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八年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已三年。亚伯拉罕·林肯也死了三年了。杰西与法兰克·詹姆斯刚加入科尔·杨格的帮派。而在普鲁士王国的弗罗茨瓦夫，一对堂兄妹坠入爱河，私奔了。
当这对堂兄妹返家、宣布他俩已结为连理时，新郎的父亲与新娘的母亲表示，这桩缔约是不自然的，而新娘的父亲与新郎的母亲只能狂灌烈酒。阿姨们则抱在一起，伤心啜泣。
“像你们这种结合，会生出什么样的小孩？”父亲母亲、阿姨叔叔们齐声质疑。
“噢，不知道呢，也许是会拿诺贝尔奖的那种小孩吧。”我们都觉得，当时新娘没机会把这句话说出口，实在可惜；而她之所以没机会说，是因为九个月后，她在产下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时，难产过世。打从一开始，那孩子的脑袋就太大了。
一八七一年
普法战争结束。德意志完成统一，正式进入第二帝国时期，但实权仍掌握在普鲁士王国手中。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就任皇帝，而普鲁士前首相俾斯麦，则受命为帝国首任宰相。
当俾斯麦因公来到弗罗茨瓦夫，鳏夫海因里奇·罗伦兹·亚特离开他的染料工厂，站在群众中，等着看铁血宰相现身，他抬头挺胸、肩膀宽阔，像迷恋黄金律的画家笔下的肖像人物。俾斯麦经过时，群众鼓噪得有如情色电影中波涛汹涌的大胸脯。民众夹道迎接俾斯麦的理由之一，是成为这群激情分子中的一分子，涌动前进，危险刺激，可能因疯狂推挤而遭逮捕，或因深爱国王与国家而遭人推倒在地，几近丧命。
第一次来的时候，海因里奇带着失恃的幼子，让他高坐在肩上。男孩漠然、老神在在地窝在父亲肩头。这个警醒冷静的孩子，由一群经验老到但个性急躁的护士轮班带大，因此，他在“保持冷静”这方面，可以说是训练有素。即使俾斯麦驾临，广场欢声雷动，人群猛挤着海因里奇，孩子也不出声。海因里奇得扭过脖子抬头瞧瞧他的脸，确认他是否害怕；当他转头看他，却见两行清泪，是开心的眼泪，于是，海因里奇确定一件事，“两岁的孩子，”海因里奇写信给胞弟鲁迪（全家族唯一还和他说话的人），“这孩子才两岁，就对他的国家有如此深刻的情感。”
“你教得好。”鲁迪尽职地回应，“尤其还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
鲁迪的赞美令海因里奇陶陶然开心不已。这倒是，他心想。他尽心养育这孩子：他在男孩卧室抽屉里，摆了一帧男孩亡母琳妮·亚特的相片（装在椭圆形相框里），指示他每晚上床就寝前，都必须亲吻母亲的照片；但实际主宰照顾责任的，却是挂在床前的俾斯麦肖像照。在我们位于里弗岱尔的公寓，也有一帧俾斯麦的肖像挂在马桶上方；上一代原本将它挂在玄关墙上，占据一墙老照片和画作的中心地位；一换了人当家做主，我们立刻搬走了它。
像海因里奇·亚特（之后的兰兹·亚特也一样）这类犹太人对德国怀抱的情感，爱因斯坦称其为“对金发野兽（纳粹重要成员‘海德里希’的绰号）全心全意、不求回报所得到的悲惨回报”，海因里奇称之为“爱国主义”，德文为“Heimat”，是一种对家乡、对土地的爱与忠诚。他的犹太身份是文化，但身为德国人是他的信念。他决定他的孩子也必须怀抱相同的信念长大。就连孩子的名字也恰如其分。这名字是海因里奇·罗伦兹·亚特自己选的，无涉女性的纤细敏感（但他相信，琳妮也会赞同他的选择）。男孩取名兰兹，全名是罗伦兹·奥图·亚特。罗伦兹代表海因里奇自己，奥图则是俾斯麦，至于亚特，在德文里象征年纪与智慧。海因里奇心想：又有谁比上帝更年长、更睿智？
你虽然没有母亲，但有三位父亲。早在孩子尚不识字前，海因里奇就这么告诉他。海因里奇弯身趴在摇篮上，手掌罩住婴儿的小脑袋，他反复低喃代替摇篮曲。“三位父亲，”海因里奇说，“我，俾斯麦，上帝。”兰兹今生的职志是不让这三位父亲失望。
与此同时，住在弗罗茨瓦夫另一头的辛德·埃玛奴也教他的孩子认识俾斯麦。阅兵时，辛德带着两名年纪较长的女儿，分别是五岁及三岁，站在二楼阳台凭栏观望。“你们还记得铁与血的演讲吗？”他问若丝和丽丽，小女孩们踮起脚尖扒着栏杆窥望；“你们看士兵手上的枪，那些就是俾斯麦说的‘铁’噢！还有，有没有看到钉在那个士兵肩膀上的袖子？或是那里，那家伙眼上不是罩着纱布吗？那就是‘血’哟！以后你们会知道，只要士兵仍高高举起‘铁’，就能把‘血’冲掉。”
他轮番抱高女儿，让她们更容易看见，武器和经言语美化的血腥。
“他们喜欢讨论血腥。”辛德·埃玛奴说，“血腥能激起绵羊的热情，但他们绝不会让绵羊看见血。绵羊也喜欢谈论血腥，但一见血就晕过去了。”
“咩！”丽丽朝底下经过的士兵学羊叫。通过阳台正下方的几名士兵抬头，笑着对她挥挥手。
埃玛奴的妻子也加入他们，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宝宝。“丽丽。”她说，“不要对军人做这种农家的怪声音。”她看了丈夫一眼，眼神同时带着斥责与爱意。“也许我们应该再试一次，给你生个儿子。你把这些女孩训练得愈来愈像男生了，竟放任她们在街上，对人大呼小叫，而且满脑子都是政治。”
埃玛奴从妻子手中抱过婴孩。艾莉丝·埃玛奴裹在层层亚麻与蕾丝中，活脱脱就是个小小的、微笑的洋娃娃。“照理说，这个应该是我儿子。”他说。
艾莉丝对他绽放灿烂笑靥。她对云朵微笑、对士兵微笑，眼睛对上谁就对谁微笑。等她长大，她父亲心想，她肯定像极了古埃及女神“伊西丝”——黑发褐肤，蓝眼睛。但他并不开心。他无意抚养伊西丝，象征家庭、编织与月亮的女神；那对蓝眼睛也令他担忧，颜色淡得极不寻常。埃玛奴的友人曾不经意说过，在某些文化中，淡蓝眼眸代表某种诅咒。“会变深的。”他妻子语带防卫（但时间会证明她是错的），不过真正令埃玛奴困扰的不是诅咒。他非怀疑论者，完全不担心诅咒这类的事；他不信神秘学、不信埃及神话（但这些神话他倒是每一则都很清楚），就连他们犹太人自己的神话也不信，更遑论普鲁士神话。他喜欢挑明了讲：虽身着军装，但奥图·冯·俾斯麦充其量不过是后备军人罢了。他没服过一天兵役，也没扛过武器上战场，更没流过一滴血，至少流的都不是他自己的血。
所以不是。辛德·埃玛奴之所以不喜欢这娃娃淡蓝色的眼眸，理由是太引人注目。他不希望这孩子因美貌而受倾慕，他对艾莉丝有更高的期望。她的性别令他失望，这是事实，但他已决心不让这孩子在其他方面令他失望。这孩子有某种特质，她相当机敏、活泼，即使在沉睡中，小手小脚也像在攀爬或建造什么东西似的，激烈地动个不停，这一切令他坚信，将来她注定会成为他想象中的那个人。
“不用再生了。”他要妻子安心，“我会好好教育你给我的这三个孩子。”他举起怀中的婴儿，让她也瞧一瞧阅兵游行。他搂着艾莉丝，亲亲她的脸颊，再轻吻妻子的额头，阳台上洋溢着幸福家庭的温暖。大女儿和二女儿犹如他的助手、他的小鸭，跟前跟后。
身为妻子的她，独自低头望着底下接受欢呼鱼贯通过的士兵。这些人可分为两群：跛脚的与残废的；毫发无伤的和面带羞愧的。好险，她心想，幸好不用生儿子。
一八七四年
海因里奇·罗伦兹·亚特的染料工厂，是全西欧经营最成功的一家。普鲁士军服的深蓝？贼鸥那一身森林绿？俾斯麦专属装束的普鲁士蓝？这些林林总总的衣料染剂，都来自“亚特染料工厂”。如果海因里奇的染料，为普鲁士军服增色不少，军队也算回报他这个人情了。
只要聊到他细腻精致的染料，海因里奇总带着无尽的温柔和爱意：要说春绿——活脱脱就是莴苣第一片嫩叶透出的绿影，海因里奇就和看见老花瓶的诗人济慈一样，突然情感奔放、热情洋溢；问他猩红如何，他会告诉你，他家的猩红色远比北美红雀的腹羽更艳丽；若有谁提到亚特家的靛青，海因里奇活像男人说起情妇，止不住地赞美她们无可比拟的美貌，听者无不微笑、点头，然后频频望向手边的时钟。
由于海因里奇希望他的儿子，也是唯一继承人的兰兹，在完成基础教育后，尽快进入工厂工作，因此，他很早就开始训练兰兹。“色彩鉴赏力这回事儿，一定要尽早开始培养才行。”海因里奇在写给鲁迪的信上提到，“尤其是这么一个似乎没有任何天分的孩子。”
海因里奇这句话揭露一个事实：现已五岁的兰兹几乎什么事也做不好。运动神经不佳，学习也慢，连绑鞋带都还要别人帮忙；虽然他渴望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却总令他们退避三舍。那个一度沉默寡言的孩子，如今喋喋不休；他总是站得太近，滔滔不绝地讲述冗长乏味的战争故事（他的最爱）。兰兹醉心于战争。每回参加生日派对，他对小女生丝毫不感兴趣，一径专心地讲述拿破仑的丰功伟业。
“我将来要当将军。”他告诉父亲。
犹太将军。他爸爸蹙了蹙眉，拍拍男孩肩膀，“你将来会当‘亚特染料工厂’总经理。但是，你会帮将军治装，赋予他们荣耀与骄傲，为德国赢得战役。”
兰兹在社交方面也许奇怪又鲁钝，而且还只有五岁，但如果有人糊弄他，他一听就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对工厂怀抱何种心情。所有帮他作传的人都知道：兰兹还很年轻时，颇为排斥继承工厂。不过，这场父子间的战争，还要再过十多年才发难，故此刻他父亲还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浪费时间。兰兹的训练场在弗罗茨瓦夫街头。每日晚餐前，海因里奇坚持要兰兹陪他散步；每天傍晚，兰兹晓得麻烦事又要来了，却也只能生闷气、嘟嘟囔囔，无奈屈服。
我们手上有张他当年的相片。他是我们见过的最悲伤的男孩：大得不像话的脑袋和深色大眼睛，泫然欲泣地噘着嘴，多半是因为有人（海因里奇或摄影师）叫他不准动所致。他哀戚又僵硬地站在一张雕饰华丽的木椅旁。这张椅子有好长一段时间，被我们摆在玄关，经常堆满东西，甚至差点翻倒；不管是手提袋、外套、围巾或假发都往上头扔（小薇有段时间会戴假发，经常把这顶昂贵又华丽的玩意儿，顺手挂在一根椅柱上）。不过，在那张老相片中，椅垫上只躺着小男孩加了缎带装饰的帽子。
男孩自己则是一身孩童版戎装，黄铜扣过大，衣领平坦，及膝的裤缘恰好盖过长靴。他的头发旁分，但分线极贴近耳际。他像拄拐杖般抓着步枪：枪托就地，枪口对着天花板。
另外还有一张兰兹·亚特年少时的照片，和他叔叔鲁迪一块儿拍的。根据我们客厅书架上，那本厚厚的兰兹·亚特德文自传《兰兹·亚特：德国人、犹太人、圣人与罪人》所载，鲁迪·亚特是“身患疟疾的同性恋侏儒”（这句话还特别框起来），个性纤细，魅力无穷；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迪的照片完全支持这项描述。他个子不比兰兹高多少，但男性魅力爆表，宛如画了烟熏妆的深邃眼眸，蓄着时下最流行、抹蜡又花哨的翘八字胡和山羊络腮胡，再加上一抹若有似无的甜甜笑容。他还有两道犹如雕刻般精致的眉毛。
这张照片想必是在鲁迪短暂返家时拍的。鲁迪是贸易顾问，大多时候都在亚洲走不开。一八七四年，他身任德国派驻日本的贸易顾问，这也就是说，他要么能力魅力惊人，竟能克服政府成见，聘请一名“身患疟疾的同性恋侏儒”（我们假设德国政府有此成见）代表国家；要么代表十九世纪末的德国政府，在心态上比今天宽容许多。我们猜理由可能是前者，也就是鲁迪的魅力胜过偏见，但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全都疯狂地倾心于他。我们爱这张照片，因照片中的鲁迪和他的小侄子穿着一模一样的和服；我们也爱鲁迪的和服，因为上头点缀着好几串珍珠。
鲁迪负责工厂的靛青染料，他代表海因里奇，与日本质量最好的蓝草栽植户洽谈独家交易，对方将数百箱清酒连同蓝草，置于潮湿的船舱，从北海道一路运抵弗罗茨瓦夫，这就是亚特家靛青染料的核心素材：输入蓝草同时输入清酒，另外再放点麦麸进去。不过海因里奇还是放了少部分本地产的碱液进去，因他再怎么样还是无法完全背叛西方科技。工厂雇用来自波兰的移民或白天临时工，手执木耙（连这工具也是来自日本），将这些混料搅拌数日，直到染缸的颜色犹如刚形成的瘀青，气味也将工人的巩膜熏至赤红为止。
在这对父子的每日散步中，两人谈论的总是亚特家的靛青，这块大陆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哪件事，比这话题更重要。“你看，”海因里奇粗鲁地指着某人，大声说话，“你看到那工人的制服了吗？那靛色跟我们的很接近，但没有我们的复杂。”
又或者，“瞧瞧那位女士帽子上的孔雀毛。毛眼的颜色很接近我们家的靛色，但没有我们的浓郁。”
或看看藤蔓上的蓝莓、田野间的三色堇、天边的一道虹，颜色相近但不够纯、不够完美、不够深邃动人。
每天晚上，不仅是邻人的衣服，就连大自然本身都饱受批评，缺这个少那个的。
兰兹发现，自己也少了些什么。他总是心不在焉。他对染色过程比较有兴趣，对染料颜色是怎么做出来的，倒是兴趣缺缺。他喜欢想象根呀、花瓣呀及甲壳动物的壳化为蔚蓝、黄绿或朱红的神奇时刻，然后鲁迪叔叔会把这些颜色混入蜂蜡，往脸颊（络腮胡上方）与嘴唇（八字胡底下）刷个几下。小男孩对此“过程”（而非化妆品）带着某种程度的着迷，但他爸爸开口闭口都像艺术家般文绉绉的，完全不像产品制造商。他老爸又继续谈论审美观，批评一般普罗大众无法分辨纯色与混色，没有能力欣赏天然色、天然色的变化及其特质，分不出这些颜色与化学方法做出的染料、所呈现的呆板色调有何不同。兰兹早在八岁就晓得，他也是普罗大众的一分子。他审美观低劣，不会分辨天然色与化学色。
然后就到了五月初的那个下午（此时仍是一八七四年）。还在日本的鲁迪·亚特决定走路穿过河堤边的公园，那公园和我们家马路对面的差不多；在我们的想象中，日本的公园总不乏樱花、矮枫一类的造景元素，其中，矮枫的高度和鲁迪差不多。我们想象他穿着传统服装（他自己的传统）也就是西装与高礼帽。
他爬上小丘。这时，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戳了戳他的背，于是他转身，微笑，以为会看见某个同事拿雨伞戳他，却发现他竟对着一名挥舞古董武士刀的年轻日本民族主义人士傻笑。
验尸报告如下：
伤处一：头皮刺穿。
伤处七：颈动脉完全切断。
伤处十一：肘关节完全切断。
凡此等等。全身共二十二处刀伤。二十二刀处完全刺穿或斩断的伤口，将鲁迪·亚特碎尸万段。
行凶的民族主义人士表示，神明入梦，派他至公园斩杀遇见的第一名外国人。那个倒霉鬼便是鲁迪。行凶者先看见鲁迪的背影、注意到他的欧式装束（大概再加上身高差不多吧），于是便听闻神明说：对，下手吧。他们说：还在等什么？这位年轻杀手引用他在警局的回忆，为整起事件作了首诗。他在受审时，又把诗拿出来念一遍，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后来他们砍了他的脑袋。
在鲁迪死去的小径旁，那座港口城市为这名三十三岁、英年早逝的年轻人立了座巨型花岗岩头像。头像基座刻了一行德文：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兄弟”还拼错了。
鲁迪·亚特在日本丧命那天，弗罗茨瓦夫气温骤降。居民会在街上拦下陌生人，彼此关心。“这种天气会害您得流感。”他们说，“今天早上，我热到得脱外套，但现在，我不仅把外套穿回来，扣子还一路扣到下巴，即使如此还是冷，冷到骨子里呀。”
待海因里奇和兰兹出门进行傍晚例行散步时，弗罗茨瓦夫的天空犹如结冰的湖面，泛着光滑的灰，街上笼罩在紫罗兰的寒冬夜色中。由于天气太过冷冽，因此当雪花翩翩落下，沾在他父亲张开的掌心时，兰兹并未展现恰如其分的欣喜。
“看仔细哪！”海因里奇说，“每一片都不一样。”但是，当兰兹准备凝神细看，雪花早融化了。海因里奇将潮湿的掌心往长裤抹了两下，扭头追寻更多雪花；无奈细雪稍纵即逝，毕竟这会儿可是五月天。
然而，真正令海因里奇心头一揪的，是那一道道贴着地平线的利落黑线。他振臂一指，连肩窝都感觉得到这动作的力道。
“你看！”他喊道，“看哪！兰兹！看见没？那里！现在！在那里！那是我们的！”
那一道道介于地面与天空之间的线条，色彩浓郁，层次复杂，纯洁又哀伤，那正是牛顿理解到光谱并非如众人所信只有六个颜色而是七彩的那天，他所观测到的暗影；而这个颜色，这个紫中带蓝、蓝中带紫的颜色，被人忽视太久太久了。
兰兹待会儿也会看见这一道道靛青，但此刻他完全会错意了。他以为父亲指的是一整片天空。“那是我们的！”父亲如此宣称。兰兹相信，父亲意指整座苍穹、无垠天空，天堂的每一方每一寸。在这短暂、困惑却又狂喜，某种程度可谓改变人生的一刻，兰兹·亚特相信，他父亲方才宣称他是天堂的主人。
而兰兹，是他父亲的儿子，也是唯一继承人。
难产丧命。樱花树下分尸。墓碑上总还是有几个错字。这些都是妈妈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说这是床边故事，只不过上床睡觉的不是我们，而是妈妈。我们三个习惯在她就寝后继续熬夜，很晚才睡。不过，虽然妈妈吃完晚餐没多久就睡了，但她经常翻来覆去（现在我们也一样），夜里会醒来好几次；有时她会喊我们的名字，因此我们只得下床，或暂停正在看的深夜电影，然后出客厅，三人一块儿去瞧瞧她。进房间时，她大多已醒来坐好，烟也点着了。在妈妈床畔，我们各有固定位置——蕾蒂在床尾正中央，两个妹妹分居左右。小薇是小一号的蕾蒂，德芬则是小一号的小薇。“俄罗斯娃娃。”妈妈总是这样说，而我们也听得出来，她的语气是厌烦大过喜爱。
不过就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对上彼此视线的感觉很尴尬：哦，我刚掉门牙时，原来是这副模样啊；哦，我刚进入青春期时，原来是这副德行。但话说回来，这份相似也是我们人生中唯一可信赖、唯一使我们安心的一件事。让我们觉得，我们永远都拥有彼此。说真的，我们始终不说破却也始终坚信，其实我们就是彼此，只是分属单一人生的不同阶段罢了。当母亲喊我们开始床边故事时，我们会一个个排好，坐在她覆着毯子的脚边，睡眼惺忪；小薇和德芬懒懒地将脑袋枕在蕾蒂的手臂上，我们的外在完全反映出内心感受：一头拥有多重肢体的怪异生物，同时绝望地急需好好睡一觉。
母亲在我们少女时代说起的所有床边故事中，我们最喜欢兰兹、雪花和天空那一段。当时我们也是小孩，同情小男孩无法理解大人的话中有话，亦产生共鸣。我们明白他的误解何以傻气又可爱，却也明白他眼中的世界有多美好，明白他观看世界的方式有多么辉煌荣耀：他并未将世界限缩成单一一个组成色彩，他的世界宽广、兼容并蓄且充满神秘感，这一切的一切，将原来那个渺小的你包围其中。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当我们要求母亲讲述这段故事时，她开始添入新细节：那天，海因里奇和兰兹步出家门，一束诡谲犹如珍珠母般斑斓的银色光芒，引导两人穿过市街。海因里奇抬头望，一声雷响或一道流星或一声嘶吼，将他的注意力引至地平线。
在这些新版本中，海因里奇在捉住雪花的那一刹那，便明白那并非白雪（五月雪哎，母亲说，你们当真相信吗？），而是鲁迪·亚特的真髓，鲁迪灵魂的碎片在鲁迪逝去那天，回到兄长身边。海因里奇·亚特瞥见那抹靛青的当下，再怎么也不可能晓得，胞弟已死；但是，我们的母亲说，海因里奇他就是知道。
到后来，就连那句画龙点睛的结语也不再是结语。兰兹的结论，不再是小男孩的有趣误会，而是实实在在的天启。在这次的新版本中，当海因里奇指天宣告“那是我们的”，他的意思确实是整个天空，的确是人类双眼所见的一切。大概也包含双眼看不见的一切。
不久之后，老妈在描述这则故事时，已不再看着我们（她所谓的听众）说了。她困惑又惊奇地凝视空中，就像她曾曾祖父和小男孩时期的祖父，在多年前那个下午一样。说不定，她正对着隐藏在天花板涡纹装饰间的脸孔说话（只要我们让视线柔焦也能看见）；或者，她在和只有认得出的某人滔滔诉述。或许那是某位已逝亲人的鬼魂：譬如她母亲卡琳、她父亲理查德或她叔公鲁迪；又或者那是兰兹（她小时候，曾短暂和他相处过一段时间）在希特勒到来、亚特家族逃离弗罗茨瓦夫之前，她的祖父也曾像这样和她讲过几回床边故事。又或者，她以为自己正和天父说话，那位她总说其实并不存在的他。
“那是什么意思？”老妈问天花板、问鬼魂或问天父，“假如我的曾曾祖父拥有天堂，而我祖父再继承他父亲的一切，此刻，对我来说，这又代表什么？这一切不该是我的吗？律法不是这样定的吗？”
起初，我们会试着说服自己，将她的举动解释为耍宝，目的是逗我们开心。但实情并非如此。她不是为了逗我们开心，也不是耍宝。
有时，她的模样像天花板会回应她似的；对我们来说，这好比单听一方讲电话。“对。”她说，接着是冗长的停顿，“嗯，是的。”然后是另一段沉默。最后她说，“你的理由我明白，但我觉得，你的某些基本前提其实并不正确。”
有时候，她会想起我们还坐在那里，便皱起眉头，好似我们打断她或出言表示不赞成（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说）。“别担心，”她疲惫地说，“等我死后，这些都会留给你们。就算只是一碗汤，该你们的通通跑不掉。”
她说这番话时，没有一次带着情绪，没有热情，不带罪孽，不忧不喜。她只是以一种“突然想起人生待办事项列表上，还有件烦人事没说”的态度讲述。她曾负责管理伍尔沃斯大楼的珠宝与化妆部门，纵然我们家绝对称不上小康，但房租、伙食及大量唇膏或塑料夹式耳环等零花费用，总还付得出来。妈妈尽她最大的能力照顾我们。如果她说她会留一碗汤（potage）给我们，我们猜，她想说的可能是粥（porridge），虽然我们并不想要，但我们也信。三人做了个鬼脸。见我们如此不懂感恩，妈妈相当恼火；“少摆出一副受伤的模样，”她总说，“这可是好事一桩。这是任何一个倒霉到成为这家族一分子的人，唯一能得到的馈赠。”
其他时候，她就只是不发一语、疲惫地微笑。这种情况比她和天花板讲话还糟。她的微笑令我们害怕。这种笑法就像时光机，将她送回遥远的过去或不可及的未来，徒留她的躯壳与我们同在：指间的香烟垂在床头，烧烫的烟灰徐徐飘落地毯，犹如弗罗茨瓦夫的雪花、日本公园的落英缤纷。有天晚上，妈妈神游归来，她说：“如果天堂是上帝的、也是我的，却只能有一个领主的话，假如硬要做出结论，你们会怎么说？”
我们好一会儿才会意过来，原来她是在对我们说话。
“你是上帝？”小薇说。
老妈边斟酌这个答案边点头（毕竟她是真心提出这个问题，而非只是煞有介事、虚应故事），但小薇继而一想，咄咄逼人地说：“我还以为我们是无神论者。”
“我还以为我们是凡人。”德芬说。
“我们是无神论者。”蕾蒂说，“也就是说，假如（a）上帝不存在，且（b）妈妈是上帝，那就表示（c）妈妈不存在。这个叫‘递移性’。”
老妈看着我们三人，一副我们都非常有智慧，但“智慧”却是她希望我们不用背负的可怕重担似的。她噙着泪，吸了口烟，再对着天花板上的那些面孔，吐出白烟。我们在时，她会尽量小心不对着我们吐烟。
“她们说得对。”她对天花板说，泪水滑下脸庞，“我是上帝，只是一把老骨头，一无是处也不存在。三者同时成立。”
上帝，骨头，不存在。蕾蒂说，这是亚特家版本的“三位一体”。德芬说，这是她听过对“凡人”所下的最棒批注。我们始终都是这三项的综合体。
小薇认为，从上帝到骨头再到不存在，套用在“生命”也十分贴切。只不过，她觉得有些悲哀。这与她期望生命运作的方向，正好完全相反。从无（不存在）到有（骨头）再到上帝：这是她渴望、一心盼望的梦想，是童话，也是信念的力量。只可惜，小薇等不到这一天。我们谁也盼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