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圣约瑟夫——只准携带二十五磅行李——告别了羔皮手套和外套——武装到牙齿——亚伦牌手枪——快活的武器——听人劝告，买下骡子——我们离开了“合众国”——“我们的马车”——送达印第安人的邮件——眨眼和地震之间——现代的斯芬克斯，以及她如何使我们开心——豁达的女人
到达圣约瑟夫的那个愉快的夜晚，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驿站，每人掏出一百五十美元买了由陆路去内华达卡森城的马车票。
次日清晨，天气晴朗，我们匆匆吃了早饭，急忙赶到出发地点。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烦事：每人连箱子加行李只能带二十五磅东西，如果带一只结实的旅行箱又带行李，那就大大地超重了。于是，我们只得打开箱子，手忙脚乱地做了一番选择，挑出那法定的二十五磅行李塞进一只旅行包，把箱子又送回圣路易。那只宝贝箱子，我们真是难分难舍，因为这样一来，在落矶山区的波尼族印第安人招待我们的宴会上，我们就再也没有燕尾服可穿，没有白羔皮手套可戴，没有大礼帽，也没有漆皮靴，没有任何能使生活安适的必需品了。我们给弄成了打仗的步兵，每人穿一套粗陋的服装，包括一件军用羊毛衫和一双“大头靴”。在旅行包里，我们还塞进一些白衬衣、内衣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哥哥，秘书先生，随身带了五磅重的美国法令全书，一本六磅重的全本大字典，因为我们不知道——可怜的无知——这样的东西头天在旧金山邮购，第二天就可以送到卡森城。我带着一把史密斯维森公司制造的可怜的七发小手枪。这样，我就武装到了牙齿。它的枪弹就像顺势疗法药片，七颗药片一齐打出去也刚够一个成人受用的。但我仍然认为它威力强大，简直是支致命的武器。它只有一个毛病：连屁也打不中。有个“押车”用这支枪对着一头母牛试了试，只要母牛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站着，不会伤着半根毫毛；但是母牛一动，押车只得瞄准另外的东西开火，母牛都感到很遗憾。我的秘书哥哥身上挎了一把小号柯尔特左轮手枪，用来抵御印第安人的袭击，为了防止意外，他还拉开了枪栓。乔治·白米士胆小得可怜，他是我们的旅伴，以前我们从来没看见过他。他腰间佩着一把地道的亚伦牌左轮手枪，没有教养的人叫它“胡椒瓶”。只要拉开扳机，手指一勾，就开火了。拉起扳机，击铁便翘起，弹轮一转动，击铁立刻敲下，弹丸就打了出去。顺着枪筒瞄过去，就能打中目标，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把亚伦枪创造过这样的纪录。但无论怎么说，乔治这把亚伦牌倒是把可靠的枪，用一个马车夫后来说的话可以作证：“就算它打不中它瞄准的东西，总可以打中点别的什么。”此话的确不假。有一次，他用这把枪对准钉在树上的黑桃二开火，却击中了站在左边三十码开外的一头骡子。白米士并不想要那头骡子，但那畜生的主人扛了把双筒猎枪跑过来，“劝”他无论如何也得把那头骡子买下来。亚伦真是件开心的武器！有时，它那六发子弹一齐乱飞，遇到那种情况，四面八方就没有块安全的地方，除非躲在它后面。
我们带了两三条毯子抵御山区的严寒。至于奢侈品，我们倒还有节制——不过几支烟斗，五磅烟叶，两只大铁皮桶用来装水，在大平原的驿站之间好用，身边还有一小子弹袋银币，作为每天的早晚饭钱。
到了八点钟，万事齐备，人也到了对岸。我们跳进马车，车夫叭叭地挥动鞭儿，马车疾驰向前，把“合众国”丢在后面。这是个景色壮丽的夏日早晨，四周的景物都沐浴在阳光中，一片辉煌。微风习习，凉爽宜人。一种解脱了各种麻烦和责任的喜悦油然而生，使我们觉得，以前在拥挤、喧嚣的城市中当牛做马的年月一文不值，现在总算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飞快地穿过堪萨斯，一个半小时以后，就来到了辽阔的大平原上。在这里，大地伸展开去——极目远眺，地势起落有致，十分壮观——就像暴风雨过后，大海的胸膛那宏大的起伏。到处都是玉米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呈现出一方方的浓绿色。不久，这陆地上的海洋不再起伏波动，它伸展开去，绵绵七百英里，平坦如一整块地板！
我们的马车是一个摇来晃去的大箱子——拿最堂皇的话来说——是个装有轮子的摇篮。六匹高头骏马拉着车子，车夫旁边并肩坐着“押车”，他是这船儿的名正言顺的船长，他的分内之事就是负责邮件、行李，应付特殊事件和照顾旅客。这一趟只有我们三名乘客，坐在车厢内的后座上。其他的一切地盘都塞满了邮包——因为我们捎上了滞留三天的邮件。邮包堆成了一道巍然矗立直达顶篷的墙，差点抵住了我们的膝盖。车顶上还捆着一大堆，前后行李箱都塞得满满的，总重量达二千八百磅。车夫说：“有些邮件要运到布里格姆、卡森和旧金山，但大部分还不是要落到印第安人手里。他们哪里读得了这么多废物嘛。”就在这个时候，他脸上突然现出一种恐怖的表情，好像一瞬间，他会给地震吞了进去似的。我们猜想，他讲话是要显得俏皮，意思是说大部分的邮件将要卸在大平原上，留给印第安人或别的什么人。
每走十英里，我们换一次马匹。整天，马车在坚硬平坦的道路上几乎像飞一样平稳奔驰。一停下来，我们就跳下车去，舒展一下筋骨。所以，夜晚降临，我们仍然精力充沛，毫无倦意。
晚饭后，上来个女人，她的家就在前面五十英里的地方。我们三个人不得不轮流到车厢外面去，坐在车夫和“押车”旁边。显然，她是个不健谈的女人。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她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叮在她手臂上的一只蚊子，把另一只手慢慢抬起，在射程范围达到蚊子的时候，突然发起攻击，其劲道之大足以打死一头牛。然后，她又坐下来，安详而满足，研究蚊子的尸体——她百发百中，在短射程范围内，从不失手。她把蚊子尸体全留在手上，作为诱饵。我坐在这个残忍的斯芬克斯（注：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者猜谜，若猜不出即被杀死。）旁边，看着她击杀了三四十只蚊子——看着她，等她说点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于是我自己提起话头，说道：
“这里的蚊子真可恶，夫人。”
“你可以打赌！”
“夫人，你的意思是……”
“的确！”
于是她兴奋起来，转过身子说道：
“如果开头俺没把你们这些家伙当成聋子哑巴，让鬼把俺捉去。真的，见鬼。俺在这里坐呀坐呀，打这些蚊子，简直不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病。开头俺捉摸你们是聋子哑巴，后来俺猜你们不是犯了什么毛病就是傻瓜什么的。过后，俺开始捉摸你们是一群讨厌的白痴，找不到什么做的。你们打哪儿来？”
这个斯芬克斯不再是个斯芬克斯！她那深渊里的泉水冲破了闸门汹涌而出。打个比方，九大词类就像倾盆大雨，接连四十天又四十夜，向我们劈头盖脸地泼来，把我们埋葬在一大片唠唠叨叨的荒凉的洪水底下。那乱七八糟的语法和尖声怪气的语音的废墟掩埋了一切反驳的岩石与山峰！
多么，多么，多么地受罪哟！她滔滔不绝，一个钟点又一个钟点，后来我真后悔提起蚊子那个话题，让她开了头。直到第二天黎明她该下车的时候，一直没有闭上过嘴。要下车了，她把我们搅醒（那时我们正在打盹儿），说道：
“现在下车去卡吞伍德瞧瞧，小伙子们，待上一两天，俺今天晚上可以陪你们逛逛，要是俺能时不时插句嘴，对你们有好处，那俺就满意了。乡亲们会对你们说，俺一贯对人不亲热，特别是对穷乡旮旯的妞儿，对这种乌七八糟的人，俺就是这么个人，一个乡下妞儿，若要还自以为了不起，就该这么对待她。可是，遇到和俺一般的人，俺认为，俺毕竟是个极好相处的女人。”
我们下决心，绝不“在卡吞伍德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