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步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了新发展。
一是经济新常态的理论。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这是宏观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新格局。这一转变，是客观规律系统与政策体系主动掌控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价值规律、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经济规律，资源与生态环境发展的自然规律，改善民生和保障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科技发展规律等构成的规律系统，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应软着陆至中高速跑道上。而决策者遵循和利用规律以政策体系去主动适应和引领之。理论分析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此前的高速阶段，但经济增长量仍然接近或超过高速阶段的水平。除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外，我国新常态经济还包含GDP指标无法直接反映的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常态性变化。例如，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简而言之，我们摒弃那种“唯GDP”“增长率与就业率固定同比变动”等片面观点，对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速度结构效益之间关系、潜在与实际增长等经济理论具有新的认知。
二是经济社会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体现了“四个全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新方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第一，通过创新来增强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领域涵盖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新理念要求充分发挥理论创新，以突破陈旧思想观念的桎梏，为其他一切形式的创新打造坚实的基础；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以激发人们的活力和工作绩效；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要求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以丰富人们的智慧，促进人的精神发展。第二，通过协调来解决各种发展的不平衡。新理念要求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亟待补齐的突出“短板”，如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以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农村饮水安全等；要求加速提高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这“五化”同步协调发展，确立金融要为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发展服务的新思维。第三，通过绿色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理念要求减缓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两大问题，加快提升人口质量。第四，通过开放来提升内外联动。新理念要求逐渐掌握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良性发展，推动我国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第五，通过共享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理念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重点解决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存在财富和收入的阶层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较大等突出问题，并逐渐消除贫困人口。
三是市场与政府双重作用的新理论。过去，有舆论认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推行“唯市场化”“泛市场化”“市场无限作用观”，认为立法执法太严会妨碍市场经济，认为治国治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主要靠市场，认为改革应建立只管国防和穷人衣食的“弱小政府”，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更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中外市场经济现实表明，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全部作用。这是因为，在地藏资源、交通运输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科技资源、国防资源等物质和非物质资源领域中，有不少都是先由政府决定重要资源的配置，然后有些资源实行市场化和企业化配置。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参与性，也要着眼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在双重作用下，可以把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增长“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侧管理和改革，与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科技创新“新三驾马车”构成的供给侧管理和改革，有机高效地结合起来。当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只有同时发挥好双重作用，才能在促发展、转方式、稳速度、调结构、增效益、强科技、推开放、防风险、惠民生、抓扶贫等一系列工作上取得成效。新理论要求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善于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善于用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下放导致官僚主义和无效率的“越位”权力，加强事先、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管，以避免在顶层设计层面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预防“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金融经济危机风险。
四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新理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经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针对一些舆论主张“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或民营化”“外资控制有益论”“实行私有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论”等流行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坚持新理论和新方针，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关系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问题。事实表明，对于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说，明确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必要。通过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而坚持改革的性质，通过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而深化改革。当前必须真正理解和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即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理论，要突出坚持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辅的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
五是高层次经济开放的新理论。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既面临机遇，也需要应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这就要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等新途径来落实。新理论强调，要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目前，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关键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为此，要改变“制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单纯比较优势理论和单纯“出口导向”等传统理论，逐步实施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新理论和新战略为基础的“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先导模式。只有大力发展“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控股份”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才能使我国掌握技术竞争的主动权。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红利，才是国人可以拥有的真正实惠。
总之，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与全面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全面贯彻经济社会领域的依法治国、全面落实经济社会领域的从严治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密切相关。新理论既是对践行“四个全面”的理论升华，又能促进“四个全面”的深入展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