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三个都考虑过自杀这回事，只有蕾蒂认真执行过。而且实际上是好几次。第一次发生在二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那个周末连假。
时代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过去十二个月，纽约市历经停滞型通货膨胀、石油危机，以及福特总统的“纽约：倒闭吧！”新闻事件，而我们则是与小薇的癌症首次交手，再加上我妈如鹅雁跃入哈德逊河，以及蕾蒂五年的婚姻也唱起天鹅垂死前的哀歌。蕾蒂嫁给乔·哈泼这个做事欠考虑的坏蛋兼生意人，他只会让她不开心，还逼她冠夫姓；蕾蒂到现在还留着这名字。“蕾蒂·哈泼”听起来活像卡通里戴珍珠和宝石小皇冠的青蛙，可是，就算换成她的本名“莉莉”也没好到哪儿去，甚至更糟；“莉莉·哈泼”一样像青蛙，却少了珠宝。
我们试着往好处看。乔·哈泼不会再来烦我们了，这是其一。尼克松辞职了，这是其二。小薇治愈了（当时她的主治医生是这么说的，他用的就是“治愈了”这三个字）。这年是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纪念，周末有三天连假，愤怒的纽约客为弹劾福特总统而全面罢工，随着世贸中心上空的国庆烟火叫嚣欢呼。
噢，那年夏天，德芬十九岁，拿到巴纳德学院全额奖学金。我们三人都念过这所位于纽约上城、离我们家只有几条街的女子学院，不过最后只有小薇和德芬顺利毕业。小薇和她丈夫（完美无瑕的艾迪·格洛）住在小薇房间，两人都是二十三岁。艾迪同时有好几份兼差。他边做这些毫无前途的工作，边思考往后的人生该如何打算。小薇去律师事务所当助理。她上旧衣店买了两套办公套装，还有一双烂到不行的高跟鞋，只有裤袜是新的（因某种不知名的理由，包在一只大型塑料蛋里出售）。
小薇喜欢她的工作，草拟的每一份遗嘱都像寓言。譬如这位永远叫“立遗嘱人”的家伙，送房子送家具、送车送积蓄，最后没留半点财产给他的孩子。不过他深呼吸，把孩子也送了──交给监护人。虽然，他明知监护人永远不会像他一样，疼爱他的孩子。现在，这位身边没留下半点珍视之物的先生落款签名，这才承认：他即将不久于人世。小薇觉得整个过程浪漫又充满文学气息，另外还有医疗记录、牙医就诊记录以及获利丰厚的退休计划。
至于蕾蒂，一九七六年的她，时年二十六，一个人住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曾与乔共同生活的五楼无电梯的破公寓。那个周末，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她的十天假期即将接近尾声。她既不想要这十天假，且休假也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而是她的雇主（牙医师）突然想休息，便直接关门不营业。“今天的每日成语是‘一时兴起’。”牙医说。显然，这话他已偷偷排练过好几次了。
牙医助手开心极了，但蕾蒂可不。因她才是那个要一一打电话通知病人、重排约诊时间的人。“医师临时有事，”她得这么解释。“急事。”如果病人暴跳如雷，她得自行补上这一句。或者若病人担心的话，她会说“不是很严重的急事”。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病人，而是她不知道该拿这假期怎么办。十天呢。纽约正值六月底、七月初，她又不是那种在汉普顿区有度假小屋的人。
“麻烦再跟我说一次，为什么我们要临时休息？”助手下班后，她问牙医。当时她帮他做事已有四年了，从她辍学嫁给乔之后，就一直在那里。这实在是个很差的决定，她指的是嫁给乔，不是工作。她喜欢这份工作。“办公室经理兼接待员”不是巴纳德学院期望毕业生拥有的出路，但令人搞不懂的是，这却是这个自诩为“第二波女权运动堡垒”帮学生引荐的工作。但对蕾蒂而言，事业就和寻找人生伴侣一样，她渴望两者都成功，结果却非常不成功。她嫁给乔，因为他信任她、把他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告诉她；这些秘密令他羞愧万分、紧咬下唇，后来咬到流血，他“法兰克·札帕”式的唇须，还因此沾了好几滴血。不过，乔并未意识到自己流血了，当时的他即以这种状态，还有恍惚，极度恍惚，说出秘密。但蕾蒂眼中，只有他咬伤颤抖的唇，这幅景象深深打动她的心。眼前这个脆弱男孩，以刻薄、傲慢的形象层层包裹自己，他认识的女人这么多，却选择向她坦露心声。她要怎么抗拒这股吸引力？她甚至不在乎他没工作。他有更崇高的使命：他正自修完成硕士学位，之后还打算继续拿文学博士学位；再之后，他会在常春藤联盟学校取得教授职位。他专攻的领域是“维多利亚时代女诗人”──蕾蒂怎么可能不支持他？他可是女性主义的拥护者呢！他希望女性艺术家能拥有公平公正的学术地位。他俩在中央公园结为连理，她也愿意离开学校，接下第一份工作，以支付目前同居的公寓租金。
乔·哈泼，瘦瘦高高、浑身毛茸茸的，偏好流苏麂皮贴着皮肤，底下啥也不穿。他不喜欢蕾蒂的工作，认为那是对他个人的羞辱。牙医，太“布尔乔亚”，他说，太“中产阶级”了，随便找个只付最低工资的工作，都比这个强：一一二街那家卖连衣裙和纸洋伞的店家在招人，日本超市总是缺人做三明治，或者，如果完全只考虑收入的话，何不去曼哈顿中城的舞厅当女侍？那边的律师、银行家给小费出手阔绰。蕾蒂说，她比较喜欢柜台的工作（她喜欢坐一整天），同时提醒他，这份差事有哪些好处，还能免费补牙。他们的牙医保障，甚至比小薇的还好，她说。如果她的工作当真令他难堪，他何不干脆别和朋友说真话？她不在意他编故事搪塞过去。“跟他们说，我在比萨屋烤比萨好了。”她说，“或在布隆克斯开出租车。”她愿意接受，她要他放心，她可以和他商量好说辞。
“你似乎很习惯说谎，但我可没你这么坦然。”他说。
她没生气，他又没说错，要她怎么生气？况且，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她大半辈子都活在谎言里（但喜欢坐柜台是实话）。能协助牙医让诊所上轨道，蕾蒂觉得很高兴，甚至感到满足。她是在幕后——以她的例子来说，是医师椅后——运筹帷幄的女人。她常常拿这件事取笑自己。
但蕾蒂也喜欢牙医这个人，这是真的。她进诊所时，他才刚从学校毕业，他会和她说他对事业的展望，也会把心里的忧虑告诉她。他把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包括几近刻苦又有点恶心的细节与她分享。圣诞节时，他给她丰厚的奖金；其实，以刚开业第一年来说，她知道他负担不起，而她也发誓，绝不会把奖金数目透露给牙医助理。助理年纪比他们大得多，这位女士因生了四个孩子，导致小腹松弛下垂，总是用筷子（西班牙人经营的“我们爱中国菜”餐馆外送小弟附在餐盒里的）将灰发拢成一个密实发髻。
蕾蒂和牙医的工作理念颇为一致，她非常欣赏这点。他认为，每次休假最好不要超过一星期，她甚至觉得，休一星期太长。休假有什么意义？如果她在家，乔·哈泼也不会出门，他会就着咖啡桌写论文。他的论文名为“唇——犹如伤痕累累的石榴：论维多利亚时代女诗人与希腊诗人萨福”。
“他研究的领域是女性阴部。”小薇终于解释给蕾蒂听，此唇非彼唇，她始终误解唇的定义。“阴户和女同性恋性爱，而且不是从政治角度解读。如果我去找你们，你又碰巧不在家，乔·哈泼常硬要念论文给我听，还站得很近。非常、非常近。”她扯扯嘴角，“超色的。”
蕾蒂叫小薇别再自抬身价，但她也马上回家读了那篇论文；她必须承认，她同意小薇的论点。她试着往好处看，至少乔喜欢他正在做的事；每天她到家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埋头研究。他会对她打手势──挥挥手，意思是要她安静点：把鞋脱了，嘘寒问暖也免了，脚步放轻，少呼吸，代谢速率降到最低。又或者他会等她，她才刚进门便急着拉她上床，说是刚才分析的某句诗点燃了他的欲火，令他“性”趣高涨。
“其实是我老婆的主意。”牙医如此解释突如其来的假期。他马上移开视线，好歹还有点起码的礼貌。“她‘啪地’就这么决定了。她说：‘我们一直在工作，都没出去玩。’”他耸耸肩，一副压根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的模样。接着他咧嘴一笑（这他擅长），“你知道，你该怎么过这几天吗？”他说，“你该找个‘地中海俱乐部’的度假村玩玩，比如去墨西哥小岛瓜达卢佩，拥抱大自然，你甚至可以光着身子在岛上晃。横竖大家都出城去了。”
“既然大家都不在，何不在城里光着身子就好？”蕾蒂问。
牙医有张宽宽大大、像小男孩般的脸，比方说鲁提·卡祖提或欧皮·泰勒，那红通通、妆点着雀斑的苹果脸，象征我们年少时代的非犹太裔形象。但此刻他表情严厉，似乎以为蕾蒂在暗示什么、提议来一段婚外情。
其实，她也以为自己是这个意思。这正是她活在谎言里的证据之一：从她刚进诊所那时起，她和牙医就经常趁助理下班后，在牙医办公室刺刺的地毯上搞在一起了。噢，也许最初六个月只是打情骂俏（那时她对乔还是很忠实的），她温和地冷淡响应牙医的追求；然而，当她的婚姻每况愈下，她和牙医的关系也就逆势上扬、愈来愈好了。
牙医最近才结婚，不过这并未改变他俩的关系。他娶的女人有名有姓（她叫派蒂），可是牙医从不在蕾蒂面前提她的名字，他用“通称”替代：太太等一下会来打扫；假如太太打来，告诉她，我在做根管治疗，不要打扰我；对，这夹克是太太买给我的；我不喜欢这样式，但又能怎么办？
蕾蒂不曾向任何人提过，甚至暗示她与牙医的关系。她与牙医助理顶多是共吃一盘芙蓉蛋的关系，就连对经常串门子的小薇或德芬，也都没提过一句。蕾蒂就连对牙医本人也没提过。他和她达成共识，决定共享一段彻底无言的关系；就连这份共识也是心照不宣、无须言语。
有一次，就只有那么一次，蕾蒂尝试和他讨论，他俩究竟是什么关系。那是在他宣布订婚后不久。其实，说宣布也不恰当，比较像是忙了一整天后，闲聊时提起的。她甚至不知道，他和别人约会。她仿佛被狠狠敲了一记，震惊，不可置信，就像偶尔听人说起，那些因肚子痛跑去看医生、却得知她们不仅怀孕且即将临盆的女人。但除了一般人会在听闻这种好消息时吐出的客套话外（助理也说了一样的话），她什么也没说。
不过，在牙医坦承订婚后又过了几天（两人在他办公室里），她整整裙子，他挂起白袍，她认为有必要让他安心、让他知道，她不会崩溃也不会大哭大闹，当众出糗。这是那天早上，她边淋浴边啜泣时所做的决定。她的保证（从现代的角度看来），照理说是某种订婚礼物不是？要不然她还能怎么做？她早就知道，她无权要求他。自始至终她都晓得，她签了怎样的一纸契约。她好想告诉他。“你知道吗？”她将上衣套过头，“关于我俩的关系……”
他拉上长裤拉链。“我们没有关系。”他说。
她犯的错是刨根问底。“噢，我们当然有关系，”她说，“其实这……”
“我们没有关系。”
这时候，她考虑大闹一场了。只不过，她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确定该怎么起头。“我同意你和我没有那种关系。”她说，“但我们有关系。”
他穿上据称他不喜欢的、茶褐色的昂贵麂皮夹克——华丽得不可逼视——拍拍衣领。
“我的意思是，”蕾蒂说，“未来我们可能不会拥有任何形式的浪漫关系，这我懂，但我们的确有关系。我是你请的前台蕾蒂、是你的同事。只要是彼此认识的两个人，都算有关系。‘关系’两个字就是这意思。韩国超市卖荷兰豆给我的那孩子，虽然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们也有关系。”
“也许你和你的荷兰豆男孩有关系，”他说，“但你和我没有。”
那一刻，她已完全想不起来一开始要说什么了。她想不起来，他俩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我说啊，咱们明天见。”然后她就回家了。她气急了，但也只是因为他拒绝承认她是对的。即使在那时候，即使他们拥有一般人常说的那种关系、做一般人说的那种事、用一般说的那种方式对待彼此，她仍明白她不爱他，不是真的爱。所以她铁定也不会指望他，永远不可能。她和他连开始都不曾开始过，虽然，她也不是没给过暗示。
一如她不曾告诉任何人，她曾和牙医乱搞（就连离婚后也不曾提过），也没向任何人提起她突然被迫休假。天气一天热过一天，她仍闷在家里，拉上窗帘，徒劳地想阻绝热气、维持凉爽。即使到了现在，她都还记得，当时乳房间与乳房底下油腻腻的汗水，她撩起上衣，袒胸露腹，用T恤擦拭前额、颈背的汗珠，并包着头发，像个光着上身、戴头罩的修女。
她也还记得，房里那台顶着兔耳朵天线的电视机（她在离婚协议书上，就只留了小电视一项）。在整段绵绵无尽的冗长休假期间，她一直看电视，完全没停过。有天下午，她转到比尔·伯格斯的节目，看见难忘的一幕：醉醺醺的田纳西·威廉斯垂头坐在沙发上，一旁的模仿艺人李奇·里陀，正惟妙惟肖地扮演钱宁·卡森和约翰·韦恩。伯格斯的节目结束后，华特·马舒来上黛娜·索尔的节目，但索尔的节目结束后，华特·马舒又出现了，这回是《麦可·道格拉斯秀》。蕾蒂对华特·马舒本人没什么意见，毕竟有谁不喜欢他？但他一再现身荧幕、一再发出干瘪的笑声及一再回放的《少棒闯天下》剪辑片段，令蕾蒂自觉是否精神错乱了。然后，夜晚来临，《萝妲》《菲利斯》《莫德》依序回放，令人安心，最后，“快乐妓女”萨维拉·赫兰德上了《汤姆·史奈德秀》。蕾蒂渐渐明白，电视节目何以成为你的人生，何以能让你觉得有个可以聊天的伴、让你觉得一整天不至于一事无成。萝妲、菲利斯、莫德、萨维拉、田纳西，这些都是她的手帕交。
每天，她都告诉自己，今天要做点有建设性的事，别再看电视，但仍每天窝在床上，时而打盹时而清醒，反反复复直到深夜。她会关掉电视，然后支撑不住，然后再打开电视。她也喝酒。偶尔进食，偶尔冲澡，偶尔用从诊所带回来的免费欧乐B超硬毛牙刷，以及佳洁士牙膏试用品刷牙；但大多时候，以上这些事她半件也没做，只有电视、鸡尾酒和拉过头顶像发网的T恤为伴。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没有一天不逼自己应该打电话给小薇或德芬，甚至艾迪，或许只联络艾迪就好，因他是所有人中最有同情心的一个。告诉他们，也许她之前没提过，不过她目前休假中，并且似乎下不了床，拜托他们谁可以来一趟，把她拽下床、逼她换衣着装。如果能顺便带点食物过来就更好了。比萨、土鸡三明治或一整磅蛋糕。
但她没打电话，她办不到。因为那星期，她“怕讲电话”的毛病突然发作，就像魔术师从袖子里变出纸花束般意外，出其不意。一切就这么发生了，噗！你害怕打电话。
伴随这个意想不到的恐惧症而来的，还有恶心、紧张、胃痉挛等症状，并且迅速恶化。假期刚开始时，她不理会响个不停的电话——标准型灰褐色“贝尔大妈”桌机（若以正确方式挥动，可做凶器使用）；后来，她会快步冲过走廊、躲进浴室，她在厕所藏了瓶备用的伏特加，帮助她冷静下来，等待刺耳的丁零声停止为止。她会直接以口就瓶，一口，两口，说这是“无橄榄版的干马丁尼”或“少了鸡尾酒酸果的超干吉普生”。当然，不会有冰桶和高脚杯。她自封嬉皮，不太在乎优雅、仪式那一套；这也没啥不好，只不过，她把帕波夫（Popov）水晶般透明的酒瓶，搁在漏水的马桶水箱上，一旁是绿色的面纸盒、蓝色的面霜罐和棕色药瓶（里头是牙医开给她的抗焦虑药）。
一直到假期最后的那个星期六，也就是七月三日，蕾蒂才踏出公寓。在那天之前，她没出过门也没有伴，没做运动、没呼吸新鲜空气、没去杂货铺也没买过荷兰豆，啥都没做。但后来出了一件事，或说是为了解决一件事：几个星期前，房里电灯开关背板上方的螺丝掉了，只靠下方螺丝支撑，背板上下颠倒地挂着，露出底下的电路盒与未上漆的墙壁。
乔·哈泼搬出去时，把所有工具也一并带走了（那在离婚协议书里是属于他的财产），所以她只好试着用胶带把背板黏回去。因为黏不住，干脆放着不管，但放着不管也不行，上下颠倒的背板，使她联想到挂在梁上、勉强用指尖扣住梁木边缘的人，快把她给逼疯了。她得去五金行买把螺丝起子回来才行。
当时（现在可能也是）牙医诊所在里弗岱尔破旧的闹区，旁边是可俯瞰哈德逊河的火车站。周间早晚，蕾蒂搭火车进出里弗岱尔：每天嗒嗒走下金属梯，奋力跨过一个她发誓从不曾干涸过的水坑。天气或许又热又干，毕姆市长也许下令禁止纽约五区的住民浇花冲马桶，全都不打紧，这水坑永远都在，也许缩小了一点点，但它仍坚守岗位，水面甚至还漂着枯叶。一九七六年，那水坑就在“终末酒吧”正对面。考虑蕾蒂的自杀倾向与对双关语的偏好，这酒吧的名字挺不吉利的；也因此，她还将水坑命名为“冥河”。
终末酒吧的一侧，是四层楼的旧办公大楼，牙医诊所在二楼。酒吧另一侧是五金行，店主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兄弟；这两人暴躁易怒，个头不高身材圆滚滚，滴溜溜的黑眼珠配上凸出且青筋暴露的额头，以及像耻毛般的一片胡须。虽然，纽约上西区的五金行多如牛毛，但蕾蒂偏偏就是想“路过”这间离她家半小时车程——那是班次准时啦，但班车总是延误——的五金行。
蕾蒂其实不需要这么大老远跑一趟，但她有很好的理由：五金行令她不自在，除非她去过、认识店家。虽然，牙医鲜少派她出门采买，不过偶尔还是会请她去买瓶稳洁、三向转接头或延长线什么的。如果是稍微熟悉的环境，她比较不会紧张。
这个夏日早晨，店里没一个人注意到她。没人问她需不需要帮忙，也没人表示以前见她来过或此刻留意到她进门。横竖她也不在乎。不论是在店里或绝大部分的场所或处境下，她宁可别人别来搭理她。这会儿，为了解决开关背板危机而出门采买的当下，尤其如此。
出家门前，她用手指卸下濒临松脱的螺丝，将背板整个拆下来。蕾蒂将背板和螺丝用小袋子装起来，放进皮包；这么做实在聪明，让她能在五金行货架上满满数百箱、上百万颗螺丝中，找到她要的那一款。
她欢欣鼓舞，振奋地走向下一排货架，继续进攻那几箱螺丝起子。但她在这一关惨遭滑铁卢。她不知道要怎么选螺丝起子，不知道哪种螺丝起子适合哪一种特殊情况。于是她决定挑颜色。
她先是考虑买把蓝色塑料柄的，反悔，又挑了另一把樱桃红的，旋即放下。她在货架前走过来、走过去，然后拿起一把浅绿色半透明的，她曾实验性地试过这颜色。她向德芬借过一袭淡绿色印度纱丽，搭在身上比了比；“这颜色让你看起来像死人。”乔·哈泼说。蕾蒂连试穿都省了，直接还给德芬。
所以（该死的乔·哈泼），她握住螺丝起子浅绿色的握柄，走向结账台。她想象乔在一旁看着她，因无法批评她的选择而挫折沮丧。她想象华特·马舒侧身挨过来，问她推荐附近哪家餐厅。他俩小聊一阵，一见如故。两人也许相偕前往“终末酒吧”，来一两杯伏特加兑通宁水和鸡肉帕玛森吉士意大利面，再交换几个自嘲中年发福的笑话、共享一份派；至于华特·马舒跑去五金行做什么，她改天再想明白。
离开五金行后，蕾蒂把袋子和螺丝起子放进皮包。她想起那地窖似的公寓，决定走一走。范科特兰公园就在对街，满眼的夏绿与青郁。她站在公园转角，等待人行道的绿灯亮起。
但就在她等待的同时，闯红灯过马路的念头铺天盖地扑向她。这是条大马路，且在百老汇区，一想到要这样直冲过去，从这座安全岛冲向另一座安全岛，汽车出租车在你身边呼啸而过，多少压抑这股冲动，使她想打退堂鼓，且立刻想到这么做可能不符合纽约人的身份。但她能怎么办？新的恐惧顷刻袭来，于是她改变心意，决定承认失败，直接掉头回家。
但她却没回家。脚跟一转，她走进自己工作的大楼，爬两段楼梯上楼。贴着办公室大门的毛玻璃窥看（牙医的名字呈弧形印在玻璃上，像道彩虹）。她啥也没看到，只看见沿着防盗玻璃交缠蜿蜒的电线。
她伸手探进皮包，摸索钥匙，解锁开门。蕾蒂走进诊所，关掉警报器，打开电灯。
柜台上所有物品，就和她上次离开时看到的一模一样。杂志与小册子码得整整齐齐，覆住打字机的灰色防尘罩也没人动过，不过，她感觉就是有哪里不一样。当她用手指戳戳窗台上那盆绿意扶疏的蔓绿绒底下的泥土时，她想到了。有人来过，还浇了水，有人替她做了她的工作。
牙医私人办公室的门关着。她穿过诊间，手按在圆形门把上。她并未转动它，就只是握着。她将耳朵贴上中空的木门板上。虽然听不出个所以然，但他办公桌上的座钟嘀嗒响，令她不太自在。她想象牙医在门的另一边，四仰八叉躺在他俩幽会的地上；他太太略带羞愧地拿着一支沾血的Huber探针，站在一旁俯视他。后来她意识到，那似乎是个不祥之兆，倒不是真有人被杀什么的，但房里可能出了什么坏事，又或者只是她的期望。
她屏住呼吸，转动门把，但并未进一步推开房门。她对自己的心烦意乱感到不耐烦。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要是她够坦诚的话，这根本就是愚蠢。多年来，她进出这间办公室多少次，但没有一次像今天一样是关上的；可是……电话响了却不敢接，这已够糟了，接下来是焦虑得不敢过马路；难道，她的恐惧开始全面化，这会儿连开门也办不到？
不是，她心想。她的迟疑并非精神官能症方面的问题（或不只精神官能症这么单纯）。她之所以迟疑，是因为照理说，她今天不该出现在这里。她自觉像个闯空门的，故意破坏他人财产的人。为此她严厉斥责自己：她可以进入那间办公室。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牙医出门午餐时，蕾蒂会进办公室归档、找发票或坐在那张舒适的办公椅上玩填字游戏。她不需要请求允许才能进门。他会用西班牙语说：“我的办公室就是您的办公室。”既然他都这么说了，她有啥好犹豫？有她这样的员工，自动自发、认真勤奋又忠诚，算他好运。
举个认真勤奋的例子来说吧：她现在就可以动手把档案归好，她可以修正六月底诊所暂歇时、留在他桌上的那一团乱。如果能早一步把工作做好，在诊所重新营业前（也就是下周二）把事情做好，也算是好事一桩。
然而，即使在她开门的同时，仍挥不去心底的担忧。现在她不只想象会在地毯上发现一具尸体了——喉咙被划开但一息尚存，而是两具活蹦乱跳、全身赤裸、因覆满汗水而闪闪发亮的轻佻的丈夫和调皮的妻子的尸体。如果这是出电视剧或电影，接下来不就一定会上演这一幕？音乐升起，前台接待员倒抽一口气，手按着心口冲下楼、冲上街，泪水盈眶，痛哭失声喊着他的名字……
或者不会这样演。因为接待员在电影里的身份是坏人，不是吗？她破坏别人的家庭，是人尽可夫的妓女、黑发妖妇。一旦她离开画面，摄影机就不会跟拍了，因为牙医妻子才是故事关注的焦点，才是女英雄。事实上，片名讲得一清二楚——牙医之妻。
现在，房门微微开启，但蕾蒂还是不敢往里头瞄。只是再一次侧耳倾听，专注聆听；耳边只闻一秒一秒过去的嘀嗒声而已。她又花了一秒钟证明自己有多蠢。接着，她一把推开门，刺眼的阳光令她频频眨眼。
没有情绪饱胀的背景音乐，但她仍控制不住地倒抽一口气。倒不是因牙医办公室里，那株垂榕也有人浇水了，而是那几面墙，过去五年来，始终如齿模陈列柜里那些假牙石膏模般灰白的墙壁，竟漆上女性化的淡紫色。办公桌旁挂着一幅风格华丽、裱了框的乔治亚·欧姬芙，画中的花朵无疑令人联想到等待交合的阴户、粉红与阴蒂──乔·哈泼的研究与欧姬芙的画作颇有雷同之处，但蕾蒂怀疑，这幅画也可视作是牙医的梦境：粉红色牙龈，而悬雍垂在张大的口腔内上下招手。
他的办公桌也清理过了。整摞未归档的保险单、病历资料，甚至那堆“外出留言”——她留给他的小纸条，全部不见了。“邦菲里奥医生暂时外出”附带图释“！！>”（两个惊叹号底下，再加上插入符号）。
“哀伤的兔子。”她总是这么说。（实情也是如此，毕竟这些图释都是她发明的。）
她也画过开心的兔子、疑惑的兔子，另外还有一个是他发明的，若他希望她那天下午留晚一点，他会在外出留言字条背面画上“花花公子兔”，放在她位子上：两枚惊叹号，再加上带着勾引的咧嘴微笑。
她愣愣地瞪着干净朴素的办公桌，桌上的一尘不染犹如某种训斥。除了黄铜座钟以外，桌上的每样东西都是新的：皮面记事簿，一板一眼、毫无想象力但闪闪发亮的高仕笔组，还有座奢华版、由黄纹木与钢球制成的伽利略摆钟。
屋里的改变不仅如此：象征他焚膏继晷、稳扎稳打苦读得来的纽约大学牙医学士学位证书裱了框，高悬在墙上的小书橱上方。那些一度堆靠在书本之间、边缘翘起的相片，也一一套进相框，像大腿舞女郎踢得高高的长腿，由小到大一路往上排列。
这排相片中，尺寸最小的一帧，是牙医和黄金猎犬“毕福”的合照。这只老狗温驯可爱，蕾蒂曾多次带它去找兽医或美容师。下一帧是毕福的独照，尺寸稍大，这是专业摄影师拍的。画面中，毕福微张开嘴、粉红色舌头垂挂在一边，看起来像在笑，但说不定只是摄影师打的灯太热，害它频频张口喘气罢了。
下一张又大了一点，是牙医和妻子站在犹太婚帐底下的合照；毕福也在，它端坐在一名扛帐人脚边，人与狗都穿着涡旋花纹背心，系上蝴蝶领结。然后是两张没有毕福的照片，一张是8×10，照片中的牙医和妻子眯起眼睛迎视阳光，应该是蜜月时拍的；另一张是9×12，牙医和妻子坐在帆船上，蕾蒂不知道原来他有船，船名是“牙仙子”。
小书橱上立着一张像晚宴座位卡的白色小卡。“惊喜！！”卡片写着。蕾蒂打开卡片，里头写着：“周年快乐！！爱你！！派蒂。”在那一串惊叹号之后（不像蕾蒂画的兔耳朵或瞪大的兔眼睛那样滑稽傻气），派蒂画了许多爱心和象征亲亲的OOXX。
蕾蒂把小卡放回书橱上，拿起毕福那张颇专业的肖像照（吐舌头的那张）。她双手捧着相框，望进狗狗棕色的眼眸。接着手一松，把相框和照片扔进自个儿的皮包里了。
离开时，她确认已牢牢关上牙医办公室的门、输入保全密码、大门上锁，有条不紊、正确执行每一步骤，如此才不至泄露她曾来过这里。出了大楼，她快步通过“终末酒吧”，跃过“冥河”水坑，飞快地登上金属梯并跳上百老汇区间车，列车刚好摇摇摆摆停靠站台，等着载她回家。
那把浅绿色柄螺丝起子与螺丝勾纹不符。蕾蒂定神瞧，才发现她买的根本不是螺丝起子。噢，是啦，看起来确实像把螺丝起子，但其实是别种工具，螺丝起子的表亲什么的，混账起子，尖端不是平的，而是十字。
她对自己好失望，觉得自己好笨、好没用，就是忍不住这么想。蕾蒂从来不哭的，但此刻她泫然欲泣；她得再次训斥自己，告诉自己这没啥大不了的，只要再跑一趟五金行，将这把像螺丝起子的玩意儿换成真的螺丝起子就好了。毕竟这能有多难？但她也知道，她可能会把这把冒牌的螺丝起子塞进抽屉，去另一家近一点的五金行重买一把。虽然一把冒牌螺丝起子和一把真的螺丝起子加起来的金额，并不会害她破产，但如此一来，她就得与一把令她自觉是个蠢蛋的假螺丝起子，一起过日子了。这样她搞不好也会开口要乔·哈泼回来。
她以手边的餐巾纸擦干眼泪，让自己冷静下来。事实是，不管怎么样，她都得回里弗岱尔一趟。不仅得回去换那把该死的螺丝起子，也得归还毕福的相片。她怎么会屈服于一时冲动，偷走相片呢？而且这股冲动本身也令人费解。难不成她还以为，当牙医走进他重新装潢的办公室，不会发现相片不见了吗？
他当然会注意到相片不见了。好歹那也是一帧专业肖像照，付钱约时间拍的。他肯定会问妻子，是否把照片拿下来了，妻子会说没有，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以下两种：其一，牙医指控妻子说谎。他会告诉她，他一直都知道她不喜欢毕福。他会说，她鬼鬼祟祟移除他爱犬的肖像，就是打算把毕福从他生活中移除的第一步。他还会说，没有哪个男人会把办公室漆成淡紫色。他俩会大吵，然后离婚。他会跟蕾蒂说，他是傻瓜。或者，他马上就想通，照片是蕾蒂拿走的；他总结得出这象征某种声明、表态，表明蕾蒂和他的关系，表明她从未说出口、但显然已失控的渴望（对他的渴望），表明她坚持认为两人有关系的自负向往。又或者，他也许会将此举视为某种威胁（承认我们有关系，否则就别想再看到你的狗）——可真实情况只是，她压不住内心的冲动，想破坏牙医妻子那神经质且可预测的内在规律，想打破照片按大小排列的死板秩序。
但他永远不会懂。不懂她的冲动，不懂这么做的艺术，不懂她此举代表不为人知的幽默感。因此，当天稍晚，等她重返五金行，退回她买的那把浅绿色的烂货时，那帧照片会继续躺在她皮包里，如此，才能顺便归还。
她早该知道，在七月四日这个连假周六，五金行会提早打烊，但她偏偏忘了，而这也就是她为什么会在下午两点钟，站在街上盯着降了一半的安全铁卷门发呆了。铁卷门上满是涂鸦，有帮派标志、纳粹党徽、一箭穿心的爱人姓名，等等。
店主之一（也是两名兄弟之一）弯腰出来，小心不让脑袋撞上卷门。他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和臭烘烘的短袖白衬衫。在这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头上竟戴着一顶毛毡帽。这顶帽子似乎拥有某种反重力特质，即使他这么半弯下腰出店门，仿佛跳着凌波舞似的，帽子仍紧紧附在脑袋瓜上。他满身大汗，这点不用说。那个紫色、肉墩墩的鼻子底下，也就是两个大鼻孔周围，布满灰扑扑的湿气。他站直，瞥瞥蕾蒂，然后转身背对着她。
对蕾蒂来说，她接下来要做的可谓勇气十足。她并未马上打退堂鼓。她从皮包抽出螺丝起子，说明问题，把整段悲伤故事一股脑儿向他倾吐。
“省省吧，小姐。”待她说完，他啐道，甚至连转头看她都省了，“我不会退钱给你的。”
她左右张望，仿佛在寻求支援，仿佛一旁有哪个中立的旁观者，会站出来声援她；但这可是七月四日连假周末的星期六呀。而且这里是纽约，街上空荡荡的。
她想试着再解释一遍。她想买螺丝起子，但不是这种头的。
他倏地转身。当下她以为，他要出手打她，因为他看起来非常生气。她认为，他的怒气或多或少与他浓重的口音有关。也许他的英文没那么好，无法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也许他误会了，以为她讲了什么无礼或贬抑他的话。但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她没搞清楚状况。
“这把是十字头（菲力普式），小姐。”他语带不屑。
自蕾蒂呱呱坠地二十六个年头以来，她已十分清楚别人何时是在叫她（蕾蒂Lady），何时不是（小姐lady）。但老板这么一再重复喊她的名字（即使他不知情），感觉依旧挺不舒服的。
“可是我没办法用啊。”她说，“而且我今天早上才买的呢。”她听见自己高亢尖锐的嗓音，仿佛已挑动她脆弱的神经，“收据我还留着。你看，这上头说，你们的退换货条款是七天，七日内可退换。”
“我们对于搞不清楚自己要买什么的顾客，没有这项服务。”他说，回头继续与铁卷门奋斗（铁卷门轴柱滑出轨道了）。他前后摇动、上下拉扯。眼见自己的存在似乎令对方分心、激化他的挫折，她往后退了一步。
他咕哝了几句，但她未费神弄清楚。她的心思还萦绕在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他口头增列的退换货条款。她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毕竟他口音这么重，她甚至得盯着他的嘴唇，才能理解他的话。即使他斥责她、出言不逊，她还是盯着他那张围绕短髭与汗珠的嘴巴瞧。突然间，她丧心病狂、神志不清的脑袋，竟迫使她想象自己亲吻他的画面，口中有他的舌、他的胡子。
有件事她一直不愿回想，此刻却突然袭上心头。事情约莫发生在一年前，大概是小薇和艾迪庆祝他们结婚一周年的某个温暖春夜。会发生这件事，完完全全是乔·哈泼的错。那天他发牢骚、搞忧郁，拗了一整晚，她终于妥协让步，同意和他的一小群朋友，两男一女，连同乔在内，一起玩群交。
其中有个家伙刚买了张水床。就在注水完成的那刻，他致电乔·哈泼，表示他想不到比性爱狂欢派对更好的“下水仪式”。倒不是说，他们以前跑过这种派对，或认识哪个开过这种派对的人，而蕾蒂本身对这类活动毫无兴趣。她甚至连“性爱派对”这几个字，都说不出口，听起来就是有种恶心、贬抑的感觉。性，狂欢，派对。可是不论《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生活杂志》或Look的报道都说，像蕾蒂、乔及他们的朋友这一辈的年轻人，经常举办群交派对，然后又蹦出电影《两对鸳鸯一张床》与约翰·厄普戴克这号人物，所以这会儿，乔和他的一干朋友们，也开始体验放纵恣意的感觉。
当他们一行人来到买了水床那家伙的家，蕾蒂不发一语。她这才明白，她对群交这档事比没兴趣还要不感兴趣。她根本反对群交。况且，就算她“基本上”感兴趣，群交的细节也颇令她焦虑。大体而言，她不喜欢三男对两女这种性别比例，尤其不喜欢参与的另外两男一女。
另外，蕾蒂总不放过任何机会，设法证明她不是一般人心中典型的牙医诊所前台人员、不是上西区粗人娶的布尔乔亚贵妇（但蕾蒂偶尔会看见，这些贵妇在平价超市推车购物）、不是那种庸俗得足以毁掉一整个文学运动或单单毁掉一次晚宴邀约的女性。所以，好，没关系，当她跟在丈夫后头，举步维艰地走进公寓时，她也做好决定了。她会参加。既然群交不可免，她告诉自己，那就躺下来好好享受，然后……享受……好好享受。但就在这时候，她心头突然浮现“啰里啰唆、令人生厌”这几个字。
可是到头来，她所有的担忧与三心二意都是多余的。讽刺的是，喝光一瓶杰克丹尼尔威士忌，再抽几卷大麻烟后，唯一还有办法维持勃起的，只剩乔·哈泼，最后蕾蒂理所当然也只能和丈夫做。后来，当乔想上另外那名女子时，水床的主人要求蕾蒂帮他口交；蕾蒂不愿意，于是那家伙说好吧，帮他打手枪总可以吧，蕾蒂不想成为彻头彻尾的扫兴鬼，只好恹恹答应。她努力了半天，对方仍不见起色，“显然我不是你的菜。”那家伙沉思地说，看起来像自言自语而非对蕾蒂说话。“我还一直以为我是呢，结果——”这时，他低头看看裁决者，“屌哥说了算。”
“还是屌哥根本不在家？”第三名男子说。这家伙老早放弃，带着哀伤的小弟弟、裸着身子躺上发霉的安乐椅，读起一份一九六八年发黄的《哥伦比亚观察者报》。那场大暴动，接管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办公室，那段美好的往日时光。
“也许你该假装你不想要。”水床的主人说。蕾蒂答：“说真的，巴瑞，我还真不想要。”她认为这回答挺聪明的。横竖说的是实话，巴瑞和屌哥也可以像他建议的那样，随他高兴、自由解读她的回答。结果不论是哪边假装，对她来说都是明智的，因为巴瑞和屌哥情感受伤了。屌哥的脸色变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迅速一沉……屌哥原本就小小的、畏畏缩缩，这会儿仿佛要凹进去了。
蕾蒂起身下床，穿上内裤，将注意力转向挑选、整理转盘上的唱片，这不就是好女主人该做的事嘛（即使派对不是她办的、这里也不是她家）；乔·哈泼和那名女子继续大战第二回合，发出远超过必要的呻吟与闷哼，而温温凉凉、未填满的水床，则随之吧嗒唱和。
走在回家的路上，乔·哈泼把朋友未能尽兴的错怪罪于她。“你就没办法假装你想要吗？”他说，“你浑身散发‘不想要’的信息。你不想要的意图，明显到将整屋子男人全都变成性无能了。”
他踹路边的垃圾桶。她惊恐莫名，她竟嫁了个会踹垃圾桶的男人。“呃，首先，那里并没有‘整屋子’男人，只有巴瑞和诺曼而已。再者，是巴瑞叫我假装不要的。”
但乔·哈泼的态度并未缓和下来，也未转移注意。“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说，“当初你根本是假装喜欢性爱，诓我和你结婚的。”
“我没有。”她说，“我是假装喜欢你，诓你娶我的。”
“我要离婚。”他说。
五金行外，这段记忆以回忆的方式猛地跃上心头。老板还在与铁卷门奋斗。蕾蒂手抓十字头螺丝起子，站在五金行外，此刻令她大受打击的是：虽然老板出言不逊，但她对他的态度也同样差劲。在他眼里，她可能只是个无知愚妇，一个活了大半辈子，却连螺丝、螺丝起子怎么分类都不知道，专业与半调子、驴子骡子不分的傻瓜。
她往前跨一步，试着挤进他的视野。这会儿她正盯着他的侧面，他用不着九十度转头，也能看见她。但他只是径自愤怒、徒劳地摇晃卷门。他抬手上举，想把门推回去，从头来过；手一抬，袖子便往下溜。然后，考虑到他的年纪、他的口音，其实这一点都不意外，她看见那几个数字。
她永远无法否认她看见那些数字，也永远无法否认她知道它代表的意义。我们的父亲纳坦·法兰柯也来自难民营。虽然蕾蒂对他的记忆，多已消退或模糊不清，但有些仍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但她的手已先有了动作。也许她并不在乎。也许那些数字在她看来，根本天杀的没半点不同。除了好人、无辜老百姓外，被送进难民营的，还有数不清的混账家伙：这种男人也许有天会抛家弃子、侮辱心地善良的顾客，或满不在乎地对待他人（却又不喜欢别人这么对待自己）。蕾蒂有套理论，她坚信：在这颗悲哀的星球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败类，不论种族、宗教或信念。因此，不论你在哪里遇见多少人，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机会碰上浑蛋。假如你对这个族群认识不多也不深，可能导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也就是何以蕾蒂相信，文化融合、通婚、通勤等能增加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好让她能找到非败类的百分之五，相依相偎。
不过，在这一刻，蕾蒂并未想起那套败类理论。她太沉浸于受攻击、受辱、受虐与遭忽视的感觉中，满心只有感觉、感觉、再感觉，因此，在她未加注意和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她的手做了自己想做的动作，就是扬起浅绿柄螺丝起子，朝五金行老板的脑袋扔去。
她上半身的力量原本就不大，也未从事任何正规运动（小六那年，蕾蒂被迫参加“体能总统委员会”举办的体能测验，在“抛掷”项目勉强过低标），所以她压根没料到，螺丝起子会飞这么远。她以为，螺丝起子在抵达手臂瞄准的目标前，就会坠落在人行道上；相反地，螺丝起子优雅地翻了个筋斗，仿佛还有微风助其一臂之力般，它的十字头稳稳插进五金行老板坑坑疤疤的鼻肉。他大喊，用双手捂住鼻子，蕾蒂觉得，他惊吓的可能性大过疼痛。
现在他终于正眼看她，肯认真注意她了。但这会儿换她不理他。她蹲低，迅速钻过半掩的铁卷门，非常清楚目标与方位，以及该做什么。她并未快跑，而是笃定地大步前进，来到她要找的走道，找到正确的盒子，执行她此行赋予的任务。然后大步走回门口，再以凌波舞之姿倒着上身，跳回铁卷门后那一方阳光下。五金行老板仍呆立原处，十字头螺丝起子落在他脚边；手继续捂着鼻子，指间渗出鲜血。
她举起刚得手的螺丝起子，柄是橡胶蓝的，比原本浅绿色那把便宜个几块美金。这次换货让他占便宜了，但他根本不在乎。“噢咿！我的鼻子！”（他说的是意第绪语）并鬼吼鬼叫地哭喊。接着他放下双手，让她瞧瞧她造成的伤害：其实也还好。流了很多血没错，但也只不过是左鼻孔外侧被划出一道口子罢了。割得不深，位置也不危险；但他肉墩墩的紫色鼻子似乎挺脆弱的，好像随便碰一下就会受伤似的。当然，看见这样的鼻子，蕾蒂还是不由自主地皱了皱脸。
眼前唯一能让她不用看这鼻子的办法是，掉头走人。他大呼小叫，嚷着要找警察大人。但他的用字很滑稽，不是叫警察，也不是报警，而是找警察大人。活像个对公权力深具信心的小孩。
“去啊！”她说，“看看警察认为谁有理。”说完，她拔腿就跑。真的是拔腿就跑。真真切切、名副其实地落跑，完全就是个恶劣的坏孩子。蕾蒂一辈子没做过这种事，一次也没有。
跨过“冥河”水坑、冲上金属梯、跳上火车，即便是现在，她也会这样说，这时她才首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这无非是撒谎。她在出手的当下就知道了。住手，当她扬起手臂时，心里曾这么想；离开这里，掷出那把绿色工具时，她心想；当她低身钻进铁卷门，她质问自己：你他妈的到底在搞什么呀！
可是她既未住手，也没离开。思绪对上感觉，感觉胜出。谁也没料到她会如此愤怒。
然而，暴怒的亢奋一旦消退，蕾蒂开始意识到那股心痛，糟糕极了，尖锐弥漫全身。仿佛她刚才在店里吞了数百万颗螺丝钉，现在它们在血管里翻滚、刮削她的五脏六腑。她晓得痛楚来自何方。这段遭遇是一项试炼，她失败了，她因失败而痛心疾首：理由是无论那男人做了什么、行止多恶劣，不论他是多差劲的混账东西，她都应该宽容以对。她看到那几个数字了，晓得他有过什么样的人生；我们一家人也曾那样活过，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但她呢？竟拿螺丝起子扔他。
时至今日，每当蕾蒂想起这位五金行老板（她比你们以为的更常想起他），总是羞愧万分，并一再感受到与事发当日相同、遭金属利器刺穿刮削体内的痛楚。她常常痛得必须停下手边的事。紧闭双眼，专注呼吸，吸气，呼气。然后试着在脑中设想五金行老板的模样，不论此刻他人在何方（她猜可能已经作古，毕竟那家店早就不营业了，而且他在一九七六年当时已是个老人家）；一旦她顺利召唤他，她会以罪人的身份，尽所能地发挥想象力，让他沉浸在满满的爱或近似爱的情感状态中。
然而在当时，当火车钻进地下隧道，载着蕾蒂奔向家的怀抱时，她心里谁也不爱。她只觉得痛苦。她尴尬死了——“mortified”，平常她不用这个词的。各位就算不专精于拉丁文，应该也猜得到，这个英文字源自何处：在那一刻，蕾蒂其实超想“死”（mort）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