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立新[6]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可谓波澜壮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在交互作用中延伸和发展。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强烈的诉求。中国问题错综复杂，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回应；中国道路内容丰富，需要我们去提炼和概括；中国理论内涵深厚，需要我们去梳理和总结。把中国发展道路置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背景和坐标下考察，把中国理论置于各种发展理念的语境和关系中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理论的独特魅力和科学力量。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中国道路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自由全面的发展？中国理论的精髓是什么？中国理论自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诸多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中，特别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个发展理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全面的战略思维和综合的发展理念的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五个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质的进一步反思和全方位阐释。这些思想或观点构成了中国理论的重要元素，既朴实又深刻，既反映了社会实践发展的深层逻辑，又蕴含了古今中外的哲学智慧，并且带有鲜明的中国话语特色。
一 新时代呼唤全面的战略思维和综合的发展理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全面的战略思维和综合的发展理念。从实践上说，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总体愿望，强调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说，它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总结和概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观的通俗表达和独特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生动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从不甚全面到比较全面、从某个领域的“全面”到社会整体的“全面”的认识过程。“全面”既是针对“片面”而言，同时也是针对“不够全面”而言。“片面”和“不够全面”二者具有性质或程度的不同，后者是对前者一定程度的克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甚全面到比较全面，由比较全面到更加全面，是实践发展推动认识进步的规律。“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把追求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统一了起来，克服了以往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片面性。这些战略思想和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化。
中国社会发展呼唤全面的战略思维，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全面综合的发展理念来指引。无论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五大发展理念”，都是破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难题的战略思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全面的、综合的思维来分析和应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新常态、政治新生态、文化新样态等特征，社会实践生活的丰富性、整体性、复杂性等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和创新发展的要求，现实比以往更需要用整体性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更需要用全面的发展思维来分析和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和经验的全面反思和全面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辩证法思想的具体运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全面进步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政治和文化取得明显进步，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然而，我国发展起来后又面临新的问题。从经济上看，建立在过去的高资源消耗和传统产业结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开始进入一个逐渐放慢速度的时期，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方式、创新发展动力、承受经济下行压力等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从政治上看，践行群众路线，实行八项规定，推进民主建设进程，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已经形成新的政治生态。在文化领域，主旋律和各种社会思潮并存，文化多元多样多变、交流交锋交融的特点依然存在。面对经济新常态，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治国理政各方面的繁重任务，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激烈较量，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更需要有一种对新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的自觉。
从全球范围看，破解发展难题、克服发展危机，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笔者最近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的研讨会，感受强烈。2015年夏在美国洛杉矶市克莱蒙生态城举行的第9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一些美国学者在抨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严重生态危机的同时，重视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并对中国实现生态文明寄予厚望。2015年秋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罗马相继举行的中欧“中国道路”国际论坛上，不少欧洲学者和政治家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有一些人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的理解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和相当的误解。与会者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将如何保持持续的发展。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全球发展面临的问题相似或者相同。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对现代社会发展中遇到诸多问题和危机存在“全球三大共识”：“生态危机”“不加干预的资本主义后果”“现代性之死”。[7]从全球看，生态危机表现在人们的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费导致地球不堪重负；经济全球化导致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放任，其后果是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全球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以“现代工业”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原子化”“碎片化”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的和谐，这种“现代性”正在死亡，而且正在被一种新的文明所取代。虽然上述观点不甚全面，但却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于我们思考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内外社会发展经验和有关理论的总结，也是对国内外社会发展问题和现代化进程提出的挑战的回应。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重逻辑
深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把握三重逻辑和三个规律，即要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而在现实逻辑中，则主要包含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规律。
一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要把这一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来理解。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社会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全面、逐步深化的过程，经历了由不全面到全面，由对目标的全面性到对实现目标的过程的全面性，由社会某一领域的全面性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性的认识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则。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成熟的执政党，必须确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同时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社会发展理念，以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要求，即按照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最后形成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再次阐述了“四个全面”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的重要性在于：它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8]
二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理论逻辑。要辩证地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中的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和理论体系。要把“四个全面”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整个治国理政思想联系起来加以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字面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布局中的总目标，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必须围绕和服务这一总目标。这一目标在“四个全面”中占据核心地位，不能把“四个全面”等同看待。“四个全面”中的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举措。其中，改革开放是动力，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是政治法律保障。
不仅“四个全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且每一个“全面”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子目标，缺一不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包括解决或消除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等社会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教育文化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各领域的改革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
“四个全面”包含了价值目标与实现价值目标过程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追求和向往的价值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一定手段或措施。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同时存在价值与科学的关系。在改革、法治和党建中，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想当然。实现价值目标，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面论和重点论。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强调的那样，“四个全面”体现的是一种“全局观”“两点论”，同时又体现了牵“牛鼻子”的“重点论”，因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在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并非不分轻重缓急，而是要有主次之分，要抓住重点。例如，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必须把脱贫或扶贫工作作为重点；在从严治党中要把反腐倡廉、整顿作风作为重点；等等。
三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逻辑。这里所说的现实逻辑是指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四个全面”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建构，而是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科学思想。我们应该把“四个全面”同社会现实发展中的客观规律联系起来认识，即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联系起来认识。
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社会，进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人类社会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唯物史观在正确揭示社会生活本质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社会进步的内在根据。社会进步的概念是对社会前进、上升趋势的总概括。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本身具有整体性特点，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它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有赖于社会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犹如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进步的直接动力。执政党建设也有其固有的规律。这个规律存在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之中，存在于执政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联系之中，存在于执政党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反映和遵循了特定的客观规律。
三“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意境
如果说，“四个全面”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那么，“五大发展理念”则为顺利推进“四个全面”提供了发展思路，是对落实“四个全面”战略的价值方向的指引。“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党和国家战略意图的基本理念，事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9]
“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一样，都是在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和基本依据提出的重要论断，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一样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都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诉求和热切期盼，旨在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
创新的发展理念昭示了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动力源泉。“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0]在我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时，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发展的理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我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11]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协调的发展理念强调了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12]目前，我国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的发展还不平衡，有的差距还很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的发展也出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失衡，这就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发展的均衡与质量。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在当代中国，坚持协调发展，就是“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13]。
绿色的发展理念凸显了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的生态价值。“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14]这一理念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富国、绿色惠民。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开放的发展理念表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15]在经济全球化的命运共同体中，“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6]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17]
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成果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改革和发展的起点和归宿。这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改革和发展必须着眼于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18]“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19]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共享的发展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全面概括和总结，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规律的深刻认识，构成了完整的发展理念。必将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结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新阐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新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存在的主要矛盾，强调认识和实践的全面性、完整性；“五大发展理念”关注的是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发展过程的内在要求、科学原则和价值诉求，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路径展开，强调了发展的综合性、多维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了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