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6年毕业的。毕业后，又分回了地区。我本来是不想回去的，可是很无奈。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脑溢血。我妈呢，为了我爸，1958年以后就没有再工作，一直在家。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大姐已结婚，她爱人是个军人，她随军远在新疆，我哥还在野战军的连队里。我妈向军区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我哥调回城。等到我毕业时，既无理由要求照顾，也无人可求。只好回地区，那时一般都是哪来哪去。和我一块分回地区的还有我们学校的田映霞，她是政教系的。学政教的小田分到了宣传部，而我这个学中文的却回了团委。我们俩住一个屋。
上学前，我在地区工作过三年，和那里的人也还比较熟悉。但是，我真是不喜欢那座小城。虽然有楼有街，也有热热闹闹的商场和菜市，可那种稀稀拉拉的结构，给人一种半城半乡的感觉，仿佛它只不过是城乡中间的一个小镇子。人也是半土半洋的。我爸爸虽然是个军人，可是我却喜欢城市，喜欢城市的繁华和热闹，还有城市的文化气息。
大庆那时还在乡下。我上学的时候，他曾来信问过我，如果，他一辈子都无法回城，我怎么办？我安慰他，那是不可能的。他过了很久才给我回了一封信，希望我不要等他，耽误了自己。他说在乡下或在城里，对他来说，都一个样。我们俩分手，不是因为这件事。没有找人，顺其自然地回到地区，对我来说多少有几分是因为大庆。我心里还存着残留的念想——也许，我和大庆的关系还能挽回。到底，我是离他近了，而不是远了。
我和大庆之间，除了信，没有任何信物，或者在一起的照片。我特别喜欢一张水墨画。近景是水塘和树，远景是朦朦胧胧的茅屋。一直挂在我自己的床头。妈问过我，这画有什么好？我笑笑，没有回答她。这是我心底的一个小秘密。因为大庆在乡下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水塘，他住的也是茅屋。这张画自然也跟着我回到了地区，还是挂在了床头。
小田常常嘲笑我：林玲，你是怎么一回事？你看你，你的衣服除了白的不是蓝的就是黑的，连你喜欢的画也是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也未免太单调了点。你就不能有点儿别的颜色？干嘛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解释。我和小田的性格很两样的。小田成天蹦蹦跳跳的，口无遮拦。开起玩笑来没深没浅。她歪起脑袋，冲你甜甜一笑时，很有点儿嗲嗲的媚态。大家都说她应该到团委去才对，不知哪位老兄给她起了个外号——田团委。七叫八叫，大家反倒忘了她的大名了——田映霞。
我们俩每天晚饭后也没什么事，就一块儿散散步。街上零零星星的商店，天一黑就打烊了。路灯昏昏黄黄地照着尘土飞扬的街。寂静、安谧，也伴着几分落寞。小田说憋得慌，忍不住就哼哼起歌来。那时可唱的歌也少，很单调。有一天晚上，我们俩竟在大街上唱起——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没想到一个迎面走过来的男人竟在我们面前站住了，笑问：田团委想妈妈了？
“范胖子，你才想妈妈呢。”小田嘻嘻哈哈笑了一阵子，向我介绍，“这是范东明，王书记的大秘书。”
我在地委大院里见过范东明。他是我上大学时，从县委调上来的。因为不认识，彼此见面也就不打招呼，偶尔点个头。第一眼看上去范东明不大像知识青年，粗粗壮壮的，一身蓝色的中山装皱皱巴巴的，显得有点儿土。人倒是挺随和，不像有的秘书比书记还书记。
小田问他：“你干嘛呢？”
范东明说：“没事，遛遛弯。”
“到我们屋坐坐去，”小田热情地邀请我，“我们也没事，随便走走。”
范东明到我们屋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我床头那幅水墨画。他眯缝起眼睛，打量了一会儿，问我：“小林，你喜欢田园风光？”灯光下，他皱起眉头时，额上的抬头纹就显得很重。这一点，不知为什么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大庆。
我笑笑，告诉他，我并不喜欢乡村生活，我喜欢的还是城市的喧闹。
他很吃惊地看着我：“那你干嘛挂这幅画？”
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我竟一时语塞。
小田洗了几个梨，一边削一边反问范东明：“不喜欢乡村生活，就不许挂田园风光的画啦？哪有你这么霸道的？到底是地委书记的大秘书。”
范东明乐了：“田团委，我真服了你，我才问一句，你看看你——”
吃了梨，又随便聊了几句，范东明便告辞了。范东明走后，小田问我，你觉得范胖子这人怎么样。我随口答道：“挺好。”
小田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床头的水墨画，仿佛是在自语：“我也觉得他人挺好，一点架子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