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以来，关内（主要是华北各省）人口向东北的迁移，俗称“闯关东”。关内向东北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它对东北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早在20世纪40年代，吴希庸先生就曾指出：“若不明悉于东北移民之史，必无法了解全部东北史，尤无法了解东北社会经济史。”[1]因而，“闯关东”问题，历来是人口史、社会史领域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关于“闯关东”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即已发端，只是，20世纪前半期的研究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国内（特别是东北）政局变化的影响而时断时续，因而未获得持久和深入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人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闯关东”研究得以重新兴起。纵观百年来的“闯关东”研究，已有的成果多夹杂在灾荒史、乡村史、人口史当中，线索极不清晰，深感有必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一整理和总结，因此，笔者试图在历史回顾与学术研究的总结中，归纳出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 20世纪上半期“闯关东”研究的兴起
关于“闯关东”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即已发端。自光绪末年起，清政府对东三省已从移民实边的消极开放，变为移民开发的积极层次，东北开发一时成为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报纸期刊、奏议上谕多有讨论东北移民开发的诸多意见。例如，《论东三省终宜开放》、《论中国宜移民满洲主义》、《论东三省宜速移民开垦》、《变通迁民实边办法之刍言》、《移民实边策》和《详拟东三省移民殖边遣送办法禀》等。[2]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奉天盐运使熊希龄拟订的《移民开垦东三省意见书》。[3]该意见书写于1911年，对东北移民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方案。他首先对东三省以往移民垦殖的情况进行了追溯，总结了十余年来东三省移民没有成效的原因，是清政府对于移民垦殖所采取的是“筹款政策而非移垦政策”，是“国防政策而非移垦政策”，是“营业政策而非移垦政策”。接着，熊希龄论述了移民开垦东三省的重要性，认为移民开垦东三省可以达到挽救东三省危局、挽救东三省利权、开发东三省利源三大目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三省移民办法12条：设立屯垦总局；择驻冲要地方；参用屯田兵制；兴办官商轮船；建置水陆邮站；预备各种场校；注重开浚水利；组织兴业银行；奖设殖民会社；招集林矿公司；筹划移民种类；预算屯垦经费等。[4]该意见书的内容全面，但未及实行即爆发了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学者们从专业角度对移民开发问题做系统性研究的，则不多见。
中华民国成立后，“闯关东”问题更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研究论著，呼吁移民实边。他们认为，“移内地人民到边区去屯垦，既可以免内地人满之患，又可以使边地充实发展，实是一件有益而无害的事情”；[5]“直接弭国家之外患，间接消国家之内争，其起点皆在今日直鲁难民出关之成败。此吾人所愿郑重唤起当局与国民之注意者也”；[6]“移民实边，当今之急务也”。[7]“闯关东”作为学术课题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东方杂志》、《大公报》和《中东经济月刊》等纷纷刊载相关论文。如《汉族开拓满洲史》；高劳《山东之苦力》；《灾鸿赴奉后情形》；徐恒《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光炯《移民垦荒问题与其切实的解决计划》；《吉当局安插北来难民办法》；《1927年之移民与东省铁路》；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直鲁难民源源赴北满》；《难民出关与东北开发》；《山东灾民纷赴关外》；《赈灾与移民》；《北满移垦之调查》；南阳《垦殖东北与民生国计》；惠民《由天灾人祸说到移民》；《东北垦荒与移民问题》；吴肖园《移民东北之认识》；安瑞《哈尔滨中外人口之今昔观》；徐雍舜《东三省之移民与犯罪》；刘谷豪《移民东北之面面观》；《湘民别求出路将大批移垦东北》；《湘省赈务会开始移民东北》；魏崇阳《清代满洲之封禁及其开发》；《人祸天灾下之山东人民与其东北移民》；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张镇道《农民离村与移殖东北》；江文汉《满洲移民》；王药雨《山东农民离村的一个检讨》；江铎《我国移民之检讨》；刁泥梅《汉人移居“满洲国”之各种情形》；龚维航《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刘选民《东三省京旗屯垦始末》《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萧其华《垦务移民之研究》；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8]等。
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该书涉及东北移民的重大意义、东北移民的历史考察以及东北移民的实际问题等）、朱家骅《浙江移民问题》（内分“东北的现状与危机”、“浙江人口问题及其出路”、“本省办理移民东北的经过”和“对于移民东北的认识”等，详细阐述了浙江移民东北的有关问题）；王海波《东北移民问题》（论及东北边患与移民实边问题，对东北移民实边的方法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朱惠方、董一忱《东北垦殖史》（该书分为上下两卷，叙述了自明代至伪满时期东北垦殖的历史，涉及面广，但限于资料，分析论述尚不深入）；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以清初东北流人的典型个案为对象，对流人开发东北的贡献等进行了详细阐述）[9]等。
上述论著对清朝、民国时期汉人向东北移植的意义、政府的移民（垦殖）政策、移居的过程、移民的实际问题、移民对东北的开发等做了一定的考察，有的开始从学理层面探讨如何研究东北移民问题。例如，王恒智《东北移民问题之研究方法》[10]等。这些成果对东北移民史研究具有开创之功，为后人研究此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等。
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分为“满洲封禁之意义”、“官庄与旗地”、“京旗之移屯东北”、“奉天之垦务与移民”和“吉林之垦务与移民”、“黑龙江之垦务与移民”、“原属东内蒙古之垦务与移民”和“东北移民与直鲁人”等八个部分。该文以大量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了清代东北移民对东北开发的贡献，并对清代的封禁政策做了若干辨正，认为“封禁的范围，并非包括东三省全部。而封禁的意义，也不在限制民人之垦殖”。该文称得上是清朝灭亡后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第一部力作。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包括“清初之招垦”、“乾嘉间之封禁”、“咸同间之弛禁”和“清末之垦务”等几部分，对近代东北移民的过程、移民的动因、移民开发东北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吴文更侧重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述，开始采用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对东北移民进行研究，如对移民动因的分析即令人耳目一新。他将移民之原因，分为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四种。认为经济的原因为首要，其他居次要地位，而社会与宗教的原因则甚不显著。[11]以上两文堪称民国时期关于东北移民研究的最高成就。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首次使用了满铁调查资料，对20世纪20年代内地移民东北的概况、移赴原因、地域分布、垦殖情况等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对移民拓殖东北有较深入的分析，是东北早期移殖史最好的研究论文之一。
此外，东北历史、地理著作中涉及“闯关东”问题的亦不少，如缪学贤《黑龙江》、王慕宁《东三省之实况》、连浚《东三省经济实况概要》、周志骅《东三省概论》、许逸超《东北地理》、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人文地理》[12]等，对日俄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揭露，同时呼吁移民实边、保卫东北边疆。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对“闯关东”历史、现状及重大意义等做了一些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1949年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从解决难民生计、维护国防、开发东北的角度出发，不可能对整个移民过程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这一阶段的研究，不全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其中也包含一些政论性的文章。从调查资料来看，除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院曾对华北各省，特别是山东省的人口迁移做过抽样调查，以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主持下做过难民流亡东北的调查外，[13]几乎没有对“闯关东”问题的系统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学者对“闯关东”问题曾出现过一股探讨的热潮。有关东北地区地理、历史、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专论、专著、新闻报道、统计、调查报告等大量出版。国外学者中，最关心东北问题的，当属日本学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论著和调查资料。在这些著述中，以专书形式探讨汉族移民开发东北的力作，当首推日本清史专家——稻叶岩吉的《满洲发达史》。[14]全书共分为12章，主要论述了先秦至清代两千多年汉族经营东北的史实，重点考察了明代经营东北及其以后的东北开发，尤其对清朝封禁政策的演变、近代汉族移垦东北做了深入的研究，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
此外，满铁对移民及有关方面的调查统计和论著也颇具价值。例如，满铁调查课在民国初年印行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15]该书分为前后两篇，前篇是有关“内务府官庄”、“皇产”、“蒙地”和“一般民地”等土地的调查；后篇包括“押”、“典”和“租权”三部分习惯的调查。因此，它既是研究东北近代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研究“闯关东”问题的基本资料。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内人民出关谋生者日众，满铁各类调查资料也相继出版。例如，在栗本丰主持下对20世纪20年代末期东北移民的统计，即以《满洲出稼移住汉民の数的考察》、[16]《民国十七年の满洲出稼者》[17]和《民国十八年满洲出稼移民移动状况》[18]等为代表。此外，由岩渊骏一主持的《满洲支那移民统计》，[19]中岛宗一的《民国十六年の满洲出稼者》，[20]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编辑的《满洲に於ける支那移住民に关する数的研究》和《满洲ニ於ケル华工（支那劳动者）状态诸统计》[21]等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以上这些资料，对20世纪20～40年代华北农民离村的原因及若干年份离开东北的人数、路径、男女比率、定居率、生活状况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统计，是研究“闯关东”问题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闯关东”研究的恢复和拓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闯关东”问题，学界几乎无人问津，仅见到寥寥无几的零星研究成果，如李普国《清代东北的封禁与开发》[22]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史研究的兴起，学界对移民史的研究重新加以关注，而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则为移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闯关东”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
一是专门性研究。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23]运用第一手资料，对清代、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社会背景、人数、路线、移民的贡献等进行了研究，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闯关东”研究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多为后来研究者所引用。该书最具价值的是“回返移民访问手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其他内容则比较简略、笼统。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24]属于东北移民史中的区域性研究，该著不仅对1949年之前黑龙江地区的国内移民进行了研究，而且对这一时期的日、韩、俄等国际移民也做了简要分析，这是目前仅见的区域移民研究著作，辽宁、吉林省移民史，尚无专著问世。李兴盛《东北流人史》，[25]对历代东北流人特别是对清代东北流人的概况、特点，流人对东北开发的贡献与历史作用等做了研究，堪称东北流人史研究的拓荒之作。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26]书分为“清代东北移民政策及政策实施过程研究”、“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和“清代东北移民与区域功能变化研究”三部分，主要探讨了清代关内移民东北的过程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刘德增《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27]从史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背景、规模及风俗等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东北人和山东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文化情结。高强《清末东北边患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28]以清末东北边疆危机及大片国土的丧失为研究背景，以清政府的应对措施——移民实边作为研究对象，对移民实边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历史意义及不足之处做了探讨。
除了相关著作外，这一时期，学界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据笔者初步统计，大约有140篇。这其中又分为移民问题和流民问题研究两个部分。关于进入东北地区的关内人口究竟是“流民”还是“移民”，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根据研究的需要，有的称之为“流民”，有的则称之为“移民”。本书认为，流民属于“移民”的范畴，人口学中所谓“自发移民”，就是指流民。但“自发移民”绝不是“移民”的本质，“移民”的本质是政府行为，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人口迁移活动。[29]“移民”侧重迁徙的组织性、有序性和批量性，而“流民”则更强调迁徙的分散性、无序性和盲目性。
移民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张璇如《清初封禁与招民开垦》，[30]对清初封禁政策、辽东招民开垦例的颁布与停止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辨证。认为：顺治康熙两朝鼓励民人、旗人出关开垦辽东，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东北农业发展，对医治明清战争创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辽东招民开垦例》与清初封禁政策并不矛盾，都起着“充实根本”、巩固“根本”的作用。辽东招民开垦令的停止，也不意味着康熙对鼓励民人出关垦荒政策的改变。而曲淑珉《清代东北封禁政策述评》[31]对清前中期封禁东北政策的内容、原因及严重后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王景泽《对清代封禁东北政策的再认识》[32]指出，清代封禁东北政策，是清王朝对全国实施有效统治的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与闭关政策共同构成其“控驭中外”的严密网络。清朝封禁东北的目的，还包括防止汉人将反抗的火种带进东北；将东北建成八旗兵源基地；实现对中原军事威慑与对蒙古军事钳制战略。封禁政策的实施，造成严重的政治、军事战略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张杰《柳条边、印票与清朝东北封禁新论》[33]对清朝封禁政策提出新的看法，认为顺治朝并没有封禁东北，顺治朝修筑的“柳条边”及颁行的“印票”更与封禁东北无关，清政府封禁东北是从乾隆五年开始的。
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34]对清朝中期“京旗移垦”做了述评。指出，自雍正朝起，为了解决八旗人口日益拮据的生计问题，曾采取“京旗移垦”政策。把居住在京畿一带的闲散旗人，移往东北从事农业垦殖，自食其力，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总的看来，“京旗移垦”的实施，并没能把京旗闲散人口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却使封禁多年的东北地区得到了开发。赵凤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浅析》，[35]探讨了20世纪初叶东北移民的原因及历史贡献。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36]对“闯关东”的由来、规模，闯关东的原因及正负效应等做了分析。
谭玉秀《清末东北移民政策转变动因探源》，[37]认为清末东北移民政策转变原因有三：大量汉族移民出关的既成事实，是迫使统治者改变封禁政策的主要原因；财政的困窘促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东北移民的政策；东北边疆的危机加速了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出台。杨俊海《清末民初东北移民政策与移民安置》，[38]以清末民初一系列招垦章程和安置办法为基础，分析了移民政策法制化的进程和这一时期的移民安置办法及移民成效。
范立君《清末民初东三省移民与近代城镇的兴起》，[39]吴晓松《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40]从移民垦殖的角度，探讨清代移民对东北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陈忠《东北文化的移民文化形态及其异化初探》，[41]从“移民性格特性的异化”、“移民道德观念的异化”、“移民宗教观念的异化”、“移民价值观念的异化”和“移民艺术审美观念的异化”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汉族传统文化在成为移民文化的同时所发生的变异。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42]对移民与区域文化变迁的关系做了考察。认为：移民社会有其特定的心态和性格，这些心态和性格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对新型关东文化影响很大。白宏钟《移民与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1860～1911）》[43]指出，在1860～1911年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移民增加了东北的人口，推动了东北农业的进步，在近代工业、城市的发展等其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的特殊要求和移民自身特点的限制，移民在东北近代社会文明建构的过程中始终不是主导力量，也不是主要动力。不过，移民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范立君《“闯关东”与东北区域语言文字的变迁》，[44]认为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最终造成了东北地区语言由以满语为主向以汉语为主转变。在满族逐步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说汉语的同时，满语文化并没有消失，满语对汉语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和广泛的，这使得满语原来以民族为主的文化特征转化成以地域为主的文化特征。范立君《“闯关东”与民间社会风俗的嬗变》[45]则主要探讨了清代移民与东北民间社会风俗的变迁。指出，清代至民国，“闯关东”移民大批进入东北，致使东北地区的社会风俗（人生习俗、生活习俗、岁时民俗、信仰习俗）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北地区对移民风俗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优化整合，形成了既不完全同于关东，又与中原地区不一致的东北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习俗由民族性特色到地方性特色的转化十分明显。
刘克祥《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46]对清初到甲午战争前的东北土地开垦、甲午战争后的全面放垦和土地开发做了翔实的研究。认为：东北的土地垦辟和农业发展，不仅分流和吸收了关内一部分过剩人口，部分减轻了关内地区的人口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华北地区的粮食紧张状况，部分满足了华东地区对豆类和肥料的需求，有利于这一地区农业的维持和发展。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47]和《清末吉林省的移民和农业的开发》，[48]主要阐述了清末黑龙江、吉林两省的移民浪潮及其对农业开发的贡献。
流民问题研究，田志和《关于清代东北流民》，[49]从东北土地开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范畴，对北方省区流民产生的社会根源、东北吸引流民的社会条件，以及流民在东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做了分析。路遇《清代山东闯关流民问题研究》，[50]是一篇专门研究山东闯关流民问题的文章，对清代闯关流民的数量及特点、影响流民闯关的因素、清政府对流民闯关的封禁政策、流民闯关的历史意义等做了论述。鞠殿义《清代流民在反封禁斗争中对吉林乌拉伯都讷和长春等地的农业开发》[51]认为：康雍乾三朝进入吉林省的流民，不仅在农业开发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事业中，也有显著功绩。朱诚如《清代中叶以前关内流民迁辽述论》，[52]对清中叶以前（1644～1840年）关内流民迁居辽宁地区的情况做了考察。指出清朝中叶以前，清廷对关内流民进入辽东的政策屡有变化。大抵从顺治初年至康熙七年主要采取招民垦辟的政策；自康熙七年以后，基本上采取封禁政策，特别是乾隆时期厉行严禁，嘉庆时期曾有短期弛禁，但不管哪个时期，流民数量始终在大幅度地增长。正是关内广大流民来到辽东，才使得辽宁地区的荒山僻野日渐得到开发，促进了辽宁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孙鸿波《清中叶前流民开发辽东述论》[53]，分析了康雍乾三代，流民开发辽东的贡献：到乾隆末年，辽东已从“沃野千里，人多地少”的落后之疆，变成了经济、文化、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推动了辽东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刁书仁《论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54]对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其规律做了探讨。认为清代关内汉族民人流入东北呈现由南向北，即由奉省到吉省至黑省的趋势。顺康雍时期流民主要集聚在奉省即以奉天府为中心，乾隆以后流民流向有所变化，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流民迅速增多，一跃成为关外各处之冠，咸同以后流民开始大量流入黑龙江地区。范立君《近代东北流民与社会结构变迁》[55]指出，近代流民大规模地向东北迁移，促使东北地区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政治上，清朝初年所形成的旗民双重管理体制逐渐被行省的单一管理体制所取代，东北在行政体制上完成了与内地的一体化；经济上，加速了东北土地开发，促进了东北农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文化上，“新型关东文化”随之形成。
定宜庄、刘小萌《试述清朝乾隆年间的东北流民及其对旗人生计的影响》，[56]分析了清朝乾隆年间东北流民情况及其对旗人生计的影响。认为东北旗人的生活状况非但没有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获得改善，反而随着民人的到来和增多而普遍下降，甚至呈现恶化的趋势。刁书仁《试论康乾时期流民出关移垦与东北旗地的变化》，[57]探讨了康乾时期流民出关移垦与东北旗地变化的关系。指出：康熙中叶以后，流民纷纷出关，带来内地高度发展的汉族封建经济。在满汉经济交锋中，旗人土地迅速向民人手中转移。这种历史的后果对满族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无疑是进步的。梁志忠《清代东北的“参禁”与流民》，[58]详细论述了清初至清末长达200多年的“参禁”政策，认为“参禁”是清代东北封禁的重要内容之一，参禁的对象主要是流民，但流民最后冲破封禁，导致东北全面开放。
范立君《清代流民与东北双重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59]《清代流民与东北双重行政管理体制的终结》[60]分析了清代流民与东北行政管理体制变迁的关系。认为清初东北州县的设置与汉族流民息息相关。在流民进入之前，东北地区实行单一的旗人管理体制。随着流民的增多，东北始设州县，遂形成旗民并治的双重管理体制。清末以来，流民大量涌入东北地区，东北的土地关系、旗民人口比例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旗民双重管理体制自身的弊端越来越明显。1907年，东北裁将军设行省，清朝初年所形成的旗民双重管理体制逐渐被行省的单一管理体制所取代。
二是夹杂在人口史或移民（流民）史当中。随着人口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对历史时期人口及迁移史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课题，其中涉及“闯关东”问题的，如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1]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62]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63]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64]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6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66]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67]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近代卷》，[68]宋则行《中国人口》（辽宁分册）、曹明国《中国人口》（吉林分册）、熊映梧《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69]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70]等。上述著作，均有专章介绍东北人口和移民问题，提供了各种人口统计数据，较为详细地勾勒出清朝东北移民政策的演变、移民的重大意义、移民的数量、移民与农业的开发，等等。此外，在灾荒史著作中，也有论及东北移民问题的。例如，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王林《山东近代灾荒史》[71]等。上述著作均把向东北移民作为灾害的影响或后果来论述。
国外方面，与日本学者相比，西方学界对“闯关东”问题的关注有限，仅有少数学者（主要是美国）论及。例如，罗纳德·苏勒斯基（Ronald Suleski）的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anchuria：Immigrant Laborers and Provin-cial officials in the 1920s。[72]罗纳德·苏勒斯基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博士学位。该文是他1971～1974年在东京的研究成果。自1975年以来，他一直在阿林顿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中国史，并任该校亚洲研究会主席。该文以1923年的《移民与开发计划》为中心，从两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汉族移民。第一，评论移民的性质，并指出他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第二，讨论东北各省官员对移民流入具体经济部门的反应，说明清末开始的东北经济变化在军阀时期继续迅速发展，论证各省官员与移入该地区的汉族移民都对东北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作者最后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省官员和汉族移民劳动者的贡献，在军阀混战时期之末，满洲就已踏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工业区之一的道路。”[73]托马斯·理查德（Thomas R.Gottschang）的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1942。[74]此文写于1982年，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总共8章，从经济史的角度对1891～1942年的东北移民进行了探讨。作者以专章讨论上述时期移民的数量、移出地区以及经济变迁、天灾人祸对移民的影响等，该文称得上是西方学界系统研究“闯关东”问题的重要著述。罗伯特·李（Robert H.G.Lee）的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75]除了探讨清代东北边疆部族与清政府的关系外，对清代东北的拓殖过程亦有深入的讨论。
综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闯关东”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某些论著中的有关部分，零碎、散乱，许多相关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满铁调查资料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尚无一本全面、系统的东北移民史专著问世。因而，此问题尚有较大的研究拓展空间。
三“闯关东”研究的展望
关于“闯关东”的研究，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关于如何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笔者提出以下三点意见。
（一）研究领域有待拓展
如前所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累，“闯关东”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但仍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例如，多数论著仍处在浅层次的研究中，大多从史学角度论及东北移民史，缺少从人口学、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的研究和必要的内容；宏观或整体研究较为深入，而分省研究则不够，辽宁、吉林省移民史，尚无专著问世；移民本身研究较多，移民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亟待拓展。如移民社会与文化的构建，即移民在居住地如何融入并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认同以及在不同的时段，移民及其后代如何建构和想象故乡；移民与环境的变迁及应对、移民与城乡关系，等等；缺乏纵向的或横向的比较研究；视野狭窄，没有把东北移民史放在世界史的视角下去研究；其他如移民及其后代的教育状况、移民组织、移民的宗教信仰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去开拓，唯有此，才能推进“闯关东”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研究资料有待挖掘、利用
对于“闯关东”研究而言，档案、地方志、报纸、期刊、文史资料等都是最重要的资料，但这些资料中关于东北移民的记载分散、零碎，不成系统。对于区域移民史研究，正史资料明显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去搜集民间收藏的族谱、家谱、口碑传说、契约文书等资料，特别要注意抢救口碑资料，及时对移民及其后裔展开调查，以补充正史和地方史资料的不足。例如，族谱、家谱中一般都详细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成为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76]因此，在正史和其他史料记载缺乏的情况下，家（族）谱成了我们研究“闯关东”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三）研究方法有待整合
“闯关东”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研究，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
历史文献是复原历史最基本的依据。因而，对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运用就成为研究历史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就移民史而言，历史上绝大多数移民活动及其影响等都会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记载，或较为详尽，或只言片语，对这些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从中可以厘清移民的原貌。文献资料虽然非常重要，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一些官方史籍，大都纂修于当朝或下一朝，虽属原始资料，但其所记内容自然以对统治者的重要性及有利无害为取舍的原则，因而所载移民“一般只包括由官方组织实施或强制实行的，至多只记载了那些得到官方认可的自发移民，而不会包括大多数自发移民”。[77]因而，仅靠文献资料不可能得出真实可靠的研究成果，这就需要使用文献资料以外的研究方法。就东北移民史的研究而言，笔者以为，可以使用人口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非文献的研究方法。
移民本身是一种人口现象，属于人口学研究的范畴，人口学的方法用于移民史研究自不待言。[78]比如，可以根据一个地区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来判断该地是否有过移民活动，也可以用于推算移民的数量。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话，一个地区在较长时期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如果人口的实际增长超过了自然增殖，当然是移民的结果。
一定区域语言的变迁往往与移民活动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移民数量巨大、迁移时间集中，而又聚居的情况下，移民方言往往会对原有的语言格局造成影响。因此，“移民史可以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以为移民史提供佐证”。[79]例如，东北地区满语的消亡，就是汉族移民影响的结果。
移民史的研究离不开具体的疆域、政区、地理环境，因为任何移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的。而移民既有适应地理环境的一面，也有促使地理环境发生变化的一面。所以，“通过复原历史地理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可能显示出移民过程的某些片断”，[80]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81]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始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弄清了一个新县是从哪一个或哪几个老县分出来的，也就大致可以肯定开发该县的动力，即最早来这里开垦的人民是从哪里来的”。[82]例如，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新设了许多州县，通过对这些新设州县的考察，可以看出移民的分布及经济开发的程度。
综上所述，“闯关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认识东北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为今天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提供启示和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内移民勇往直前的“闯关东”精神，对当前东北振兴仍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