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她们又一起相过几次对象，都没成功。一次是帮马卉，对方是制药厂工人，一身片仔癀味，让人恶心。那时片仔癀不像现在这么牛气，一元八角钱一片。药是好药，可再好的药还是药，整天和药味生活在一起，谁受得了。三个人一起说，不行。听说那人还找了马卉几次，给她买了两块绣着鸳鸯戏水的手帕。本来马卉有点动心，药味多闻几次也不怎么恶心了，就这两块手帕坏了事，马卉母亲说，什么不好送，送手帕，不是存心让人拭眼泪吗，这事不成。有一次还是帮牛兰相的，对方是个小学老师。用牛兰母亲的话说，是个“挑蚵仔担”的。闽南话“学”与“蚵”同音，这种说法含看不起教师的意思。她们带着这种偏见去相亲，横挑鼻子竖挑眼，结果就把那个可怜的人民教师给否了。朱茜的相亲史一片空白，没人给她介绍。朱茜的家境相对差一些，父亲是演员，唱戏的，母亲是家庭妇女，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朱茜有点伤感，又有点不甘。有天早上，她拿小镜子把自己照了半个小时之后，对自己有了信心。虽然她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如牛兰那样光彩照人，但她金看。金看是闽南话，就是越看越好看。没人介绍就自己找，碰吧，都说可遇不可求，一旦让她遇到了，她绝不放过。
说起来真是缘分，半年后的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那个“臭流氓”，不是一般地碰到，是撞到，她的自行车把人家给撞了，差一点没把他的眼镜撞落。当时，她的自行车前轮从他的背后狠狠地撞着他的小腿肚子，他一趔趄，一条腿跪在地上，一手撑地，另一手扶住眼镜。她跳下车，说“对不住，对不住”，他回过头，朱茜愣住了。
那天朱茜心情不好。她刚在火车站送走了牛兰，牛兰是到大连去结婚的，对象是海军军官，巡逻艇艇长。她先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大连。海军，上海，大连，不说别的，单就这几个字就叫她头晕，牛兰的运气真好！她看过艇长的照片，站在艇上，长相一般，但那做派，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这半年天翻地覆。红旗飘飘，锣鼓喧天，“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这半年对于朱茜来说，变化更大，原来三个姐妹仔群，形影不离，转眼间剩下她孤零零一个，形影相吊。先是马卉不声不响地跑到香港去了，把自己嫁成香港同胞。这个马卉，事先一点消息也不透露，这让朱茜和牛兰很伤心，但伤心归伤心，还是为她感到高兴，出头了。听说，是她表叔做的大媒，说媒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声张。那时，在她们居住的这座小城，嫁香港客是许多女孩子梦寐以求又不敢声张的事情，她们理解，也不怎么怪她，伤心中夹杂着惆怅。她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向她贺喜，商量再三，决定给她钩织一套床巾、桌巾和沙发套。她们三人曾经热衷于钩花边，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反正很流行，还上了书，那时人们对书非常崇拜，就相约到新华书店买了书，照着书上的图样和针法钩，以后又有了自己的发明，不单是花边了，每人钩一条围巾，在大同街很是招摇了一阵，只可恨那个冬天太短。她们买了白纱线，连续三天三夜，几乎不吃不睡，马卉给她们的时间实在太短，手钩酸了，手指钩痛了，但她们心花怒放，对自己的作品十分满意，特别是桌巾，她们精心设计一幅水仙图案。水仙是她们三人共同喜欢的花，她们不懂得凌波仙子，不懂得冰清玉洁，不懂得暗香浮动。她们就是喜欢。桌巾是方的，最适合披在圆桌上，每个穗子都是一串金盏水仙。她们甚至想象这一套纱巾在马卉新娘房引起的轰动效应，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称赞她们心灵手巧，说不定还会有人由此看上她们，也给她们介绍一个香港客。她们把自己的心意和劳动郑重其事地送到马卉家，马卉不在，马卉的母亲在接收贺礼时笑了一下，那笑容和以前不一样，让她们很尴尬，很伤感，终身难忘。她的笑似乎在告诉她们，她女儿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马卉，是高人一等的“港澳同胞”了。从马卉家出来，眼泪不约而同地从她们的眼眶涌出来。她们为贺礼的轻薄感到羞愧。马卉走的时候她们没去送她，觉得不配去送，她们更不想再看到马卉母亲，她老人家怎么能那样的笑法，这么多年来她可不是这样的啊，太让人难过了。
现在真正伤心的只有她朱茜，牛兰如今已经是军属了。在当时小城人们的眼里，军属甚至超过华侨。女孩嫁华侨只能私下欢喜，而嫁“最可爱的人”，则可以大张旗鼓地宣扬。每年春节，街道上还敲锣打鼓，给你家送上一幅“军属光荣”的大红对联。
朱茜从来没有这样孤单过。街上的人很多，人们兴高采烈。历史进入新拐点，新的期待使人们心中充满阳光，脸上春风荡漾，笑语欢声。朱茜对此没有感觉。她寂寞，魂不守舍。双手扶着车把，双脚机械地运动，两眼正对前方。是的，是正对前方，不是看着前方，她其实什么都看不清，模模糊糊，懵懵懂懂。她突然想到一个词，叫“茫然”，这也许就是茫然吧。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在空旷的原野，没着没落，眼睛自然就茫然了。
她这么想着，又奇怪自己居然能这么想，朱茜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是个什么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奇怪地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她自行车的前轮，撞到了他的小腿。
朱茜惊慌失措，不知要对这个“臭流氓”说些什么。他对她笑了一下，又扶了一下眼镜。不像流氓的样子。她说，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他说，我没说你是故意的，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怎么会故意来撞我？没事，他打了打裤子上的灰尘，打算走人。她说等等。他站住了，看着她。她着急，喘气，脸色苍白。你没事吧，他说，又扶了一下眼镜。
朱茜突然觉得他扶眼镜的动作很好看，很优雅，心晃了一下，脱口说你是小陈，对吗？他说，我是姓陈，你认得我？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她怎么能说认得他，只是见过，听说过。他又扶了一下眼镜，笑一笑说，我这人，太大众化了，容易让人记错。她说，你在红旗机器厂，以工代干，不是吗？他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样子有点傻，她突然很开心地笑了起来。
过后，朱茜为自己那天的失态后悔了很久，心跳了很久，也兴奋了很久。她从来没有这样过，从来没有。她不相信自己会这样，她回过头细细地想，越想越不像自己。她想想出个为什么，想不出来，越想越糊涂，一切都乱了套。举目四望，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说话可以商量的人，马卉走了，牛兰也走了，一个到香港，一个到大连，相隔几千里，写信都要一个星期才能收到，再说，信怎么能说得清楚。想当初，她们头碰头，唧唧喳喳，窃窃私语，没完没了，写在纸上得厚厚的一叠。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干着急。她急得快要哭出来了。妹妹太小，弟弟？男孩子能和他说什么？他只知道从她那里拿钱买糖买弹弓买风筝买陀螺，他甚至不知道应该买一点作业本子和铅笔。母亲从来不关心她，她的心思全在弟弟身上。父亲除了喝酒，好像没有别的可做。母亲骂他“无路使人”，闽南话无路使人就是没本事、没能耐的人。他在芗剧团，先是跑龙套，然后是当杂工，拉布幕，折戏服。后来剧团搞布景改革，便让他负责灯光效果。算有点技术工的味道。可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剧团解散了，他成了罐头厂的临时工，挣钱少了，酒却越喝越多。当然，他喝不起米酒，只喝地瓜酒，5分钱可以喝一天。
朱茜在苦恼了几天之后，突然想开了，没人商量就不商量，谁也不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和命运赌一次，不好，认了。人就这样，犹豫不决时，优柔寡断时，显得很脆弱，不堪一击，一旦想开了，便勇气十足，义无反顾。
他们开始约会，那时很少用约会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点小资产阶级嫌疑，更不能用幽会，这个西方小说里的词汇，铁定在批判之列。谈恋爱也少说，只说谈对象。她了解到，他的大名叫陈远，路途遥远的远。小时候吃饭，她筷子总是拿得高高的，母亲说，拿低一点拿低一点，她就是改不了，母亲叹了口气，看来，将来要嫁得远远的。本地说法，女孩子吃饭筷子拿得越高将来嫁得越远。马卉牛兰走后，母亲说，都远走高飞了，你也想吧，飞吧，这是你的命。查某囡仔能指望什么？母亲说到最后，语气有点狠。原来她的远是这个远法。也许就是这个远字，增加了她与他谈朋友的决心。仿佛是命中注定。她有点失落，又有点宽心。
陈远是他们家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陈远没父亲，父亲在他12岁时就去世了，是母亲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的，他说大妹妹已经结婚，还有个男孩，他已经当舅舅了。她有些意外，这么说，如果她和他的事成了，她就当舅妈了。舅妈在本地称阿妗，她有一个阿妗，一脸的皱纹。他有这么老吗？一问，他整整大她8岁。她啊的一声，看不出来，你这人怎么这么狡猾，把年纪藏得这么牢？他扶了扶眼镜，说这和狡猾有什么关系？说着便笑，很得意的样子。她说，你有工作证吗？那时没有身份证，她想看他的年龄。他掏出工作证，看出生年月，果然不假。他说，工作证不准，要看户口本，户口本是公安局发的，不敢假。她打了他一下，讨厌。动了手说了讨厌之后，朱茜有些后悔，是不是有点轻佻，不够矜持，不够稳重，老人说，女孩子太轻佻是要吃亏的。但这是下意识的，她来不及管住自己。她想，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这样想着，她的心就怦怦怦地乱窜。
那个时候他们正坐在溪堤的斜坡上，面对清悠悠的溪水。他们的头上是柳树，柳叶一直垂到肩上。地方是她定的，她和马卉牛兰常到这里，幽静，安全。堤上常有巡逻的民兵走动。民兵戴着红袖章，拿着3节长的手电筒。这条溪堤是本城青年人谈恋爱的好地方，几乎每棵柳树下都有一对恋人。几乎所有的恋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恋爱是真正的“谈”出来的。不像当下，掺杂着太多的动作。这些动作放在当时，近于“耍流氓”，属民兵手电筒的扫荡范围。
很快就到了秋天，风大，天凉，溪堤上去不得了。他们只好挑僻静的街道走，叫“量街路”，也叫“量马路”。古早时，街上走马是常事，所以街道也叫马路。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本城的街上还常有马车过往。所以本地人常常把街道叫马路。那时最幽静的马路要数地委大院前的府前街了，府前街是老街，“文革”中改名东方红路，可人们还是习惯叫府前街，可见旧文化之顽固。府前街两边都是高大的芒果树，把天空挡住了，也把路灯也藏到树叶里。晚上，路灯被筛成黄色的斑点，懒懒散散地洒在路面。人一进这条街，就变得有些朦朦胧胧，扑朔迷离，仿佛进了梦境。这里还很安全，谁敢在地委大院四周惹事，不要命了？最胆大的是一两个少年家，骑着破自行车，匆匆从街中央驶过，把车铃子按得叮当响，铃响之后，会惹来几声骂，“臭流氓”，开口骂的大都是谈恋爱的女孩。挨骂的便开心地笑，迅速消失在街尾的黑暗中。本城老人喜欢说地理，什么都是地理结成的，这地方也是，古早时是州府所在地，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专员公署，现如今是地委和军分区所在地。谁都没想到，这么好的风水宝地，竟成了“恋爱一条街”。
这个秋天，朱茜和陈远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这里“量马路”。有一次，对掠过响铃的少年家骂一声“臭流氓”之后，朱茜突然想起，她身边的这位也曾被骂过“臭流氓”。心咯噔一下，很疼。其实那事一直在她心头搁着，只是她不想提起，许多次都想问个究竟，却又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咽回去。她当时没看清他的脸，却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喊声，我不是故意的。她很想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但很难给自己一个圆满的解释。不是故意的是怎么跑到女厕所里去的，难道昏了头？难道大白天撞见鬼被鬼迷住了眼睛？她知道，这事迟早是要让他解释清楚的，不说清楚很难跟他走进婚姻的殿堂。她忍着，尽量把这个问题往后推，她不想失去他，想对他有进一步地了解之后，再来判断事情的真伪。没心没肺的她显得比牛兰更成熟更细心，她的爱情比牛兰来得不容易，所以特别珍惜。
怎么不说话，陈远说，是不是被那个少年家搞坏了心境？其实他也不是流氓，好奇心再加上小小的恶作剧而已。等将来自己谈恋爱，他就会为现在的行为感到好笑，甚至羞愧。朱茜看了他一眼，她已经习惯幽暗，能看出他脸上的表情，她不知道如何来形容这种表情，怎么说呢，用现在的话叫宽容，可当时人们不习惯这个词，人们习惯的是斗争，不是好就是坏。对坏人坏事绝不宽容。但她为他的表情感动了。她想起弟弟，弟弟常有恶作剧表现，甚至在她换衣服的时候故意来敲房门，吓得她大喊大叫，他就在外面开心地笑。她就骂他小流氓。当然，陈远的那件事不能用恶作剧来解释，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搞恶作剧而可以原谅的年纪。他的这种宽容是不是在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行为作辩护？你也搞过恶作剧吗？她脱口而出。陈远想了想说，小时候有过，上中学就没了。真的没有？没有。她有点失望。她想他会主动提起那件事，他却在她的前面装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