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任务，要按照伤病员各自的病历卡，把他们送去不同的医院。天气很热，道路被晒得焦透了，灰尘四起。我和一个叫阿尔多的司机负责这项任务。我开着车，由司机递送卡片。车行驶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去想。这时有一团兵从车旁经过。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有的还把钢盔戴在头上，由于钢盔太大，几乎把耳朵遮住。我从他们的领章上识出他们是巴西利卡塔（意大利南部一个地区）旅的。这团兵过去很久之后，又陆陆续续走过来一些散兵。他们身上沾满灰尘，样子显得十分疲惫。等这些散兵都过去，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士兵，跛着脚走路。等他走近了，又忽然在路边停下来坐下休息。我下了车去跟他搭讪。
“你好。你要到哪儿去？”
“到前边去。”他站起身。
“你不舒服吗？”
“这该死的战争……”
“你腿脚不方便吗？”
“不怨这个。我有疝气病。”
“怎么不坐车？也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坐车？我倒想。可那帮浑蛋偏偏不让，中尉还说我故意把疝带弄丢。”他很是怨恨，不只是这件事，还有整个战争。他说话时还不时地咳嗽。
“你先坐下休息。等我送完了伤病员，就带你去见你们的医务官。”我很同情他，但又不能把他像其他病人那样送到医院治疗——他没有病历卡。
“他们还是会说我故意把疝带弄丢。”
“不用担心这个。他们会送你去医院的。”我说。
我把这个得了疝气的士兵扶上车，让阿尔多开着车，我则继续和他聊着。
“真是该死的战争！”他说，“你对这战争怎么看？”
“和你一样，我也恨透了这场战争。”
“是啊，真该死！”
“你去过美国吗？”
“去过。我在匹兹堡待过一段时间。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我这意大利语说得还不够好吗？”
“反正我知道。”他说，“你们非要把我送回去吗，中尉？”
“是的。你最好回去。”
“你们就不能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吗？团里的上尉军官早就知道我有疝气病，我故意把那该死的疝带丢掉，就是想情况恶化我就不用再上前线。这样回去如果把病治好了，我就得到前线待着了。”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都是这该死的战争。”他说，“听着，伙计，你自己也不想一直待在前线吧？”
“是的。”我决定给他出出主意，“你下车去路边，想办法给自己撞出一个疙瘩来，我用完车子，回来就把你送进医院。”我让司机阿尔多停车，他下了车。
“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他说。
我们开着车继续上路，估摸开了一英里左右就追上了那团士兵。过了河，车子驶上了平原，我们把伤员一一送进医院就往回赶。这次由我开着车，我很急切地往回赶，因为还要负责运送那个得了疝气病，同时又到过匹兹堡的士兵。路上又遇到那团士兵和那些散兵。可等我们赶回去，那个得了疝气的士兵正被两个人抬着往路边停的救护车上送——部队还是派人来接他回去了。看见我，他很无奈地摇摇头，他头上的钢盔掉在地上，额边沿着头发在流血，鼻子也擦破了一层皮，伤口上沾满灰尘。
“你看吧，中尉，这样还是没有用。”他说，“我还是得跟他们回去。”
我们回到别墅已经是五点钟了。我去洗车子的地方洗了个澡，便回到房间写起了报告。窗子敞开着，我只穿了长裤和汗衫。后天就要开始进攻了，到时候我也得带一批车子去普拉伐。我忽然想到已经很久没有给远在美国的家人写信了，心里想写却总是一直拖着，这时候想起来，一时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干脆什么都不写了，我就寄几张战区的明信片回去给他们报个平安吧。我想，这些卡片寄回去一定令他们感到神秘和惊奇，就像这儿的战争一样。回想起过去跟奥军打的几场战役，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那些场面却也令人惨不忍睹、触目惊心。要是拿破仑在，就可以看到他打败奥军了，我真希望现在也有这样一位拿破仑，管他是哪一个。可惜这儿只有胖胖的卡多那将军，还有长着细长脖子、留着山羊胡的国王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他们右边坐着亚俄斯塔公爵。他相貌平平，不过起码看起来像个人了。公爵是国王的叔叔，担任第三军的总指挥，那里面有英国炮队。我们是属于第二军的。我曾经在米兰碰到过两个英国炮兵，他俩人都不错，个子也高大，却都很腼腆，言谈之间很能体贴别人。我是隶属于第二军的，因为这两个英国炮兵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我又十分想去第三军和英国人待在一起，如果能这样就好了。不过凡事都不是绝对的，我要真去了就会有丧命的危险，而我现在做的救护车驾驶工作则是不存在这种危险的——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英国救护车驾驶员偶尔也有阵亡了的。然而我自己却信誓旦旦地认为，我是绝不会死的。在我看来，这场战争根本就和我毫无关系，它就像是发生在电影里。但愿战争就这样早早结束，但愿胜利就这样到来。我们一定会胜利，就像之前我们总是打胜仗一样。我想象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到奥地利去一趟，去见识见识黑森林，爬一爬哈尔兹山。然后再到西班牙去，看着太阳慢慢下山，黑暗笼罩大地。我要与凯瑟琳相约在米兰，我们在科伐咖啡馆用过晚饭，出来漫步在曼佐尼大街上，在夏夜的清凉中静静享受着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之后我们一起去旅馆共度良宵，我想她会答应的，她会把我当成她的爱人。我们彼此亲密无间，一道走进旅馆，我从店主手中接过钥匙，我们坐上电梯慢慢上楼去，来到房门口，我打开门请凯瑟琳小姐进去。我们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晚啊，没有其他杂事和别的什么人的打扰，只有夜飞的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和黑暗中在房子里大胆穿梭的老鼠窸窸窣窣的声响，而这些，在米兰的这个晚上听起来都是何其美妙啊……上帝作证，我多么希望能够这样啊！
写完报告，我得赶紧去食堂吃饭，好快点去见凯瑟琳小姐。在食堂里我喝了一点酒，因为不喝别人会说你没诚意。教士跟我谈起了大主教爱尔兰，夸他是个正直高尚的人，却受到美国人的冤枉。作为一名美国人，看来我也在这群冤枉大主教的人当中了，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爱尔兰是谁，只好装作很认真地继续听着教士关于大主教如何受到冤枉、如何又被人迫害的长篇大论。唯一令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这位大主教的名字——爱尔兰，很好听。为了寻找乐趣，我一边听着大家的谈话，一边品起了酒，觉得酒留在我齿间的芳香更令我痴迷。
“我曾经在法国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一个教士，因为别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公债券，便被人关起来了。”说这话的是罗卡，“不过这事要是在这儿，没人会关他。此事就发生在贝齐埃尔。当时那个教士偏偏不承认，我就很想去监牢质问他，明明就是他偷的。”
“鬼才信你。”雷那蒂不屑地说。
“随你便，我是说给咱们这位教士听的，他也是教士，一定很受启发。”罗卡说。
教士笑了笑：“你继续说下去吧。”
“刚才我说到要去牢房会会那个教士，这才说到精彩之处。我在牢房外见到他，我就装作要向他忏悔的样子对他说：‘神甫，请您光荣地为我赐福，因为您犯罪了。’”
罗卡的话把大家逗得大笑。他又特意走到我面前问我：“你听懂没？”他自认为这个笑话讲得很有水平，想看看我确实听懂没有。我们都继续倒上酒，接着讲起了故事。我讲的是一个英国新兵被人逼迫淋浴的故事，少校讲的是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之间的故事。我听完这些故事，自己又讲了几个，这其间教士早就离开了。少校听说我酒量很好，非要我和他比比看。我推却不得，只好答应。跟少校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比酒，他耍起赖来，还撒谎说已经比我多喝了很多。我们叫嚷着彼此的名字，后来干脆直接换成大杯比起了红酒。比到一半，我才想起还得去找凯瑟琳。
“不比了，少校赢了。”我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让他去吧，他还要约会去。这些我都清楚。”雷那蒂说。
“那改天再比吧。到时候咱们都作好充分准备，比个痛快。”巴锡少校拍拍我的肩膀。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晚安，先生们。”我说。
雷那蒂陪我出门，走到草地上，他说：“算了，还是别去了，你都喝醉了。”
“我没醉，雷宁，真的没醉。”
“那吃点咖啡豆再过去。我找一点给你，你别光站着，就在这儿来回走动走动。”等他回来，手里就多了一把烘焙过的咖啡豆。“来，快吃些。”他说。
“我送你过去吧？”
“不用，我自己能行。”
雷那蒂还是把我送到了英国别墅那儿。他向我道声晚安。
“你为什么不一块儿进去？”
“还是算了，”他说，“简简单单不是更好吗？”
“晚安。”我说。我向医院走去，回头看见他还没走，还在望着我，于是我朝他招招手。
我坐在会客厅里等凯瑟琳小姐下来，令我意外的是，来人不是她，而是弗格逊小姐。
“你好，亨利先生。凯瑟琳今晚不能过来了，她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她身体还好吧？但愿没有生病。”
“她有点不舒服。我会照顾她的。”
“请转达我对她的问候。”
“我会的。”
“你看我明天再过来合适不合适？”
“没什么不合适的。你来吧。”
“太好了。”我说，“多谢你了。晚安。”
离开别墅，忽然一阵落寞空虚之感袭来。我本来没怎么把去看凯瑟琳当成一回事，甚至险些都忘掉，还差点喝醉了，可是这次我没有见到她，内心却感到了失落、寂寞和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