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2年第04期
栏目：新人自荐
创作，是以真挚清澈之心与外界交融的过程。感谢《北京文学》能够让我的中篇处女作《红大衣》问世。
《红大衣》三次易主，它的款式和颜色几经改头换面，折射着大衣主人们命运的跌宕和时代的变迁。
我以红大衣为线索，以时代变迁为背景，作人性白描，尤其是“外公”和“母亲”两代人的勇气和对理想的永不放弃。
80年前，“外公”，一个东北的土财主，有一个不能被家族接受的理想：他的女儿们长大了个个都要做医生，不靠男人吃饭。他放弃了土地进城打工，将女儿们送进学校。日本鬼子的奴役，长春被围时的饥饿，都不能让他放弃理想。硝烟落处，一贫如洗的外公变卖了棉衣，将“母亲”送进医学院。
爱美的“母亲”在打工的途中对一个裙式大衣耿耿于怀。兵临城下，大衣的主人濒临饿毙，“母亲”用四斤豆子换下大衣。“四清”运动中大衣被封入箱中，“母亲”由被迫接受改造过渡到自觉的艰苦朴素。“文革”中，大衣被改成了军大衣的款式，三岁便得名“说客”的“母亲”终于缄默。她不再爱美，不再多言，她洗心革面地抛弃了她自己，却牢牢地守住了她的理想，做一个好医生。
90年代，“母亲”将大衣换成了红色的面，漂洋过海将它送给了在美国留学的女儿。
一叶知秋。
百姓蒙难的日子一定是灾难的岁月。大难临头时，人性美犹如黑暗中的烛光，微弱却烁烁耀眼。千百年来正是人性的美好之光引导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母亲是一个大家闺秀，直到80岁，仍气质非凡。
母亲小时，五代同堂，家规极严。
外公是个高大彪悍的东北大汉，不到30岁就是庞大家族中的主事人；母亲三岁时就得名“说客”，是唯一可以和大人坐在一张餐桌上的孩子；外婆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美人，生了四个女儿，穿上紫红色旗袍，移动一双裹过的小脚走在街上，仍是一道抢眼的风景。女儿们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万事不皱眉的外祖父却遇到了难题：同辈兄弟们不同意让女孩子读书上学。
黑幽幽的厅堂中烟气缭绕，众兄弟们七嘴八舌地争了半天，终于同意“隔一个，供一个”。
外公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狠了狠心：“我的女儿，个个都必须读大学，将来全当医院的大夫，不靠男人吃饭。家里的事，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
外公在20世纪30年代讲出的话，至今听起来仍是掷地有声。
为了女儿们能读书受教育，外公放弃了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举家迁到了长春市，从宽敞舒适的青砖大瓦房，挤进了窄小的三间土砖房。曾主事一方的外公，也成了粮食加工厂的伙计。
几年后，外公精通了粮食加工的每个环节，盘下了工厂，由伙计变成了业主，生意越干越红火。在长春最繁荣的街道，外公又置了几所青砖大瓦房，一家人又活得舒舒服服的了。
三个女儿先后进了学堂。可惜，东北正被日本人占领着，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府“新京”。开通的外公抛家舍业换来的，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母亲上学第一天，学了一个字：“一”。
第二天，学了个“个”字。
第三天，学了个“人”字。
一个星期过去了，母亲学会了“一人有两手”。
除了金贵无比的几个汉字外，学生们的主课是学习插花和女红，织毛衣是一个主项。母亲打的毛背心评上了全校一等奖，她还没来得及给外祖父看呢，就被日本校长穿在身上了。早在明治维新时就提倡义务教育的日本，对占领区的中国少年儿童实施着愚民的奴化教育。母亲打一手漂亮的毛线活，对数理化却一无所知。
12岁时，母亲进了中学，和全班同学一起沦为日本兵工厂的童工，每天都要到兵工厂去做手榴弹。
一天早晨，母亲穿着校服，漂亮的蓝色水手服裙装，在寒风中跑步赶到二马路等待集合。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一件皮大衣，从她的身边婷婷袅袅地走了过去。藏蓝色的薄呢面，昂贵的水獭皮领子修长地嵌在胸前，精致的掐腰勒出了女人玲珑婀娜的身材，裙子般宽阔的下摆，让那女人每走一步，都像是移动舞步一样飘逸轻盈，母亲看得目瞪口呆。
七点半钟，一辆敞篷大卡车拉走了母亲和女孩子们。母亲站在寒风中一边瑟瑟发抖一边想着：“我要是能有这样一件大衣该多好！”
母亲回家时，看到外公正站在路口焦急地迎着她。一看到母亲，外公深深地出了口气：“平安回来就好。”他将棉袄披到了母亲的肩上。
“爸，等我长大了，你能不能也给我买一件皮大衣？”
“成。说客想要啥样的？”
“一回家我就给你画出来。”
母亲在把画好的皮大衣送给外公时，隔着门听到外公在恨恨地对外婆说：“原本想让孩子学点文化，却把孩子送进了炸药堆里。咱当爹妈的天天提心吊胆的也就罢了，可这造武器杀中国人，不是作孽吗？小日本这么干，真比他们把承德避暑山庄的国宝熔化了造炮弹还要歹毒邪恶。”
外公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处事公正乐善好施，渐渐地赢得了周围人的敬重。一个刚刚立住脚的小业主，莫名其妙地成了所谓的“著名士绅”，被“抬举”到了“区长”的位子上，推都推不掉。血性的外公岂能为杀人放火的日本龟孙效忠？这个心气高得从不叹气的东北大汉骑虎难下了。但是，外公只是闷闷不乐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又和平时一样了，只是有时会突然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