被人发现。他急中生智，躲进厕所，佯装拉屎，三口并两口地狼吞虎咽，把5个馍馍吃掉4个。剩下一个被随后赶来的炊事员搜走了，免不掉当场一顿拳打脚踢。这事随后就被人报告了场部。
几天后，在全体劳教人员大会上，场长刘振宇谈起这件这事时，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都是些什么知识分子！白念了多少年书，真没一点知识分子的‘雅气’。‘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吃屎分子’，你真是个名符其实的吃屎分子！”
他大声嘲笑了一顿。但可惜的是没有扪心自问：是谁逼他这样做的？
定西县法院的王立民，陕西商县人，商县解放后参加革命，随军解放甘肃时留在定西，担任县法院审判员。他很有工作能力，据说即将提任副院长时，反右中说了些领导干预审判的话，说他闹资本主义的司法独立，被划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在基建队劳动。一次打饭时，炊事员无意中多发给了他一个馍，他心中一阵窃喜，一口吞进半个，但是，就在他还没有咽进肚子里的时候，就被一个同类告发到了队部王干事那里。王干事二话没说，上来先打了他一个耳光。王立民顺口骂了他一句“畜生”。这下惹恼了王干事，他便立即集合在场内的几个分队（其余分队已出工），开会斗争王立民。几个表现积极的同类，把王立民五花大绑了起来，一边绑一边骂道：
“你这个‘偷馍贼’，还敢辱骂干部，不服管教。”
王立民争辩说：“打饭时炊事员数错了，多给了一个馍，我吃了，怎能是偷馍呢？王干事不问事由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才骂了他一句‘畜生’。”
会场上有个同类喊道：“绑得还不紧，他还狡辩，反嘴。”
王干事随即下令：“再捆！再捆！往死里捆！”
立即有几个同类打手上去随即将王立民的双臂分别用绳缠紧，绳便从吊在背上早已挽好的绳环中套过，猛一拉，王立民双臂被抽到背后，手腕挨了绳环。王干事随手又是两个耳光，狠狠踢了几脚。接着，打手们紧抽绳子将瘦小的王立民身子提高，离地三尺，然后向地上一墩，只见王立民疼得龇牙咧嘴。当往下墩的一刹那，只听得“嘎巴”一声，王立民右臂断了，在惨叫声中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王干事立即命令打手们把王立民抬往队部。大会在一片惊慌中解散。王干事最后还说等他醒来，非重办不可。
那天，我们分队还没有出工，我在会场目睹了这场惨剧。当打手们在残暴的对待王立民时，我痛苦地想道，我们在交代问题时那些“反右斗士”们对待自己的情形。难道这些打手忘掉了昨日的痛苦，今天献媚小小的王干事，岂能忍心向同类、难友下如此残暴的毒手！？我感到痛心。同时不禁想起在中学读书时读到3000年前汉朝开国元勋周勃将军在落难时的一声叹息，他说：“我以前当宰相、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奔杀疆场，所向无敌，真没想到，如今一个小小的狱吏竟有那么大的权利！”有道是“不怕官，只怕管”，狱吏虽小，但他管着你，就可随意置你于死地。今天虽是20世纪50年代，而今的狱吏们却与3000年前的狱吏没有两样。他们的残暴性却是一脉相承，这岂不令人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