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58盏老油灯
2009年3月1日，接受《静乐阳光》的创作任务后，我收拾行装，准备前往静乐采访。可是我不知道咋去，坐大巴，还是找辆车？因为从太原到静乐，走最近的康西路，也得两三个小时。康西路北起静乐康家会，南至太原西村，走的大多是深山老沟，如遇堵车，一困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如果走原太高速，先到忻州，然后再去静乐，那得四五个小时，坐大巴坐得人昏昏然。
正当我犯愁之时，朋友籍满田打来电话，让我在家等着，他用车接我去。当时他还在北京出差，得悉我要去静乐采访时很支持，在电话中说，静乐的老百姓非常淳朴，静乐的领导非常实在，这些年没少为学校办实事，没少为娃们办好事，像助学工程，像一颗鸡蛋工程，真值得写写。
籍满田说得没错儿，因为静乐我已去过几次。那几次，也是因为去写一个东西，已接触过助学工程，一颗鸡蛋工程，老百姓打心里欢迎，孩子们打心里欢迎。有一个叫李振昌的孩子，第一次领到学校发的鸡蛋舍不得吃，拿回去给奶奶吃。写了一篇作文叫《感恩》，有四五百字，作文的最后几句话，我还记得：
我是个苦命的孩子，在四岁时娘就因家里没钱治病早逝了，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我真心感谢“一颗鸡蛋工程”，是这一颗颗鸡蛋让瘦弱的我身板健壮了起来。
我懂得“感恩”二字之重，父母给了我血肉之躯，我感激；县里和社会爱心人士给了我关怀，我更是万分感激。我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所有救助山区孩子的恩人。
当时，籍满田是静乐供电支公司的经理，在静乐的几年中，他跑遍了静乐，哪一个山旮旯也去过，对老百姓的穷困感触至深。
干哪一行的，卖哪一行。
他告诉我，从1882年中国点亮第一盏电灯，到2006年100多年过去了，忻州还有8个县，300多个村子未通电，占山西未通电村的40%。其中静乐最多，涉及58个村，1134户农民，3869口人。用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到过静乐的诗人的话说：
因为没有电，老百姓的日子荒得像一盘老磨，磨出的只有一碗碗苦涩；因为没有电，穷得姑娘们一个个远嫁他乡，小伙子想媳妇想得望眼欲穿。
为了让老百姓告别这种彷徨，国家电网公司和山西电力公司把首批“户户通电”工程选在了忻州，忻州又选在了静乐。2006年5月17日，工程在静乐的三家庄村启动。三家庄地处大山深处，42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撒落着。工程启动的那天，全村沸腾了，家家买酒割肉，炸油糕，简直像过年一样。
一个叫刘老太的老人，为迎接光明的到来，拿小刀在窑洞壁上刮呀刮呀，把成年累月被油灯熏黑的墙皮刮下来，在第二天的启动仪式上，用碗端给工人们看：
黑呵，黑了几辈子了，还这么黑呵！
那墙皮也确实黑，像风干了的日月。黑得刘老太满腹辛酸，一边诉说一边泪珠纷纷。刘老太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三条光棍。二儿子曾经娶过媳妇，但生孩子的时候，因为窑洞黑得不能接产，夜里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了。三儿子也曾找过对象，在外打工带回一个姑娘来，可是姑娘在家住了一夜，就被荒凉的老窑洞，被昏昏的老油灯吓怕了，第二天一去不复返。对象走了，但两个人的合影还在，摆在柜子上，一闲下来，三儿子就看着那合影落泪。
看着半碗黑墙皮，听着刘老太的诉说，现场的工人都震惊了。什么年代了，还有这事？那天籍满田也在场，山区人民的贫困，山区人民那种对电的盼望，让他刻骨铭心。当第一根水泥电杆，在村头像钻天杨一样高高竖起时，他说：
那个庄严劲呀，就像让三家庄的老百姓，一下子挺起了脊梁，呱呱的掌声把手都拍麻了，就差哭了。
在老百姓手掌的鼓励下，2006年9月27日，经过工人们4个月的苦战，静乐58个未通电村全部实现通电。闸一合，村亮了，人亮了。一盏盏电灯点亮了老窑洞，也点亮了被重重大山阻隔的岁月。那一天，县委书记王书东也去参加了竣工仪式，参加完回到县里，激动得大半夜未睡，在手记中写道：
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我为我的农民兄弟高兴，我为“户户通电”工程叫好，我要对“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电力人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通电不仅改善了农民兄弟的生活状况，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将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面对农民兄弟的喜悦，面对一片光明，我的脑海里响起了寥廓的歌声：“是谁带来了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了千年的企盼”，是英雄的电力人呵，是可爱的电力人呵！
电通了，联通的是党心民心；灯亮了，拨亮的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正如杨家沟村唯一的一名大学生杨开珍，给村里寄回的一副对联说的：“通电感谢共产党，光明不忘电业人！”
我后来在静乐了解到，58个村未通电之前，孩子们晚上读书全靠油灯，熏得鼻孔一抠一团灯煤。他们对电的光明，比大人更渴望，因为有了电就能听收音机，就能看上电视，像长了千里眼。在未通电之前，他们的“黑暗”几乎是双重的，由于缺少知识的光明“睁眼瞎”，由于缺少电的光明“睁眼瞎”，要不是国家给通了电，他们不知要“黑暗”到啥时候，刘老太的悲剧还会继续重演。
静乐的户户通电工程结束后，籍满田又把58个村走访了一遍。在走访过程中，他一个村收集了一盏老油灯，每盏油灯都不一样，有一盏已经点了100多年，差不多与中国的电灯史同龄。点着竖在那里，摇摇晃晃的，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58盏老油灯收藏在他的一间办公室里，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熬炼，已使它们具有了生命的灵性。每次走进那办公室，一看到58盏老油灯，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像面对的是自己的祖辈先人，自觉不自觉地严肃起来。有一天晚上，他突发奇想，把58盏老油灯都点着了，空旷冷清的办公室，一下子变得辉煌无比。
籍满田当下就震惊了。如果用文学语言来描述，就是充满了温暖的诗意，又充满了荒凉的悲壮，仿佛又回到那些被大山深锁的村庄，回到了久远的过去。每一盏油灯映现的，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面孔：额上奔走着日头，眼中弥漫着风尘，就像画家罗立中笔下那个端着老碗，皱纹纵横的《父亲》。原本无所谓的收藏，籍满田一下子感到了珍贵，他说：
太值得收藏了，太有纪念意义了！
后来，静乐实施一颗鸡蛋工程，他代表公司捐了2万块钱。他觉得每个人都有童年，能让静乐的贫困孩子获得一份温暖，能在温暖中健康成长，能获得知识的光明比啥都重要。
在采访时，我曾问过一个孩子：
你为啥要读书？
他说，想上大学。
我又问，你为啥要上大学？
他说，为一辈子能点上电灯。
静乐之所以叫静乐
第二天，也就是2009年3月2日，籍满田一早从北京坐飞机回到太原，叫车到机场接上他，然后又接上我，就直奔静乐。
我们走的是原太高速，到达忻州下高速后，便沿忻黑公路一路西行。忻黑公路西起吕梁黑峪口，东至忻州市忻府区。这几年由于煤炭吃香，运煤的车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隆隆驶过时像火车匹一样，能感到路面的震颤。新修没几年的忻黑公路，路面已经像龟背一样，被碾得满是裂缝。
司机隋师傅，一路上开得小心翼翼，有时望着迎面而来的大车，免不了说一句：
现在的车，拉得真多，多得怕人呢。
静乐地处晋西北，包括偏关、岢岚、河曲、保德、神池、五寨、宁武，在忻州统称“西八县”。昔日的西八县，几乎是贫穷的代名词，人们一提起来就想起《走西口》，哥哥呀妹妹呀，唱得满脸泪蛋蛋。顺着那远去的歌声，顺着九曲十八弯的黄河，能从河曲的娘娘滩，一眼硏到内蒙的老河套。
我最早听说西八县这个词是1995年，因为当时静乐出了一位有名的教师叫杜厚则。《山西日报》、《忻州日报》都作了报道，忻州电视台还拍了片子《好大一棵树》。1995年，我正在老家阳明堡教书，学校让学习杜厚则，说西八县出了个好老师。杜厚则1973年当民办教师，在一个小山村里，一当就是20多年。那个村子叫土岭村，又穷又偏远，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失学。而且每天早晨，像边防哨卡一样，杜厚则都要带领孩子们，迎着山顶爬起的太阳升国旗，让小山村变得庄严无比。由于这种奉献精神，杜厚则先后获得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曾宪梓基金会全国民办教师一等奖，还被评为山西省劳模。
1994年岁末，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支树平，从报刊上看到杜厚则的事迹后，便亲笔写了一封信，委托《希望周刊》的总编刘建华专程到静乐看望杜厚则。给杜厚则带去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杜厚则老师：
您好！
近日，我从希望周刊记者们的情况介绍中，得知您献身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默默耕耘22年，并在至今无电缺水的小山村中，带领孩子们每天清晨坚持唱国歌、升国旗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在恶劣偏僻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您带领孩子们自制国旗，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升国旗、唱国歌，使同学们从小便接受良好的受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对祖国、对民族的神圣感和使命感，这是非常有远见的，难能可贵的，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从事青少年工作多年，对这项事业始终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你我作为共产党员，对于下一代的成长，尤其是贫困山区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一样的责任和义务，今年，恰逢《国旗法》施行5周年，为了规范国旗的标准，我谨以个人的名义，用我自己的稿费，为土岭小学购置一面国旗、一台收录机以及国歌磁带、电池等，委托希望周刊总编辑刘建华同志转送你们，以表达我对这项活动的支持和对你的敬意。同时希望升国旗、唱国歌这一活动能永远坚持下去。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
并祝全体同学学习进步！
共产党员支树平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晚
一位默默无闻的民办老师，钻在深山老沟里，能让省委组织部长如此尊敬，张口一个“您”，闭口一个“您”，可见杜厚则当时如何了得。
在西八县中，静乐紧邻忻州市，一过与忻州的交界，山就明显地多了起来。如果坐在飞机上看，一定峰峦如聚：1950多座山峰连绵起伏，6300多条沟壑纵横交错。在205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着14个乡镇，381个行政村，450个自然村，养育着16.2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13.9万，占全县总人口的86%。一座座大山，一片片田野，在寒冷横行的初春，呈现的仍是秋冬不尽的荒凉。
但是透过荒凉，这里曾“金鹅泊水，泽布六社”，在水草丰茂的汾河两岸，生活着笨重的大象，悠闲的三趾马，还有矫健的梅花鹿。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是三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杨仲建与德国考古学家德日进，在兵荒马乱中曾来静乐考察。至今保存的风神山、石房子山古文化遗址，无不见证着静乐往昔的祥和与美丽。
可是当祖先的一堆堆篝火，一缕缕炊烟，被烽火台上的狼烟取代时，这里就变成了战争频仍之地，从赵武灵王称雄割据，在静乐城南天柱下屯兵演武，到北魏孝文帝征战，到大唐李家父子围猎练兵，再到明朝李自成攻城略地，数不尽的战乱使往日的青山绿水，像患上天花一样变得面目全非。
静乐之所以叫静乐，便包涵了双重含义：一是家园往逝的美好，“居斯地者，则有放怀登眺、肆志徜徉、理乱不闻，其乐泄泄者矣”，故名静乐；二是战乱兵荒深重，“人民拮据焦劳，避战流离，啼饥号寒，目睹疮痍，盼宁静，求安乐，顾名思义”。
到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被静乐老百姓称为“福星”，至今提及的黄图昌出任知县时，已是不堪凄凉：“比屋尽索寞，仳离塞道路，鹄面携老幼，寤寐闻呼号。”让这位千里迢迢，来自河北大名府的老兄深感天运不济，一到任就遇上“淫雨害稼”，“七月严霜杀禾，灾重八九分”。
第二年又连续两个月淫雨不止，下得墙倒屋塌，“麦豆坏其大半”，“八月风霜，河冻成冰，秋禾尽槁”。到第三年——
家家悬磬，人人鹄面，有无衣无食冻饿而死者，有食草根木皮发肿而死者，有食糠窍麻屑结肠而死者，又有纷纷逃走，咸出口外，向大同、右卫等处觅食，或饿死于路，或抛儿于河，或卖身，或弃妻，或落水为娼。
黄图昌坐不住了，便冒着革职之险上书府院，一篇不顾避忌“呼吁之迫，详册难尽，口禀难悉”，为民请命的《条陈五年灾苦议略》，至今读来叫人潸然泪下。
“金鹅泊水，泽布六社”变成了穷山恶水，“清初原为平地者而年被冲决，多变为沙地、盐碱地，原为丘陵、坡地者而水土日有严重流失，多为沟为壑了。亩分虽有增加，而收十不当一”。
光绪三年（1886年），特大旱。
光绪四年（1878年），岁大饥，春夏之交，饿殍遍野，兼瘟疫流行，民死者无计其数。境内周洪山下前后黑庄、蔡阳等十几村，十室九空，非野死沟壑，即逃命他乡。旧糠涨价至每斗一两银。
光绪十八年（1892年），汾水大涨，淹没两岸民田无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大旱。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瘟疫流行，死者甚多，县内万户萧条，路断人稀。
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之官府的苛捐杂税，酷吏的巧取豪夺，静乐的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在生死路上——
百钱卖一儿，
千钱卖一女，
小者五六岁，
大者三尺许。
十十五五沿堤来，
彳彳亍亍黄尘霾。
由于人口大量流失，清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最少时，全县仅剩下18015口人。到处是狐兔出没的村落，到处是蒿草疯长的田园，经济社会发展陷入萧条，贫穷像瘟疫一样蔓延。到20世纪解放初期，全县的私营商业只有可怜巴巴的112户，从业人员187人，经营资本56.8万元，比不上一个繁华热闹的村镇。
经济贫困，再加上后来的战争，使教育也遭受荒芜。1950年全县663个自然村，仅有165所小学，有55%的儿童上不了学。在广大农村，像流失的水土一样，一抓一大把瞎汉。据1942年晋西北行署《工作通讯》记载，当时静乐有24名村长，初小、高小文化程度的各1人，加起来占8.33%；粗通文字的14人，占58.33%；文盲的8人，占33.33%。
静地乐土成了千年梦想，一代一代静乐子孙都盼望梦想成真，盼望皇天厚土不再焦苦，可是盼得眼干了，盼得人成了山圪梁梁上的一棵树，驼背的日月也挺不起头来。
翻开历史的新篇章
静乐是地道的革命老区，贺龙、关向应、王震、余秋里等老一辈革命家曾转战于此。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陈伯达，也在静乐呆过。抗战期间，静乐发生过的战斗上千次，在一些老村老舍的墙头上，至今还能看到残留的抗日标语。
据统计，日军占领静乐期间，制造惨案20多起。屠杀干部700余人，屠杀群众926人；抓捕老百姓1450多人，被逼外逃和下落不明的860多人，拷打致残的250人。烧毁房屋10000余间，抢粮、烧粮30余万石；抢走、屠杀大牲畜6万余头，猪、羊、家禽15万余只（头）；毁坏家什、农具数万件。520多家商铺作坊破产倒闭，成百上千家老百姓断门绝户。
学校更是遭殃，仅1940年一次大扫荡，就有31所学校被烧，全部学校停课。1940年秋天，虽经边区政府努力恢复，全县12932名学龄儿童，入学的也只有1461名，仍有11471名在战火中流亡。
面对日军的残暴，静乐儿女奋起抗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有13000名静乐儿女奔赴疆场，有1000多名为国捐躯，翻开整整22页的《烈士名录》，看着一个个长眠的名字，我的心都颤抖了。年仅19岁的女英雄王杨翠，被日军剥光衣服推到院子里，让狼狗活活咬死，临死还在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除了生命做出巨大的牺牲，在物质上也做出巨大牺牲。1947年4月11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东渡黄河，到了静乐西坡崖，时任静乐县委书记李国珍、县长段晋照、县武委会主任曹建芝去作工作汇报。仅1947年1至3月——
一，支前参战：全县共出动担架450副，2200多人。有815名民兵参了军，有700多名民兵开赴前线。二，支前运输：出动畜力720多头，运粮43000多斤，运草10万多斤，运煤炭30多万斤。转运军装5000余套，军鞋9000余双。各种炮弹25000余发，手榴弹20000余颗，子弹10万余发，长短枪1700余支。三，养护伤员：全县从前线接回伤员1986名，其中800多名送往任家村医院，900多名送往五家庄医院，280名送往赤泥洼医院。四，设立兵站：全县共设立临时兵站5个。兵站筹集粮食8000多石，草料25万多斤，款项2000多元，军鞋4000余双，子弹袋3000余条，米袋2000余条。
这仅仅是3个月的时间，如果把8年抗战和4年解放战争累计起来，该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做出的该是多大奉献呵？
在静乐的优秀儿女当中，影响最大的是高君宇。高君宇是静乐峰岭底村人，在短暂的29年中，不仅留下了辉煌的人生足迹，也留下了动人的爱情故事。1971年，峰岭底村划归娄烦县，但是在静乐人民心中，高君宇仍是静乐的儿子，仍是静乐的骄傲。每当清明节来临，总会有人前去凭吊，触摸他的墓碑，触摸他墓碑上的那首诗：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
正是高君宇他们的“如闪电之耀亮”，换来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换来了家乡的解放。1945年9月12日，中秋节到来的时候，静乐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终于获得新生，获得解放。千年的梦想不再是画饼充饥，驼背的日月开始挺起头颅。
由于高君宇他们的血熔铸的是镰刀斧头，由于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从那一天起，在静乐老百姓心中，不管岁月如何风云变幻，共产党都是至高无上的。正像一首歌唱的：
共产党就像亲爹娘，
分给咱土地分给房。
灯笼笼甜瓜沙了个沙，
至死也忘不了共产党。
像这样的歌曲，在静乐有许多，被小米饭养育着，仍在老百姓的口头传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静乐揭开了天翻地覆的一页，从土地改革运动到后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发展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七五”到“八五”计划期间，年均粮食总产2677.8万公斤，比“一五”到“二五”期间年均数增长30.6%。农村经济已打破单一种养形式，产业领域拓宽，产业结构优化，并由传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静乐工业历史上仅有一些个体手工业和小煤窑，50年代后期开始兴办国营集体企业，70年代发展地方五小工业，80年代以来，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工业和加工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迅猛增加，逐步形成了以煤、焦、电为骨干的系列化地方工业体系，并在县域经济中处于重要的支柱地位。1995年，全县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40户，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575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5.5%，比1957年增长24.7倍，比1978年增长3.5倍。1953年，全县仅有个体私营商户197户，从业人员326人。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所有制商业迅猛增加，到1995年，全县个体私营商业1410户，从业人员2066人，国营、集体和供销合作商业有15个公司，112个门店，1300余名职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998万元。地方财政收入528万元。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95年干部职工人均工资3149元，比1978年增长6倍。全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也由70年代的二三十元上升到1995年的361元。1985年以来，群众吃、穿、住的水平明显提高，彻底告别了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的历史，绝大多数家庭有余粮，有存款，盖新房，起新宅，多数人衣着整洁时尚，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已经普及，冰箱、彩电、洗衣机、沙发、立柜、写字台等现代家电、家具也进入广大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12平方米，比70年代增加2倍以上。基础设施建设在50年代初基本还是一片空白，经过40余年建设发展，到1995年，拥有过境干线沥青公路3条116公里，县乡公路12条，乡村公路180条，通车里程403村775公里。电力设施有10千伏输电线路13条535公里，全县通电村占到66.8%。邮电通讯共有邮路31条1394公里，电话线路19条1168.5公里。1990年以来长途电话和县城电话改装为程控电话，并与全区联网。
社会事业，进步明显。1950年，全县663个自然村仅有小学165所，教职工240余名，学龄儿童入学率45%。到1995年，全县450个自然村拥有小学432所，初中20所，高中1所，教师1590人，在校生总数32741人。45年累计培养初中毕业生4万余人，高中毕业生8600余人，向大中专输送人才3300余人。80年代以来，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教育，累计培养各类人才5500余人，1995年实现基本无盲县。医疗卫生1995年拥有各类机构282个，其中县级医院2座，乡（镇）医院22所，农村医疗点218个，医护人员947人，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状况改变，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上述两段是我经过删节，摘自《静乐县志·概述》的文字。
《概述》的时间截至1995年。而1995年以后，静乐的发展变化更是巨大，许多10多年前还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转眼就不稀罕了。什么电视电话，什么手机电脑，即使昔日想都不敢想的小汽车，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老百姓家。
静乐翻天覆地的变化，凝聚着静乐儿女的汗水，也凝聚着每一位外来工作者的汗水，他们有历任外来的县委书记、县长，也有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扶贫工作队，一批批扶贫志愿者。
1997年5月，从文化部下来挂职扶贫的县委副书记王树峰，把静乐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为静乐所办的实事好事，随便叫一个静乐领导，就能扳着指头数出一大堆来。光说学校，经他牵线搭桥，就建起3所。一所是日本友人东洲先生援建的，两所是香港黄远平先生援建的。从1999年和2000年，在他的奔走之下，静乐的民办教师两次得到中华慈善总会和世界宣明会“烛光工程”的救助，第一次救助328名，第二次救助218名，每次每个民办教师救助500元。一位民办老师拿到钱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拉着王树峰的手说：
王书记，我感谢您呵，感谢烛光工程！
为了给静乐尽一把力，王树峰可谓殚思竭虑，把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在赤泥洼下乡时，他看到有的孩子大冬天穿着破棉鞋上学，就恳请“烛光工程”秘书长王晓俐资助5万块钱，为全县的贫困小学生每人买了一双棉鞋。2001年，王树峰挂职扶贫期满，即将离开静乐时，又通过“烛光工程”办室，联系到了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吴小莉，将“吴小莉图书室”落户康家会中学，捐赠图书2万册。临走的时候，他又为静乐的民办教师争取到两个“TCL烛光之旅”名额，安排两位民办教师到深圳、珠海、惠州等地旅游。让两位长期呆在深山老沟里的老师，走出去见识一下大世界，感受一下祖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由扶贫一年到四年，王树峰被静乐一再挽留，延长扶贫期限。2001年4月他要走时，县里专门召集四大班子领导、县直机关负责人、各乡镇负责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中，将一本“静乐荣誉公民”证书和一个牌匾赠给他。牌匾上写着：
“光彩人生，扶贫楷模”。
王树峰虽然走了，但和所有在静乐工作过的人一样，他们仍情系这片土地，仍关注着这片土地。一位曾在静乐工作过5年的老县长，离任后深情地写道：
静乐好，
风景最宜人，
汾水常流春常在，
天柱永秀福永存。
谁不颂地灵。
静乐好，
人民素勤劳，
铁臂摇落恓惶侣，
春风吹开富裕道。
农家乐逍遥。
“1996年3月8日”的祭奠
到达静乐，临进县城的时候，会看到一座巨大的牌楼，与2004年建成的汾河大桥，与坐落在岑山上的文峰塔，是静乐县城的标志。牌楼横跨马路，一面写着“鹅城”，一面写着“静地乐土”。
前面说过，静地乐土是静乐老百姓的千年梦想，在为梦想前赴后继的身影中，始终都有教师的身影。他们位卑而不敢忘国之忧，为静乐的解放同样经受过战火，为静乐的发展同样付出过汗水。在《静乐县志·人物传记》中，100多位古今人物，我数了一下，就有20多位当过教师，或者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
赵明厚就是其中一位，在简陋的讲台上“春蚕”一生，直到1995年1月17日倒下。和杜厚则一样，赵明厚最初也是一位民办教师，1978年才转正。民办教师如今已经不存在，但曾经是一个非常辛酸的群体，远比不上公办教师，是“老九之中的老九”。公办教师喝“稀粥”，他们喝“糊糊”。
静乐的民办教师建国初就有了。挣工资最少的时候是1953年，一个民办教师平均每月挣10万元，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也就是说每月挣10块钱。挣的最多的时候是1998年，一个民办教师平均每月挣163元。从1953年到1998年，静乐的民办教师工资，46年中先后增加过10次，但是最终也没超过200块钱，不够现在一条“芙蓉王”的烟钱。
民办教师所经历的辛酸，赵明厚都经历过，许多民办教师因为辛酸不干了，但是他坚守了下来。
赵明厚1964年就当了民办教师，1971年被调到杜家村镇大开化村任教。大开化村山高沟深，是一个又穷又小的村子，就像当地一首歌谣描述的：
山是和尚头，
沟里没水流。
三年两头旱，
十年九不收。
一个又穷又小的村子，却有着一个非常阔绰的名字，简直就是一个捉弄人的玩笑。全村40多口人，别说“大开化”了，连“小开化”也谈不上，想找个会计都找不出来，平时记账只能在石板上画道道。画个“一”就是个一，画个“二”就是个二，一块石板画不下了，再画另一块石板。由于太穷太落后，老师们来一个走一个，来一对走一双，孩子们不想上学罢了，要想上，就得翻山越岭到外村去上。
赵明厚是1971年秋天到大开化的，当时学校之简陋，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仅有的一间教室还四处透风，风从一头的窟窿钻进来，从另一头的窟窿钻出去，如入无人之境。可看着一个个孩子，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赵明厚还是把被卷儿一丢，留了下来。在破旧的教室里，与六七个孩子一道，开始了“炕上睡觉，炕下上课”的生活。每天吃喝拉撒睡都管，跟娘老子一样。
从1971年到1977年，在大开化村的7年中，赵明厚一共送走4届9名学生，其中2名初中毕业，3名高中毕业，4名中师、中专毕业，使大开化村终于“开化”了，结束了全村找不出一个会计，记账靠石板上画道道的历史。
1978年，赵明厚由于教学成绩突出破格转正，成为一名公办教师，被调到静乐新建小学任教。由小山村到县城，由六七个孩子到50多个学生，由“复式教学”到“单式教学”，赵明厚从生活到工作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巨大的。为了适应这种改变，为了教好学生，赵明厚一切从头学起，钻研了“汉语拼音直呼教学法”、“回环教学法”等一系列先进的小学教学法，然后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教’、‘交’识字教学法”，在全县小学教师中推广。1986年，在晋西北静乐、宁武、神池、岢岚4县的观摩教学比赛中，赵明厚以自己独特过硬的教法，赢得了100多名参赛高手的好评。
参加晋西北4县观摩教学比赛的时候，赵明厚已经又调到了另一个地方，那就是他的家乡史家沟村。
在此之前，也就是1980年，村支书几次到新建小学找他，想叫他回去教书，让村里的孩子多识几个字，多考几个学校。从村里到县城，往返一次要走140多里的山路，走得人筋疲力尽，脚底穿泡。他知道那份辛苦，看着村支书一次次来，一头汗一头水的，便答应了：
城里的娃们需要我，咱村里的娃们更需要我，你就再不用跑了，我回去就是了。
回到村里后，赵明厚一教就是10年，10年中他没有辜负村支书的希望，把学生教得响当当，学习成绩在学区遥遥领先，有两次统考位居全县榜首。10年中，他在村里送走两个毕业班，55名学生，其中30名后来考上了中专，有2名考上了大学。在村里教书的时候，土地已经下户，实在忙不过来，他就舍地保学生，他说：
地荒了是一年的事，娃们荒了是一辈子的事。
结果光景过得比别人差下一大截。村里好多人盖起了新房子，他不仅盖不起新房子，连平时过日子还得靠借债，一到年关别人家忙年货，他却忙着还债。1992年，父亲在外地去世后，他连最贱的35块钱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只买了一个2块钱的红布袋，从火葬场装上父亲的骨灰，把父亲带回了静乐。
在回静乐的路上，坐着吭吭咔咔的大轿子车，赵明厚怀里抱着父亲的骨灰，把脸转向车窗外，一路不住地落泪。
可是对学生，赵明厚再困难也舍得，冬天教室缺了取暖的煤，他就把自己家的煤背去。学生上课需要字典，家里又给买不起，他就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给学生每人买了一本《新华字典》。看似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像拔头发一样，把赵明厚一根根地拔光了。
1989年，赵明厚离开家乡史家沟村，应聘到改革试点学校任家庄小学任教。这时，赵明厚已积劳成疾，像一架浑身毛病的机器，特别是心脏病一天天加重，但他仍旧孜孜不倦地工作，没有请过一天假。所代课程，全县统考第一。
对于赵明厚最后的日子，在他1996年去世后，新华社《每日电讯》是这样报道的（摘录）：
为了山里娃的明天
——记山西省优秀教师赵明厚
“懦夫的反义词是勇士。”说完，他转过身去，想在黑板上写下这几个字。突然，他一下摔倒在讲台上，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
山西静乐县任家村小学教师赵明厚，为了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燃尽了生命的蜡烛。
（一）
1995年冬，是赵明厚老师一生最难熬的一个冬天。
一日，静乐县教育局通知，为照顾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赵明厚，决定调他离开已任教7年的任家村，到学区任扫盲校长。
赵明厚却放心不下他的学生，一边负责扫盲工作，一边继续在学校教课。
刚当上扫盲校长，就赶上了全县“高标准扫盲”进入高峰，学区内1万多人的21种表格需要赵明厚和助手两个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清查填写。一边是紧张的教学，一边是繁重的扫盲，对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赵明厚似乎从未想过。
过度的劳累，加上高原地区凛冽寒风的刺激，赵明厚整天咳个不停。从办公室到教室，不足30米，他却必须戴口罩。有时咳得难受，他只好在怀里抱个枕头，趴在桌子上批改作业。1月17日上午，赵明厚脸色泛黑，戴着口罩走上了讲台：“孩子们，老师今天身体不好，只能坐着给你们讲课了。”十几个孩子懂事地点点头。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赵老师给他们讲的最后一课。
“赵老师摔倒在讲台上了！”闻讯而来的人们呼唤着、哭泣着把赵老师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刚苏醒的赵老师不为自己的病痛担心，却为自己没能给学生上完课难过：“这届学生就要毕业了，我怎么这么不顶用？”
3月8日，51岁的赵明厚老师永远离开了他的讲台，他的学生。
除了新华社《每日电讯》，《忻州日报》、《山西教育报》、《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也作了报道，向这位优秀的人民教师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悼。赵明厚去世后，静乐县教育局、静乐县委、县政府和忻州地区（当时还未改市）教育局、忻州地委、行署，相继作出了《向赵明厚同志学习的决定》。静乐还组织了事迹报告团，在县内外巡回演讲13场，场场爆满，场场充满哭泣之声。
1996年3月29日，在春寒乍冷的史家沟村，静乐县委、县政府为赵明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有学生、老师、群众、干部，近3000人参加了追悼会，与他们可敬的老师作最后的告别。时任静乐县委书记李高山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
赵明厚同志的一生是清贫的一生，也是富有的一生，是平常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奉献的一生。30多年来，他为培养下一代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寰，走一处，红一方，到一处，带一片，以其崇高的心志与言行塑造了一尊人民教师的高大形象。
追悼会后，李高山带着县长助理肖斌俊、教育局长张成亮，又上北京向中宣部、国家教委汇报了赵明厚的事迹。一个普通的山区教师倒下，能惊动千里之外的皇城根儿，足见赵明厚超越普通的伟大。
1997年，由文化部捐款与村里集资兴建的，以其名字命名的明厚希望小学，在史家沟村建成。让史家沟的后辈子孙，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在琅琅书声中，永远记住赵明厚这个名字，永远记住他们村里曾有过一位可歌可泣的好老师。
到静乐后，我从朋友送我的一本《静乐改革开放30年概览》上，见到了赵明厚的照片：朴素的衣着，一脸的清癯，慈祥中透着一丝疲倦，透着一丝微笑，好像仍在面对着他的学生。
我想，如果赵明厚在天有灵，得知他的家乡盖起了新学校，得知今天孩子们每人每天吃上了一颗鸡蛋，一定欣慰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