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1995年第05期
栏目：中篇小说
我没有想到我会碰见林玲。
星期三的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我路过街角拐弯处的邮局，顺便进去寄一封信。当我把信扔进邮箱，转身准备走开时，突然有人喊住了我。声音很轻柔，带着些犹豫。我回过头去，在已经昏黄的光线中，看到一张瘦尖了下巴的脸。
我愣了片刻，没有想起她是谁来。她张大了眼睛，迎着我走过来：“你真的记不起我了？我是——”她张大了眼睛的惊奇神情，突然使我想起了她是林玲。
林玲曾和我在一起插过队。我们在同一个公社，但不在一个大队。那时候，她也和现在一样，说起话来声音轻轻的，很文静。但脸色却不同。黑而红。和男孩子一样，剪着短短的头发。下乡刚一年，她就当上了妇女队长，还当过几次知青先进代表。我和林玲并不十分熟悉，和她一块儿开过几次会，听过她在大会上的发言。总觉得她不大像妇女队长。因为她太腼腆了，即使是在大会上发言，还没讲几句话，脸就红了。后来，她就调干了，调到地区团委当干部。接着又被推荐去上大学。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和我们队的男生李大庆谈过朋友，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在我眼里，她一直很幸运。
她现在变化很大，我开始没有认出她来，并不是因为见老，而是因为她的眼角眉梢流泻出淡淡的忧郁，人显得很憔悴。她也是来寄信的，寄一封挂号。于无意中碰见我，并认出了我，仿佛感到很高兴。她说她在报纸上看到过我写的一篇散文，很耐读，后来又看到过几篇。还说她喜欢看我的文章，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过去。
我们一块儿走出邮局，她的自行车就停放在邮局门口，而我却没有骑车，林玲执意推着车，陪我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可谈的。本来，我和她就算不上朋友，又有十几年没来往过了。隔着一段长长的陌生岁月，彼此也就更加陌生了。林玲告诉我，她大学毕业后，又分回了地区团委，在地区团委呆了三年，她才调回来。现在，她在教委工作，儿子也已10岁了。我问她当官了没有？她笑笑，未置可否。我可以告诉她的，无非也就是这些内容。只不过我比她在乡下多呆了五、六年。临分手的时候，林玲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好象恋恋不舍地还想说点儿什么。我转身向前走了一会儿，回过头去，看见林玲还推着车站在马路边。
五颜六色的灯光中，林玲深蓝色的风衣显得有点儿黯淡。她回城这么长时间了，还象在乡下一样朴素、清丽。
两个星期后的周末，林玲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到她家去坐坐。吱吱唔唔地欲言又止，好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虽然，我并不怎么想到她家去，可是我还是去了。
她家的地理位置很好，闹中取静，是一座新楼。她的丈夫可能是个官，因为她家的面积很大，三室一厅，还有南北两个阳台。厅就足有二十个平方米，其中有一个可活动的屏风，隔开便可分做吃饭、会客两个小厅。她丈夫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就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织毛衣，连电视都没开。
林玲一定是在等我。当我刚刚上了楼，在楼梯口站定，她便开了门，探出头来迎我。“好找吗？”她还是那样，一副小鸟依人的温和，柔柔地问。眼睛却有点儿红，头发蓬蓬地披在肩上。套着一件很宽松的花毛衣，虽是家常便服，却依旧整洁利落。林玲的衣着不讲究，但她从不邋遢。她仿佛喜欢简洁的干净。
她给我准备了加了伴侣的咖啡，还有一小碟饼干。我不喜欢喝咖啡，没有这个习惯。麻烦她给我换了一杯茶。坐在沙发里，有一小会儿，我们突然竟相对无言，就那么默默地干坐着。我环视着四面墙壁，空空荡荡地一片白，一无所饰。只有直垂落地的淡蓝色的窗帘，仿佛一汪湖水，涌进空空荡荡的白墙之中。正是华灯初上的黄昏时分。风撩开窗帘，远远近近的灯光，便抖落在屋子里，星星点点的闪烁。林玲很心烦地推开身畔正在织的毛衣，抬起头来看我，对我说，又好象是在问自己：“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你不会嫌我啰嗦吧？”
我吃惊地看着她。
“你看我是不是很显老？我也讲不清，自己怎么会把事情弄成这样。大庆对你们说起过我吗？”
我摇摇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谁还会想起它？再说，李大庆本来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也许，李曾经是很喜欢林玲。记得有一次，林玲到我们队来，李大庆一见到她，两只眼睛顿时就亮了。苏必成笑他，说他的眼睛亮得像灯。那么一个紧锁眉头的人，竟然笑眯眯地站在我们女生屋子门口说了好一会儿话。当然是为了林玲。而这些都已经是话说当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
“大庆一直觉得我父亲是很左又很正统，其实——我说这些，你烦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和苏必成有来往吗？我是听她说的，七八年，你和大庆都考上了师大，虽然不在一个系，彼此的联系大概还是要比别人多一些。你还记得在队里时的那些事吗？我常常想起过去的那些事，一想起来就好象是昨天的事……”
我还是只有摇头。我不大愿意回想过去。一想起过去便立刻会感觉到刻骨铭心的——饥饿，剩下的便是无着无落的害怕和寂寞。而且，我真的不知道林玲和大庆的事，也从未关心过。
使我更加吃惊的是，林玲要告诉我的并不仅仅是过去，还有她和大庆的现在。她的话没有一点儿头绪，仿佛一团乱麻，东一根头，西一根头。而她只是想匆匆忙忙的说给我听。可是，那天晚上，她刚刚说了不多的一点，便嘎然而止。她丈夫回来了。
她丈夫给我的印象比较平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很普通的一个中年男人吧，没有特别之处。宽宽大大的一个汉子吧。已经发胖了。脸被岁月搓揉的有点儿虚松。没胡子。虽然红光满面，但仍能够使人感觉到他的疲惫。衣着也还随便，皮加克，旅游鞋。他看到我仿佛有点儿吃惊，而林玲却并不向他介绍我。只是问他：“贝贝没有回来？”
“我爸和我妈明天带他去划船，晚上送他回来。”她丈夫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在门口换了拖鞋，转过身来对我点点头，很敷衍地客气了一句：“喝茶。”
林玲好象这才回过神来，对她丈夫说：“她是我的同学——”她丈夫又对我点点头，“你们谈。”便径直进了卧室，没有再出来。林玲垂下眼睛，声音轻若吐气：“他就是这样的脾气。”
那天晚上，林玲只送我到楼下。分手的时候，她又像给我打电话时一样，显得心情很烦躁，欲言又止。她反复对我说了两次：“你相信吗，有些话只能和朋友说，却没法和家人说。”
我很难相信一次偶然的邂逅，林玲就把我当成了她的朋友。她要对我说的话，我并不怎么在意。毕竟，林玲那点儿罗曼蒂克的往事，于我已很遥远，亦很无味。而且，毕业后，我和李大庆基本没什么来往，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李大庆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分配还不错，分到了一所省重点中学。现在如何，不得而知。
再见林玲，是在我的办公室里。那天也是林玲先给我打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仿佛要哭出来似的，要我下班后在办公室里等她。我等了很久，要不是手里有一份校样可一边等一边看，我都想走了。直到天黑透了，她才来。一绺头发，蓬蓬松松地遮着眼角。我刚一问她怎么了，她就伏下头来呜呜咽咽地哭了。哭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撩开额角的头发，我才看见她眼角乌青的伤痕。她一边哭，一边说：“他打的——”泣不成声。
我有点儿举手无措，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夫妻？她丈夫看上去并不粗暴。
林玲掏出一方手绢，揩干了眼泪，问我：“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相信。”我回答，给她倒了一杯茶水。
林玲两手捧着茶杯，眼睛望着杯中的茶叶，叹了口气，还是上次那样迟迟疑疑的口气：“你不会嫌我罗嗦吧？”
“当然不。”于是，林玲开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