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晓得舅母是赶到西头的砂坑去挑砂。舅母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担担的砂，挑到盖房子或铺路的工地上去。一担砂五分钱。
舅母走了以后，那头猪又开始哼哼了。
花儿在舅舅家很不习惯：不习惯他家的饭菜；不习惯他家的住房；不习惯他家一天到晚没个安静的时候；最不习惯的还是每次舅舅喝多了酒就骂人。他骂天骂地；骂舅母跟欠了她钱似的；骂玉叶像瘟了的鸡……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就没有一件他满意的事。他骂得最多的还是单位上的领导，骂领导老跟他杨志满过不去，扣他的钱，搞得他只能喝“高粱”，不然凭着他的收入，每天可以喝“四特”了。花儿听得实在受不了，也学舅母夹点菜，然后端着碗到外面去吃。不过，舅舅也难得有几天没喝多。这时候，他一般是倦着身子坐在靠墙角的竹椅上闭着眼睛晒太阳。杨刚和杨汉见了，就会拿片鸡毛或细棍去拨弄他的鼻子。如果叫舅母看见了，就会骂着阻止他们：没长眼的东西，是想招他醒来骂人啊。有一回他居然带着杨刚和杨汉上了一趟街，回来的时候，杨刚和杨汉一人啃着一只香喷喷的、流着糖汁的烧饼，舅舅的手里捏着一条枣红色的纱巾，他还当着花儿和他三个孩子的面亲自给舅母围上，然后退后几步，背着两只手端详着舅母，点着头说：水草还蛮好看的嘛。水草是舅母的名字。那一刻水草红着脸，像个小姑娘一样扭捏起来。花儿发现舅母的五官蛮好看的，她想起母亲曾讲过舅母，年轻的时候也是长得像花样的呢。那天，水草一贯僵硬的脸都舒展着，连走路都轻盈了，依稀看见了她做姑娘时的风姿。
过了几天，水草开始叫花儿做事了。她把每天由玉叶做的喂猪扫地洗碗等等所有的事情，统统交给了花儿。每当花儿做这些事的时候，就会想起在父母身边养尊处优的日子。那时候她一点也没觉得怎么好，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就像爸爸跟她讲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一样。
还有一件事，让花儿很不舒服：舅母把她从家里带来的好看的衣服，都给了她的女儿玉叶穿，而让花儿穿她女儿的衣服。玉叶的衣服大都是她自己过去的衣服改的。她的改无非是把腰身往里收了收，下面的边裁掉一点，一点样子也没有，穿在身上就像面口袋套在身上一样。玉叶虽然比她大两岁，可穿着她的衣服一点也不嫌小，倒像穿自己的衣服一样合适。玉叶穿着她那些好看的衣服，站在衣柜的镜子前上上下下扭来扭去喜气洋洋地照着，连脸上的黄色也没有了，还透出一点粉粉的颜色。花儿发现玉叶也长得蛮好看的，和她妈很像。花儿觉得自己倒像过去的玉叶，黄不拉叽、蔫不拉叽的——她们俩完全调了个个。不过，玉叶穿上她的衣服以后，对她再也不拉长着脸，也开始跟她说话了，像是用这个做穿她衣服的补偿。
花儿尽管不喜欢舅舅家的人和一切，她还是竭力地讨舅母的欢心。对于舅舅那是没有一点必要的。他从不管家里的事，对他来讲，家里的酒和床才有用，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他连孩子读几年级都不晓得，讨他的欢心不是浪费么。只有舅母才能决定她在她家的生活状况。除了这个，花儿还使劲地读书，她晓得只有靠她自己才能改变她的命运，而她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虽然那时不怎么作兴读书，但花儿常听父亲讲，只有读书的人，才有出息。她不晓得怎么样才叫出息。她想：可能是有出息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反正听父亲的话是没有错的。
好在读书对于花儿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点她又像他的父亲。她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每年都是三好学生。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能付诸行动的。
首先她每天的作业都没办法写，舅舅家就一张桌子，舅舅每天晚上都要坐在桌前喝很久的酒，一直喝到她眼皮打架。她只好到床上去写。可她两个表弟又跟她不停地捣乱：要么冷不防地把她手中笔抢掉；要么使劲地摇她的床；要么就在床上打滚。难得他们安静一点，玉叶又说累了早早地躺在了床上。上小学的时候，功课不多，还好办，花儿就想办法在学校把功课做了。上了中学以后，学校开始抓学习了，功课也多起来，在学校根本写不完作业，在家又没办法写作业、复习功课，慢慢地她的学习就拉了下来，勉勉强强读完了高中，什么也没考上就留在了家里。这之前，玉叶和杨刚都参加了工作。杨刚一读完初中就去镇上的菜场卖猪肉了。玉叶则进了镇上的“三八针织厂”。玉叶高中毕业，正赶上针织厂招工，她没考上大学就进了厂。玉叶一有了工作，立即搬到厂里去住了，连星期天也很少回家，偶尔回家，提两斤点心，像做客一样，坐坐就走了。每回来，穿得都很时髦，像城里人一样。水草见了不但不说，还很高兴，只是怪她回家少。玉叶就挑着她钳得细细的眉毛尖着声音说：回家？回家做什么？又冷冷地哼一声，这个家我早待够了。水草就不作声了。水草一向不大讲玉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