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乐是他的第二故乡
到达静乐的第三天傍晚，一场大雪跟踪而至。
站在静乐宾馆三楼的窗前望去，纷纷扬扬的雪花，弥漫了远山近岭，弥漫了房屋街道。像在接受一种庄严的仪式，静乐县城变得一派祥和，祥和中透着一种远离尘嚣的恬静，这时，你才明显地感到它是一座山城。傍城而过的汾河，除了隐约的河堤和沿河依稀的树木，在大雪覆盖之下，已和周围的田野无所区分了。
大雪中的静乐县城很美，美得像它的那个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一只金鹅从南方飞来，在城上空盘旋三匝后，落在了县城东北的岑山上。一时间百鸟朝歌，鲜花烂漫。能被金鹅看上眼的地方，自是风水宝地，从此静乐县城又多了一个名字：鹅城。
雪下得无法出去，我就呆在房间里整理采访笔记，翻阅朋友杜锁清送来的资料。杜锁清是静乐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天天跟文件材料打交道，对县里的情况很熟悉，县委办公室的材料，许多是他拿出来的。我也干过秘书，知道那营生的辛苦，常为写好一个材料，一熬一个通宵。他也曾是一名教师，对一颗鸡蛋工程有着别样感受，为一颗鸡蛋工程的启动、实施，做过不少文字工作。
杜锁清送来的一大摞资料，让我走进了静乐的历史，走进了静乐的现实。看到1945年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静乐跟过去相比，不愧那位老县长写的“静乐好”，但是离真正的好，离老百姓丰衣足食，离静地乐土的梦想，还有一大截距离。
我从材料中看到一个数字：从1953年到1995年，静乐43年的财政收入加起来都不过亿，只有7574.95万元，不及一个强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全靠国家财政补贴，43年中共吃掉国家补贴24645.86万元。就像《静乐县志》序言中写的：“仍以贫困闻名遐迩，仍以发展滞后令人兴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书东来了，时间是2004年7月。当然，2004年的静乐要比1995年好多了，财政收入8045万元，超过了1953年到1995年的总和。在一份材料中，我看到了对他的描述：“个子不高，很和善，总像是在思考什么，给人的感觉像个教师、学者”。跟真实的王书东无二。我也看到了他的简历——
1960年生，山西五台人
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1978年山西忻州市小豆罗村插队
1978年-198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
1982年-1990年任忻州地委政研室干事、副科长、科长
1990年-1993年任忻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3年-2001年任中共偏关县委副书记
2001年2月公开选拔为代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4年7月任中共静乐县委书记
从简历中可以看出，赵明厚当教师的时候，王书东还在忻州地委大院内辛苦呢。他后来从副职到一把手，是从2001年起步的。那一年王书东好运当头，凭着笔试、面试第一，考察组打分第一的成绩，从偏关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被公开选拔为代县县长，在代县干了将近4年后，现在又调到了静乐。
静乐对王书东来说，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他外祖父是静乐人，他自幼跟随外祖父苏明河生活，直到八九岁才离开，对静乐的一草一木比他老家五台都熟悉。在他的情感中，静乐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能来静乐担任县委书记，他感到很幸运。可以说没有静乐，就没有他充实的童年，是静乐养育了他的童年。
外祖父苏明河，如今虽已不在，但怀念如故。上世纪三四十代，外祖父就登上三尺讲台，从一个乡村辗转到另一个乡村，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像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投身教育，把一生的心血，一生的爱献给了乡村，献给了乡村的孩子，教出的学生数以千计。
外祖父的认识简单而朴素：
“国若兴，必贵师重教；国若败，必轻师贱教。”
外祖父的言传身教，给王书东留下了深刻影响，使他受益匪浅，也使他对教育产生了特殊的情感，每到一地当官总不忘教育，每到一处下乡总要去学校看看。正是因为这点，无论在代县担任县长，还是来静乐担任县委书记，他都重视教育工作。也正是因为这点，他到静乐后才有了后来的两大工程：
一个是助学工程，一个是一颗鸡蛋工程。
踏着童年的足迹而来，让王书东感到幸运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压力，因为在静乐他面对的毕竟不一般。静乐有句串话叫人生三尊：“先生，舅舅，老房东。”在三尊之一的舅舅门上做官，他官再大也是个“外甥”，要把这“外甥”当好，他必须踏踏实实地来，不搞花架子，不搞政绩工程，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
王书东的踏实来自他的经历，从小在农村生活，70年代在忻州小豆罗村插队，90年代又在忻州市最偏远的，号称“半壁孤山水一湾”的偏关县工作，而且一呆就是8年。像爬五台山的黛螺顶，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王书东，深知踏实的重要性，深知基层的重要性。在他眼中，踏实就是基层，就是基层工作，就是为官的本事。
于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步，王书东就从基层开始了，两条腿加上四个车轱辘，跑了一个乡接着一个乡，跑了一个村接着一个村。许多乡许多村，他闭上眼都知道，谁家的门朝东开，谁家的门朝西开，家里有几个娃上学，有几个娃在外打工。
比如赤泥洼的老羊倌杨三拴，王书东跑得都成了朋友，对杨家的情况了如指掌。杨三拴的父亲在抗战时，曾用高利贷贷来的175块大洋，从当地汉奸手中救过7名共产党员。为了感谢救命之恩，7名共产党员被救出来后，送给杨父一张毛主席绣像。那绣像很珍贵，据说是上海国棉职工精心绣制的。后来，杨三拴因为放羊的事情，与赤泥洼乡政府打起了官司，打得“炮火连天”。
可是，打来打去也没打下个结果，还停留在“拉锯战”上。杨三拴就带着父亲留下的那张毛主席绣像天天告状，从县里告到省里，又从省里告到中央，一告就是12年。告得羊不放了，地也荒了，成了远近闻名的上访户。
王书东到静乐后，得知杨三拴的情况，就三次登门拜访。老头儿脾气很倔，再加上积攒了12年的气，起初根本不买账，管你什么县委书记，天王老子也不认，一张嘴能把人呛到墙根底。但是经过三次拜访，老头儿的疙瘩终于解开了，接受了王书东的调解，不再告状。乡政府补偿了他6000元羊工钱，县里又扶持他发展养羊。老头儿是放羊的把式，鞭子一扬，就像招呼千军万马。现在，羊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只，由远近闻名的上访户，变成了养羊专业户。
事情解决的当天，老头儿特高兴，上街买回几瓶“杏彤红”，与王书东和一同前来的乡干部，破天荒地喝了一顿酒。过了两天，又进城扯了几尺红布，找人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县委：
“真服务排忧解难，建和谐关爱民生。”
在静乐下乡，并不像在平川县下乡，司机只要加加油门，就能赶出路来。静乐86%的地方是山区、丘陵，清朝的张彦绅出任静乐知县时，曾感叹：“从来巴蜀称天险，不比娄烦道路难。”其时的娄烦属于静乐，写娄烦也就是写静乐。在堪比“巴蜀”的静乐下乡，有时跑一个乡跑一个村，不知要翻多少山头，才能在山窝窝里见到要去的小山村。
一杆电视天线高挑着，两三缕炊烟飘在屋顶上，寂静中传出几声鸡叫，几声苍凉的驴叫，把山野扯开一道口子。
有时一天跑下来很辛苦，但是不管咋辛苦，王书东晚上回到县里总要学习，对一天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从在偏关当县委副书记就开始了，常常一熬一个大半夜，又特别爱抽烟，抽得满屋尼古丁的气味。经过调查了解，王书东对静乐的现状便有了全面掌握，他将其归纳为四大特点：
一是基础脆弱，发展滞后。1986年被国务院首批确定为贫困县，是全省贫困县中的10个特困县之一。2000年全县财政收入仅151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880元。2001年被继续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截至2007年，全县仍有6.8万贫困人口，占到了农业人口的一半，其中5万人为低收入人口（688元—944元），1.8万人为未解决温饱人口（688元以下）。
二是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全县初步探明各种矿藏近20种，其中煤炭资源储量最大，含煤面积1000平方公里，储量100亿吨以上。静乐国土面积居忻州全市第四、西八县之首，人均国土面积近20亩，是全国人均12亩的1.7倍。境内以汾河、东碾河、鸣河为主的八大河流呈网状分布，汾河纵贯境内40公里。全县拥有地表水3亿立方米，地下水30米以内含量2亿立方米，总体上属晋西北黄土丘陵区典型的富水区域，但是，部分山区乡镇吃水仍很困难。
三是区位独特，优势明显。县境北靠管涔山与宁武、岢岚毗连，南沿汾河与娄烦、古交相接，东依云中山与忻州、阳曲接壤，西以吕梁山余脉与岚县紧邻，是省城太原连接晋西北的交通要道。县城离忻州89公里，距太原91公里，处在省城经济辐射圈内。2007年宁静铁路即将开通，太古岚线也将上马，忻保高速开工在即，这些工程完工以后，静乐将成为晋西北的交通枢纽。
四是历史悠久，传统光荣。静乐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存，西汉置县取名汾阳，隋大业四年（608年）改称静乐。静乐又是革命老区，是中共早期党员、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的故乡。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首战就在静乐的康家会打响。仅抗日战争时期，载入史册的革命烈士就有1000多名。
静乐的现状告诉王书东，静乐有诸多优势，这些年取得的成就也不小，但是还不行，家底子很薄。别说放在全市、全省、全国比了，就是跟同属西八县的河曲、保德、宁武相比，也差距很大。
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在西八县静乐人口最多，可在校学生数远不及十来万人的五寨、岢岚等县。2000年前后，全县每年应届小学生3200名左右，但是，能完成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的仅2800名，能升入初中的不到2500名。全县每年初中毕业生1600名左右，而能升入高中的仅500名。
当时，学校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初一招学生，初二少学生，初三缺学生。”
面对这种状况，王书东来之前，静乐的领导就付出不少努力。早在2001年，县里就出台了《静乐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三年攻坚规划》和《静乐县2001年-201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按照这两个规划，县财政的教育拨款每年都在增加，从2000年的1356万元，迅速增加到了2004年的3182万元。
2002年，县里又出台了《关于激活教师人才资源，提高教师待遇的决定》，由县长亲自挂帅，成立了静乐教育奖励基金委员会，设立了全面覆盖教育的“六奖一金”：
1，园丁奖：用于奖励全县中小学模范教师；
2，功臣奖：用于奖励全县中小学优秀校长；
3，摇篮奖：用于奖励成绩显著的中小学或优秀办学企业；
4，状元奖：用于奖励当年中、高考成绩优异者；
5，花蕾奖：用于资助全县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
6，完成高考目标责任制奖：用于奖励完成县人民政府制定的高考目标责任制的中学；
7，济困助学金：用于救助因贫困失学和家庭困难的大、中、小学生。
并且规定：（一）按全县教师总量2%评出的模范教师，每月享受津贴幼儿教师30元、小学教师50元、初中教师80元、高中教师100元。被评为市级以上的先进教育工作者，每月享受津贴国模100元、省模80元、市模50元。（二）对师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经考试合格后，优先安排到高中任教，取消见习期，按定级标准发给工资，并享受3000元安家费。（三）鼓励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生报考师范院校，本科生每年发给1000元生活补助金。
奖励基金设立当年，就重奖“园丁”50名，“功臣”10名，“状元”10名，“摇篮奖”获得者10名，“完成高考目标责任制奖”获得者2名。并救助一批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
这几年，已累计发放奖励基金一百大几十万。
但是努力归努力，静乐的教育还是疲牛拉车，赶不上趟，原本1999年就应完成的“普九”任务，被迫推迟到2005年，一推就是五六年。尤其是后来走访学校，王书东看到不少农村孩子一年到头，连鸡蛋和肉都吃不上，长得瘦猴子似的，就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
方方面面的压力，让王书东感到了不易：历届领导不易，自己不易，要想在静乐做点事，把静乐的教育办好，让静乐后继有人，当好他这个“外甥”，不付出一头汗水是不行的……
让羊群里的歌声飞进课堂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感到一阵轻松。在此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就是静乐的教育发展，为啥长期落后与滞后，而走不出困境呢？后来，我下了一个星期的功夫，把静乐的历史像煎饼一样，里外“烤”了一下，发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长期贫困，心有余力不足；二是抗战期间，日军的烧杀破坏；三是十年“文革”，彻头彻尾的蹂躏。
十年“文革”，使静乐的教育遭受重创，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遍体鳞伤，身心俱疲。全县教师，被逼供自杀的11人、伤残的68人，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8人、入狱的58人、开除的9人、执行死刑的2人，有100多名教师挨斗。但恶梦过后，许多老师为了静乐的明天，为了静乐后继有人，仍一如既往地献身教育。
最典型的就是苏化南老师。1924年从教，1984年去世，把一生献给了静乐的教育事业，教出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是静乐名垂青史的好老师。上世纪50年代，担任静乐中学校长期间，苏化南经过8年努力，使学校的面貌大变样，由3个班，100多名学生，增加到24个班，1000多名学生。1957年，县里推选他当副县长，他都不干，理由是：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花园宝库，人们尊称我为老师，是最光荣的称呼，是敬爱中含有感情的称呼。假若称我为书记、县长，那就成了官职的称道，对我来说执教胜于为官。
1968年，苏老师被打成“三特分子”，坐监狱，蹲牛棚长达7年之久。1979年平反后，他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教育，不顾七十高龄，又挑起静乐中学副校长的担子，为学校平复“文革”创伤，恢复教学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苏老师曾作诗自勉道：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老牛珍惜桑榆晚，
不待扬鞭自奋蹄。
正是苏化南，还有赵明厚这些虽死犹生，以及像他们一样的“老牛”，从过去到现在，支撑着静乐校园的琅琅书声，支撑着静乐教育的未来。但是，静乐的教育要发展，关键还得靠政府，否则一个赵明厚倒下，两个赵明厚倒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2004年7月，王书东一上任，就遇上当头一炮，文教体育局局长向他汇报，说静乐的“普九”进入最后一年，但与“普九”的要求还差距甚远，最大的难题是贫困生多，失学生多。当时，全县中小学有特困生2140名，其中小学1442名，初中700名。这些特困生因为“特困”，随时都有可能失学，变成失学生。再就是，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失学592名，初中适龄少年失学107名。如果特困生保不住，失学生又不能重返校园，“普九”就肯定过不了关，望洋兴叹。
前面已说过，静乐“普九”在1999年就应该完成，但是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推迟到了2005年。假如这次还完不成，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
听取文教体育局局长的汇报后，王书东就下乡走访，在走访中他发现，贫困生和失学生有90%是农村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是家穷，一个穷字断了孩子的学业，一个穷字断了孩子的前途。好多孩子想上学，好多家长也愿意叫孩子上学，可就是拿不出钱来呵，让孩子上不成学。
看着唉声叹气的家长，看着那些眼巴巴的孩子，王书东深感忧虑——
农民子女是农村的未来，多一名失学儿童，将来就有可能多一个特困户，多救助一名失学儿童，将来农村就多了一份希望。我们对待失学儿童，应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平时只要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次酒，就能满足一个贫困孩子重返校园的渴望。让每一个贫困孩子享受公平的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为政者的责任，特别是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
那么多的贫困生、失学生，就像地里的青苗，如果再不呵护，很快就要荒了。春天荒下一茬，秋后就荒掉一代。
早在14年前，1990年，团中央发起的希望工程就开始关注静乐的贫困孩子，从1990年到2000年，先后救助4322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但是由于穷根斩不断，救助了一茬又一茬。
于是，在县委、县政府的主持下，静乐出台了《关于在全县实施助学工程的意见》，通过对贫困生的大面积救助，使全县3000多名贫困学生，不再为交不起学杂费、书本费、伙食费而发愁，或被拒之校门外。在这次救助中，全县副科以上干部结对救助594名，社会各界结对救助66名，一共结对救助贫困学生660名。其中王书东救助了5名贫困生，原县长贾玉文救助了4名贫困生。
在救助过程中，从普通老百姓到机关干部，参与热情之高，行动之积极，可以说是空前的。中庄乡，在助学工程动员会上，包乡领导和乡干部一次捐款10850元，包乡单位县煤销公司一次捐款10000元。县进修校校长李拴奎，不仅发动学校的老师捐款，还动员自己的弟弟妹妹捐款，将一家子捐下的4500块钱，资助了周芸、周娟、杜艳花3名贫困大学生。
——2004年，全县发放保学金104260元，资助贫困生1181名，其中小学生755名，初中生426名。并建立了贫困生制度，对贫困生实行“减、免、缓、奖”的办法，实行干部联系贫困失学儿童制度，对贫困生实行“两免一补”，使600多名失学生重返校园。
——2005年，全县争取国家投资700万元，新建12所高标准农村寄宿制学校，新增寄宿生3000多名；投资30万元，购置课桌凳4000套；投资260万元，配备小学一类仪器5套，二类仪器14套，三类仪器274套；投资140万元，购置图书和大量文体器材；投资15万元，为14所学校开通了远程教育电视接收系统，为18所学校配备了成套教学光盘。
2004年10月，静乐“普九”接受山西省政府预验收。2005年10月，接受山西省政府正式验收，并一举过关，获得高度评价。静乐“普九”之所以能过关，助学工程起了很大作用，使困扰多年的“控辍”（控制辍学）工作取得突破，使中小学生的失学率控制在了“普九”允许的范围。如果“控辍”不成，完不成这个硬性指标，保不住在校学生的“苗数”，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白搭。
助学工程，使琅琅书声不再奢侈，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课堂，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片阳光下，享受公平的教育权利，享受他们理应享受的快乐。一位老师曾作诗道：
是你
让羊群里的歌声
飞进课堂
是你
让沙地上的涂鸦
化为花朵
是你
让将行未行的大学生
背起了行囊
“助学工程”
静乐人的“希望工程”
千百座倒扣的洪钟
震颤着
被爱心敲响
“助学工程”
开了一条山里最远的路
2005年“普九”过关后，王书东松了一口气，上任后遇到的教育上的第一件大事，总算在老百姓面前没有丢脸。可是，助学工程仍不能停止，还得继续抓下去，要打持久战。在“普九”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
静乐农村，静乐的经济社会发展，太缺乏、太需要人才了。而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教育的发展又关键在投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是说在嘴头上，更要落到实处。
据统计，到2007年，助学工程实施4年来，静乐先后获得资金43万多元，受助贫困学生7426名。仅此一项，就等于给静乐每户农民减轻负担22元。让唉声叹气的家长，脸上少了一丝愁云；让渴望上学的孩子，脸上多了一抹笑容。
还有，从2005年开始，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当年，静乐全县享受“两免”的中小学生有8078名，共免课本费、杂费70多万元。2006年继续扩大，增加到了12521名。“一补”，即补助贫困学生生活费。到2008年底，全县共有5720名寄宿制学生得到生活救助。截至目前——
静乐共有学校269所，其中小学254所，初中10所，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2所，教师进修校1所。共有寄宿制中小学44所，其中农村寄宿制学校38所。全县在校生34952名，其中小学生21817名，初中生8821名，普通高中生3668名，职业高中生646名。共有寄宿生8518名，其中农村学校寄宿生3818名。
水涨船高，一好百好。
由于中小学教育得到了保障，基础打扎实了，人才有后劲了，高中教育也跟着沾光：一是扩大了生源，二是提高了生源质量。2004年全县高考达线103名，首次突破百名大关，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度时期，静乐应届生的高考达线率一直是零蛋，像大饼一样挂在高考榜上，挂在学生、老师、家长心中，直到1997年才实现零的突破，考住2名应届生。
2004年之后，静乐高考达线的学生，每年都在百名以上。2005年101名，2006年129名，2007年103名，2008年104名。其中2006年最多，创下近年的一个高峰。
承载起搁浅的梦想
在静乐教育界，张俊富是个值得一说的人物。王书东跟我提起过，朋友们跟我提起过，下去采访老师们，也跟我提起过。2005年，静乐文教体育局曾下发《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向张俊富、李秀清同志学习的决定》，并组织了报告团，在全县巡回演讲5场，听演讲的教职工达2000多人次。
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是我关注的对象了。2009年3月5日下午，我在宾馆里见到了张俊富。人生得很壮实，一说话嗡嗡的，像从口袋里往出倒山药蛋，满屋子回荡。因为朋友给我联系他时，已经跟他讲了我要见他的目的，于是一见面，他就直奔主题：
唉，黄编辑不用写我了，那些事算不了啥，做就做了。再说，我也不在康中了，调到县职业中学了。
好痛快，就像侃大山一样，一下挡住了我的采访，再无法进行下去了。采访虽然泡汤了，但是我并不扫兴，因为在短暂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我同学张俊宣的哥哥。张俊宣也是静乐的好老师，兄弟俩的名声在静乐都响当当的。再就是，与张俊富一同被县里号召学习的李秀清，竟然也是我的同学，只因多年不见而忘却。
李秀清1984年忻州师范毕业后，一直当小学老师，而且越教越出名，奖状证书获得一大堆。2001年被评为山西省模范教师，2002年被评为山西省特级教师，2004年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在北京受到了胡锦涛的接见。那张照片我见了，要咋牛有咋牛，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模范教师，在人民大会堂戴着大红花，一起和国家领导人合影。除了胡锦涛，还有曾庆红、温家宝、贺国强、王岐山，羡慕得我两眼都发红。心说：
能从静乐跑进人民大会堂，有本事呵！
我实在为我的同学有张俊富这样的哥哥骄傲，我也实在为我有李秀清这样的同学自豪，他们使我的采访凭添了一份自信。于是当面没采访成张俊富，我就背后采访他，想办法把这个人“搞定”。
张俊富出名，出在他在康家会中学创办了“特困班”，是名副其实的助学工程，从2001年创办至今，救助了一大批贫困孩子，也为静乐高中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学生。
张俊富是2000年到康家会中学的。担任校长后，他发现学校的情况很糟糕，一是学生少，二是贫困学生多，三是学生成绩差。要想把学校办好，把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首先得学校有学生，不能当光杆司令；要想学校有学生，就得想办法保学生，扩大自己的队伍。因为有好多学生，由于家庭贫困，或者进不了校门，或者上着上着就流失了。这些学生的情况是——
一，失去双亲靠爷爷奶奶或亲戚抚养的；
二，失去单亲生活十分困难的；
三，父母残疾或有病丧失劳动能力的；
四，父母下岗没有再就业能力的；
五，子多成患，兄弟姐妹都上学的；
六，特别贫困的教师家庭的。
张俊富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学生的家庭收入，一年下来人均不到500元。不仅物质上欠缺，如果是单亲家庭，精神上也欠缺。可是这些贫困孩子，学习大都用功，但是又不自信，一遭受点挫折，脚下遇块石头，最大的逃避就是辍学。在生活上急需要关爱，在精神上急需要温暖，张俊富便决定创办特困班，凡是进入特困班的学生，从学费到书本费全免，让他们只管安心读书。
然而创办好创办，有的就是特困生，但是钱从哪里来？半大的小子，半大的姑娘，收留回学校来，每天总得个说法。学校仅有的那点经费，根本保证不了办班的需要，而且正常的教学班也不能不管。张俊富前思后想，也没别的好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跑，通过四处奔波，寻求各种渠道的资助。来者不拒，不管资助多少，也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哪怕帮句话也行。
主意一旦拿定，张俊富就往县里跑，往市里跑，往省里跑，只要能跑到的地方，一个也不放过。经过大半年的跑，还真起了作用，真取得了收获，而且好得出乎他的意料。这期间，新闻媒体帮了大忙，《忻州日报·教育周刊》、《山西家庭报》、《山西晚报》、《山西日报》，还有远隔千万水的《大连日报》，特别是太原电视台，对特困班进行了多次报道，并制作了片子《特困班》。
一经宣传报道，特困班就插上了翅膀，从大山里飞出去，不再是康家会中学的特困班了，不再是静乐的特困班了，成了全社会的特困班。特困班里的孩子，也成了大家的孩子，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都伸出一双关爱之手。这是一组救助特困班的数据：
2002年1月16日，山西省慈善总会捐款22000元；
2003年1月16日，静乐县民政局捐款5000元，捐赠白面5000斤；
2003年3月12日，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愉园温泉度假村捐款6000元，捐赠100多件衣物和大量学习用品；
2003年3月28日，太原警官职业学院捐款2000元，捐赠白面500斤，大米500斤，衣物283件，还有部分体育器材；
2003年5月7日，美国惠黎基金会捐款50000元，在康中修建“可持续助学苗圃”；
2003年6月5日，山西省文明办捐款10000元，捐赠彩电一台，DVD一台；
2003年9月15日，忻州电业局捐款5600元；
2003年12月，静乐县交警大队捐赠煤炭20吨；
2003年12月，山西省慈善总会再次捐款6000元，捐赠衣物1000多件；
2004年1月，小读者杂志社捐款20000元；
2004年2月，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愉园温泉度假村，再次捐款3000元，捐赠衬衫103件，被套30件，枕巾15件；
2004年6月，太原警官职业学院再次捐款2000元，捐赠电脑5台，作业本、衣物等1000多件；
2004年7月，太原方园图书城捐赠价值40000元的图书；
2004年8月，中山完美公司在康中创办“完美班”，全班55名贫困生的上学费用全部由完美公司承担。
特困班从创办一开始，静乐县委、县政府就给予了支持，创办没多久，县财政就给下拨5000元烤火费。县里的历任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都到康中看望过特困班，并且捐款捐物。
2004年7月，王书东到静乐不久，就听说了特困班的事，便亲自到康家会中学看望。对张俊富说，办特困班高瞻远瞩，你给静乐教育办了一件大事，办了一件好事。对娃们好，对农民好，对静乐好，不管遇到啥困难，一定要坚持办下去。之后，2004年9月，王书东在全县的教师节大会上又讲：
对失学孩子和特困家庭，需要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县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关心，需要全县干部群众扶持，需要社会各界倾情帮助，只有这样才能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让特困家庭的孩子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完成学业。
后来，一颗鸡蛋工程启动时，王书东把启动仪式选在康家会中学举行，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弘扬张俊富的精神，让张俊富的精神体现在一颗鸡蛋工程中，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关注农村的贫困孩子，关爱农村的贫困孩子。
有了县里的肯定和支持，张俊富如获“尚方宝剑”，办特困班的信心越来越大，名声也越来越大，张俊富的名字简直成了特困班的代号。人说张俊富“山汉成精了”，也确实成精了。2004年夏天，远在香港的凤凰电视台，也来报道了特困班的事迹。2005年“两会”期间，央视二套《小丫跑两会》栏目组，来静乐对张俊富和文教体育局局长高俊寿进行了采访。2006年4月，央视少儿频道在静乐举办了“情系山里娃·大手牵小手，走进静乐”的大型演出活动。
在媒体的宣传影响下，一位浙江企业家从南方赶来，向康家会中学一次捐款35万元，并投资30万元，以特困班为原型，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兰花花的白裙子》。一所被大山围困的中学，能搬上电影，我倒没有细查过，但在山西也恐怕是少有的。
由于篇幅所限，还有许多关爱不能一一写出，比如文化部捐款30000元；比如山西省委组织部扶贫工作队捐款10000元，捐赠羽绒服20件，并为134名贫困生入了校园安全保险；比如忻州市委宣传部捐款3000元。
等等，等等。
从2001年到2006年，康家会中学共招收6届7个特困班，375名特困生。第一届特困班2004年毕业，95%的学生考上了高中，中考500分以上的10人，其中刘玉清位居全县第一，忻州第十。第二届特困班2005年毕业，中考达线80多人。第三届特困班2006年毕业，中考达线100多名。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特困班，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09年毕业，由于当时采访仓促，没来得及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也都考得不错。
特困班的创办，使张俊富为自己的教书生涯，写下极为光辉的一笔：写在静乐教育史上，写在学生和家长的心中，也写在老百姓的口碑上。现在，他虽然调离了康家会中学，但是师生念念不忘，当地老百姓念念不忘。特困班也成了静乐教育的名片，成了贫困学生的向往之处。一位特困班的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你是一只
希望的小船
承载起搁浅的梦想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乘风破浪
明天
我们会把更多的爱远扬
因为有爱的地方
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