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闯关东”的由来
要追溯“闯关东”的由来，有必要对清朝东北移民政策的演变做一梳理和回顾。
关于有清一代关内人口迁往东北情况，白眉初《满洲三省志》有这样的描述：“汉族之入满洲三省也，萌芽于清初，迟滞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之时，渐畅于咸丰、同治之间，大盛于光绪之际。”[83]上述材料一方面反映了清代不同阶段东北移民的概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清朝不同时期东北移民政策的演变。笔者认为，有清一代，东北移民政策，大体经历了清初开禁、中期封禁和后期开放三个时期。具体来讲，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1644～1667年），为招民开垦时期；康熙七年至咸丰九年（1668～1859年），为限制、禁止汉族移民进入时期；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0～1911年），为开禁放垦时期。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决定迁都北京，八旗兵丁及眷属“从龙入关”。当时从沈阳到北京迁移的人流，三十五、六日，络绎不绝。[84]这次大移民，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年，迁移的总人口，据学者推算在90万人以上。[85]如此大规模人口的迁出，使得东北地区“土旷人稀，生计凋敝”，[86]变得更为荒凉。当时，奉天府尹张尚贤在给清政府的《根本形势疏》中说：“盛京形势，自兴京至山海关，东西千里，开原至金州，南北亦千余里……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倘有奸贼暴发，海寇突至，猝难捍御，此外患之可虑者……合河东河西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患之甚者……欲弭外患，必当筹画堤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87]在清廷供职的比利时人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随康熙帝东巡，所见辽东地区亦是断瓦残垣，一片狼藉，战前村镇，不复存在。[88]
可见，清朝入关后，东北地区，主要是辽东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到处是残垣断瓦，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因此，为巩固后方根据地，改善辽东地区由明清战争以及迁都北京所导致的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的空虚局面，恢复农业生产，“充实根本”，清廷于顺治元年至康熙七年（1644～1668年），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奖励移民的法令。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命令州县衙所属荒地，无主者重新分配给流民垦种，有主者命令原主开垦。[89]五年后，清廷首次允许汉人出关开垦荒地。令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及道府州县有司，广招各处逃亡民人。本地无主荒田，分配耕种，并颁发给田主印信执照，永准为业。顺治八年（1651年），又进一步提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90]。在这些鼓励移民的措施中，最重要的当是《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此条例于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规定：招民100人，文官授知县，武职授守备；60人以上，文职授州同州判，武官授千总；50人以上，文职授县主簿，武官授百总。[91]
辽东招垦令的颁布，为清代移民开发东三省揭开了序幕。清廷为了加大领招人招徕移民的力度，康熙时期，又连续颁布“辽东招民百名者，不必考试，俱以知县录用”，[92]减少赋税等优惠政策，这对移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清初奖励移民的政策前后实施了15年。在优厚条件的招引下，关内贫苦农民“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93]大批涌进东北地区。这可以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上反映出来。《盛京通志》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辽阳、海城新增人丁3723丁，第二年，金州新增229丁；康熙七年（1668年），承德（今沈阳）等州县增2643丁。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奉天府人丁总数为3952丁，其中辽阳、海城新增之丁，占94％，盛京地区总丁数已达5557丁。[94]由此可见，从顺治末到康熙初，盛京地区人丁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显然是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
清前期鼓励移民开垦的政策，使东北人口增加，土地得到开垦，经济开始复苏。时人姚士《出塞吟》所咏的正是这种情景。诗云：“昔转天下粟，辽东常苦饥。今开沈阳田，谷运关以西。民力莫教弛，地利莫教遗。筹边无善策，农战相维持。”[95]
清初奖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仅实行了15年，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取消了辽东招垦令，对移民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只身放行”的限制措施。《柳边纪略》载：“凡出关者，旗人须本旗固山额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满文票，汉人则呈请兵部或随便印官衙门起汉文票，至关，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记档验放，汉人赴通判南衙记档验放。或有汉人附满洲起票者，冒苦独力等辈至北衙亦放行矣。进关者，如出时记有档案，搜检参貂之后，查销放进，否则汉人赴附关衙门起票，从南衙验进，旗人赴北衙记档即进。盖自外入关，旗人便于他时销档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96]
与此同时，清廷在山海关等地遍设关卡，并在康熙九年到二十年（1670～1681年）续修了从开原威远堡到吉林法特哈，长690里的柳条边。实际上，作为限制汉人进入东北地区标志的柳条边，顺治年间即已开始修建。《柳边纪略》载：“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97]柳条边内设有21处边门，派兵把守，严防汉人进入垦荒。《大清一统志》对此亦有记载：柳条边“南起风凰城，北至开原折而西至山海关，接边城周一千九百五十余里，又自开原威远堡而东，历吉林北界至发特哈，长六百九十余里，擂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设“边门凡二十”，于“每门设章京、笔帖式、官兵，分界管辖，稽查出入”。[98]同时，清政府还在特定区域将山林、河川、围场等划为皇室独占的禁地。康熙十六年（1677），颁布“四禁”政策，禁止采伐森林，禁止采掘矿山，禁止狩猎、渔鱼及农耕、畜牧，严禁国人出关。[99]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划定旗界和民界，“向居旗界民人，得依限迁入民界；以后新到民人，也以在民界安置为原则”，[100]禁止旗民混居杂处。总的说来，康熙时期只是限制移民出关，并非全部禁止。关于这一点，清史大家萧一山先生曾有精辟的阐述。萧一山认为：
封禁的范围，并非包括东三省全部。而封禁的意义，也不在限制民人之垦殖；封禁的区域，大致有三类，即：采参山场、捕珠河流、围场及牧场；封禁区域设卡稽查，由专员管理，而总其成于将军；凡禁约之处，皆设封堆、台卡、边墙，立哨道，遣官巡查，禁止民人越界；由于封堆、台卡、边墙表明之禁约地区过广，所以无形中造成东三省地区的封禁形势。不过，凡有路照、腰牌、印信的客旅，仍可进入上述封禁地区。但申请路照等信物，须缴付一定数目的“规费”。[101]
以上论述，使我们对康熙时期东三省“封禁”的内涵以及“封禁”的性质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和理解。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东北地区颁布了更为严厉的封禁令。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首先颁布了封禁奉天地区的谕令。乾隆谕兵部左侍郎舒赫德，认为盛京为满洲根本，关系重大，但聚集民人甚多，占种地亩，“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接着，舒赫德等提出了严山海关出入之禁，严商船私载之禁，严格保甲稽查，严格清丈民旗土地，严禁在奉天地区开矿取利及重治私挖人参者[102]等封禁奉天的具体措施。
这是自废除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来，对移民最严厉、最具体的封禁措施。乾隆六年（1741年），奉天府尹吴应枚又制定出具体安置流民的措施：现有流民“愿入籍者，准取保结，给照编入”；不愿入籍者，“陆续给照回籍，游手好闲生事不法者……递解回籍”。[103]
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是清政府封禁的重点。在长白山区，偷采者，每年达万余人。三四月份，趋之若鹜，九十月份逐渐减少。[104]有鉴于此，乾隆六年（1741年）五月，清政府以“吉林等处系满洲根本，若聚集流民，于地方实无裨益”为由，对吉林所属各处出产人参、东珠之山林江河及水旱道路严加管制，不准民人行走。[105]九月，宁古塔将军鄂弥达奏准吉林、伯都讷、宁古塔等处流民管理办法：“已入永吉州籍贯，立有产业之人，按亩编为保甲……未入籍之单丁等严行禁止。”[106]由此，吉林地区亦被封禁。
乾隆初年，黑龙江地方的外来人口多为经商而来，为限制从事贸易的民人，乾隆六年（1741年），黑龙江将军博第奏请管理办法。其奏折谓：
查黑龙江地方现有商民俱无票文，又因自始不查有无票，无业流民才来栖止……查现在奉天商民俱自临榆县取票，过山海关，抵奉天之后，示票行商。唯臣地之商民有自京城出喜峰口、古北口门而来者，有自吉林乌拉、宁古塔出法特哈边门而来者……此后自京城买得商货出喜峰口、古北口前来臣地经商人等，经该管边门官员详查彼等商货，照例可贩商者，亦照临榆县给票之例，给票通过。若从奉天法库边门附近，吉林乌拉宁古塔经商者，报彼等原籍官员详查，合于该处商律者给票，出法库、法特哈边门时经该门管官查对相合才使进入……此等来到臣地，俱验票给以经商。票上俱注明商民原籍地名、人数、年岁、姓名、何种商货、往何处经商。若有无票或与票不合，俱查明逐出，照例治罪，斥回各自原籍。[107]
根据博第奏请清理民人办法，第二年，清政府颁布了针对黑龙江地区的封禁令，规定：凡由奉天、吉林等地方，以及喜峰口、古北口前往黑龙江经商者，俱呈地方官给票，然后到边口、关口查验，方准前往。[108]
乾隆朝开始厉行的封禁政策，为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继续奉行。例如，嘉庆八年（1803年），兵部奏准稽查关口出入章程，严厉禁止贫民携眷出口。[109]同年，针对不少汉人避开陆路，于海口携眷偷渡的情况，嘉庆再次下发谕旨：“向闻山东民人前赴奉天，多由海道行走，较之陆路尤为径捷。今山海关定限綦严，民人既不便于携眷出口，则此后乘桴者必众，自不可不防其渐。著该督抚饬沿海文武员弁于所辖地方实力稽查，毋许民人私行偷渡为要。”[110]水陆同时严防，可谓不遗余力。
道光年间，鉴于盛京、吉林流民“趋之若鹜”，[111]便于海口、关津，再申禁例，并采取措施，责令各省“预行晓谕”，指出：对民人“与其驱逐于出关之后，不若预禁于迁徙之时”。[112]凡“借贫民名目，迁徙眷属，乘坐大小车辆前往奉天、吉林种地营生者，概行截回”。[113]咸丰时，沙俄加紧了对东北边疆的侵略。清廷对此置若罔闻，依然发布禁令：“吉林为根本重地……近闻各边卡稽查疏懈，难保无逃亡人户混迹潜踪，冀图私垦。若不严行禁止，于旗民生计、风俗均有关碍”，着“山海关副都统、盛京将军等严饬各属，按照旧例于要隘地方，往来行旅认真稽查，概不准无票流民私往潜住。毋任因循积久，致滋弊端”。[114]
综上，清政府由积极招民出关，继而消极限制，再到严厉禁止，对东北地区的移民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封禁政策在制定与实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在严禁的情况下有弛禁的现象出现”。[115]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河间等处发生旱灾，灾民纷纷“闯关”就食。乾隆皇帝密诏关口官员：“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16]嘉庆八年（1803年），清政府针对灾民纷纷向关外逃荒事件，颁布了类似移民章程的办法，上谕谓：“遇关内地方，偶值荒歉之年，贫民亟思移家谋食，情愿出口营生者，亦应由地方官查看灾分轻重、人数多寡，报明督抚，据实陈奏，候旨允行后，始准出关。”[117]以上这些说明，清朝的封禁政策是时禁时弛的，绝对的封禁从来就没有完全实行过。关内流民不断冲破封禁，进入东北地区，数量持续增加。据《清实录》记载，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十几万人。乾隆十一年（1746年），奉天地区新增移民47000余名，奉天府尹霍备被认为是“漫无稽查”，“实属怠玩”，旋被革职，“交部议处”。[118]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时，奉天地区移民人口及后裔有90万人左右，吉林地区有30万人，黑龙江地区约有11万人，东北地区移民人数总计约有131万人。[119]这些移民大都是在清朝实行封禁条件下进入东北的，故称此行为为“闯关东”，此称谓以后一直被世人所沿用。
二 百年记忆“闯关东”
（一）清末解禁与开放
清朝实施的封禁政策严重阻碍了“闯关东”移民向东北的迁移，延缓了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农业发展，致使东北地区人烟稀少，边防空虚。咸丰末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才意识到向东北移民的重要性，开始转变政策，解除封禁，积极向东北移民。清末对东北的开禁，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大部开放、局部封禁到走向全面的开放。大体说来，从咸丰十年（1860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局部开禁时期；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灭亡前为全面开放时期，此后出现了近代以来“闯关东”的第一次高潮。
黑龙江地区的呼兰河平原是东北最早开禁的地区。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奏准开放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这成为黑龙江地区解禁的开端，也是“江省出放民荒之始”。[120]之后，黑龙江陆续开放了通肯（今海伦市）、克音（今属绥棱县）、柞树冈（今青冈县）等地区。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批准了黑龙江将军达桂和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关于全面开放黑龙江的建议，黑龙江地区全面解禁。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变通方式，开始主动招揽移民，大面积放垦荒地，并给移民以政策、经济上的帮助。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巡抚周树模奏准《沿边招垦章程》，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长春等地设立“边垦招待处”，大力招民垦荒。
随着黑龙江地区的逐步解禁，移民纷至沓来，蜂拥而至。《黑龙江述略》这样描述：“直隶、山东游民流徙关外者，趋之若鹜”，黑龙江地区因此“民屯大起”。[121]到同治九年（1870年）时，呼兰地区已聚集了10万户汉人，[122]到光绪七年（1881年），迁入移民已达20多万户。[123]至19世纪末，黑龙江人口约在100万，[124]是嘉庆时期（1796～1820年）44万人口的近3倍。黑龙江地区出现了全面解禁后的第一次“闯关东”高潮，黑龙江人口也出现了历史新高。据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黑龙江省各府厅州县共计有1455657丁口。[125]至宣统二年（1910年），黑龙江全省有正户145929户，附户95082户，黑龙江各府所属男子810042丁，女子637496口（合计1447538丁口），[126]附查学童104716名，壮丁468107名。到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黑龙江全省男子人口数达1017046丁，女子口数达841728口[127]，合计1858774丁口，仅一年时间，人口增加41万余人，这显然是移民的结果。至清末，黑龙江全省人口已达300多万。[128]
清末之前，吉林地区一直是清朝封禁最严厉的地方，道光朝就曾多次颁布封禁官荒之谕。由于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咸丰十年（1860年）以前，吉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应吉林将军景淳的奏请，谕令吉林荒地开始招垦，[129]此为吉林地区解禁开放之始。此后，陆续放垦了舒兰以北的禁荒10万垧，省西围场边可垦地8万余垧，阿勒楚喀以东可垦荒地8万余垧，双城堡剩余的围荒和恒产夹界边荒4万余垧。[130]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移民垦殖的序幕。禁令一开，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向拉林河、图们江、牡丹江及乌苏里江流域。实际上，在清政府放垦以前，流民私垦现象已十分严重。吉林将军富明阿奏称，吉林西围场由于流民私伐私垦，使“该处南北十七八里，东西八十余里，皆无树藏牲。其为游佃偷越，已可概见”。[131]流民的私垦，造成了既成事实，清政府也为了增加税收、安民济食，开始弛禁。吉林地区的放垦主要在八旗围场地、一般官荒地等进行。
清代八旗围场地是专属旗人使用的八旗公有地。吉林地区围场地主要由伯都讷围场、吉林西围场、蜚克图围场、吉林南围场组成。伯都讷围场是开放较早的围场。道光四年（1824年），清政府“奏准开垦伯都讷间荒十万八千垧”；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查出私垦珠尔山地八千余垧，藲梨场以西代吉屯一带地一万一千余垧。光绪十三年（1887年），勘明纳租地共十二万八千三百七十八垧一亩二分，丈出浮多地三万二千二百九十二垧零二分。珠尔山垦地二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垧四亩，同治六年奏准开垦珠尔山间荒。光绪十四年（1888年），勘明纳租地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九垧六亩九分，丈出浮多地六千五百九十九垧七亩一分”。[132]继伯都讷围场开放的是吉林西围场，最初也是官方禁地。至同治二年（1863年），放出荒地六万七千八百二十六垧二亩五分。同治三年（1864年），开放伊巴丹等5处废围及孤拉库等两处废围，共放出荒地3.68万余垧。同治七年（1868年），丈放吉林西围场荒沟河地二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垧七亩。光绪七年（1881年），省西围场已全部放垦。随后，阿勒楚喀、蜚克图围场、吉林南围场等一并放垦。据统计，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放西围场荒地1227970亩，阿勒楚喀、蜚克图围场1755940亩，伯都讷围场1606700亩。上述各围场共计出放土地4950610亩。[133]
吉林地区一般官荒的大规模放垦是在光绪初年开始的，主要集中在东边外地区。光绪七年（1881年），珲春成立招垦总局及分局，至次年，共报领地之户1133户，放地二万四千一百零四垧九亩，已垦熟地八成。光绪十五年（1889年），又新招流民千余家，放出荒地万余垧。[134]吴大澂奉命督办吉林防务后，推行移民实边政策，重点放在吉林东部边荒的放垦上。光绪八年（1882年），吴大澂亲赴吉林三岔口，察看地势，设立了三岔口招垦总局，下设穆棱河招垦分局。[135]招垦局成立后，分赴山东、山海关等地广招移民，对移民采取优待措施：“除农具食粮籽种，皆由公家支付外，并发给每人银四两，以资维持。”[136]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清赋升科，放荒招垦”，以“兴地利，储饷源”，并“廓清全省赋制”。[137]为此，在省城设立了清赋荒务总局，在伯都讷、宾州厅、五常厅、双城厅、伊通厅、延吉厅、敦化县、阿拉楚喀、拉林等地先后设立了分局。[138]此后，吉林移民垦荒规则和制度逐渐完备。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日本巨额赔款及筹措军队粮饷，进一步加快了吉林地区的放垦和开发，人口显著增加。吴大澂曾感叹：“我初度地凉水泉，六十里中无人烟。膏腴一片空弃捐，临江四顾心茫然”，如今是“从此垦辟相蝉联，满沟满车歌十千”，“但见西陌与东阡，鸡犬家家相毗连”[139]的新气象。咸丰元年（1850年），据户部清册统计，奉天有人口258.2万人，吉林有32.7万人，“其中除少数土著外，大部分是历年的移民和移民后裔”。[140]咸丰十年（1860年），吉林人口约有32.9万人。[141]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丁口共83.6万，总户数167223户。其中，民户丁口97785，占64.4％，旗户丁口占35.6％，民户第一次超过了旗户。[142]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吉林省总户数为762822户，总人口为5670838口，即总户数增加643121户，总人口增加4889738口[143]。户数和人口的急剧增加，绝大部分是移民的结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惨遭炮火蹂躏，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宣布开放吉林全部土地，以抵制日俄的不断蚕食，这标志着长达200多年的封禁在吉林地区正式宣告终结。同年，清政府在省城设立垦务总局，其后又在新城府（伯都讷）、五常府、宾州府、双城府、伊通州、敦化县、阿城县设立垦务分局，清查、兼放零荒，鼓励移民认领开垦。清政府命吉林将军达贵续办清赋垦荒事宜，将“查出浮多之地，无论粮地、大租地，概免交价，均令按照大小租钱六百六十文征收，以免苦累”。[144]从光绪末年到宣统初年，吉林官荒放垦面积进一步扩大，放垦区域向东北及东南边远地区推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先后在蜂蜜山、濛江、密山等地设立招垦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临江县、依兰府、方正县、宁安县、饶河县也开始大规模放荒，吉林省东北及东南边远地区各府厅州县的放垦情况如下：密山府已放生荒599939垧、熟荒5380垧，临江县生荒439518垧，东宁厅生荒8177垧，虎林厅生荒4640垧，濛江府生荒51847垧、熟荒6125垧，富锦县生荒140921垧，饶河县生荒21734垧，桦川县生荒7825垧，方正县生荒16023垧、熟荒15垧，穆棱县生荒5524垧。[145]此后，招垦总局对移民亦采取了许多优待和扶持措施。首先，继续从内地招收移民，每班百人，省招垦局资助路费，移民到达垦区后，每人给地4垧至5垧，并资助房屋、籽种、牛马等费；招收南洋华侨和内地富绅来吉成立实业公司，领地招民开荒。在省招垦局的领导下，吉林省的移民和垦荒工作进展较快。[146]可见，随着清末吉林地区的逐渐开禁，移民闻风而动，山东、河北等北方省区灾民“一听到解禁的消息，皆纷纷相率而往”。[147]“闯关东”洪流“势若河决，滔滔不可复止”。[148]《满洲旅行记》记载了移民来吉林的情形：“由奉天至吉林，日日共寝食于客店者，皆是山东之移住民……有由汽船者，有由木船者，有由陆路者，无一定之轨道，故其详细不得而知，大约年年在七八万或十万内外而已。”[149]吉林地区人口和土地因此有了较快增长。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省人口总数为4416300人，到宣统二年（1910年）增至4840100人，其中移民增加数为334600人。宣统三年（1911年），吉林省总人口已达5722639人，已耕地331.2145万垧，余荒地88.830万垧。[150]
奉天是东北开禁前汉族移民迁入最早、聚集人口最多的地区。自顺治初年开始，先后出放了“辽东的盖平（今盖县）、复州（今复县）、海城、辽阳、沈阳等地。辽西则出放了锦属归公地，辽北则出放了昌图等地”。[151]奉天辖内的土地在清末之前大部分业已开垦，因而，咸同之后的放垦以官荒为主，包括奉天东边的封禁地、牧厂以及围场等。
奉天开禁后，移民开始大量增加。同治二年（1863年），盛京东边外私垦流民“聚集甚重”，同治七年（1868年），仅浑江以西部分地区就查出窝铺7400余所，男妇流民44300余人。[152]同治八年（1869年），都兴阿奏称：“自凤凰城门迄南至旺清门北，男妇十万余人。”[153]更有封禁较严厉的盛京围场，“流民潜入私垦，为时既久，人户众多”。[154]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废除汉族妇女出关之禁。据《申报》载：“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营口）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155]光绪六年（1880年），清政府提出放荒、免税、补助三项政策，奖励移民东北，激发了移民的积极性，移民数量显著增加。当年，奉天人口达到417万，与1840年的221万人相比，增加了196万人。[156]
东北正式解禁后，奉天大量荒地放垦，吸引了大批移民前往。据统计，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17年间，是奉天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在奉天人口史上是空前的。[157]奉天人口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478万增长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1292万，[158]17年间增加了2.7倍有余，平均每年增长约47.88万人，每年递增6.02％。此外，从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可以看出奉天人口的激增。道光二十年（1840年），奉天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16人，同治九年（1870年），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22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达每平方公里37人。[159]至宣统年间，平均每平方公里约125人。其中辽河下游平原地区，每平方公里可达数百人，其生产之发达，人口之繁庶程度，已接近中原地区。[160]由此可见，奉天人口密度逐年上升，宣统年间人口密度是1840年的7.8倍。据统计，奉天人口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571346，增加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12924779，增长幅度达4倍之多，除去人口的自然增殖外，主要是移民的结果。整个清末，奉天地区的移民人口有500万左右。[161]
东边地是奉天最早出放的官荒。所谓东边地，又名东边升科地，位于奉天东南的凤凰城、安东、通化、柳河、桓仁、宽甸、辑安、临江等县，即明朝的东边外地区，清朝将其定为严格的封禁地区，但在道光年间已有流民潜入凤凰城东叆河西岸私垦。同治二年（1863年），盛京东边闲旷山地私垦流民“聚集甚众，已有建庙、演戏、立会等”，[162]“省东凤凰、叆阳、碱厂、旺清门四边门外南北千有余里，闲荒之地，游民开垦多年，渐成村落，人民繁庶”。[163]同年，盛京旗员恩合、玉明建议开放东边围场。同治七年（1868年），据侍郎延煦等奏，凤凰、叆阳两边门外已是“虽未全行开辟，已无大段闲荒”了。[164]同治八年（1869年），自凤凰边门以南至旺清门北，查出已垦熟地9.6万余垧，准许流民就地安插试垦。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不仅查出“碱厂门外已垦熟地十二万五千余亩”，[165]而且在旺清边门至浑江以西地段续查出已垦熟地103100余亩，准备同治十三年起科。[166]同治年间盛京东边封禁地已丈放升科地50.5万余亩。[167]
东边地正式开放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是年，盛京将军崇实奏准将大东沟一带已熟地亩一律升科，无论是否旗民，凡领地开垦者，一律编入户籍。自此，东边外正式开禁。光绪二年（1876年）春设安东县，当年安东县共出放升科熟地53万余亩。到光绪三年（1877年），盛京东边外共升科土地180.3万余亩，[168]是年正式设立奉天东边道及宽甸、桓仁、通化三县。光绪十八年（1892年），通化县丈放升科地10389亩。[169]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边开垦地升科面积如下：凤凰城32100亩，通化县167420亩，安东县573350亩，柳河县284309亩，宽甸县580250亩，辑安县215717亩，桓仁县311600亩，临江县36170亩。[170]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又丈放凤凰城（今凤城市）、岫岩山荒123.275万亩。1909年，彰武清丈局已丈放荒熟地2637499亩。[171]至此，东边封禁地已全部向移民开放。
除东边封禁地外，八旗牧厂也相继开放。清代在奉天设有三大牧厂，即大凌河牧厂、养息牧厂、盘蛇驿牧厂。
大凌河牧厂位于大小凌河流域，锦州以南。“冬至右屯卫，西至鸭子厂，南至海，北至黄山堡，东西长九十里，南北长十八里至六十里不等，计地一万七千九百余顷。”[172]《清文宗显皇帝实录》载：咸丰六年（1856年），户部查出奉天锦县民人穆亭扬私自揽垦大凌河牧厂8000多亩土地。[173]第二年，盛京将军庆棋奏准大凌河东岸牧厂民人私垦地亩准许“照例升科”，但其西岸牧厂正身仍不准开垦。[174]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清政府“允户部奏，查垦大凌河荒地”。至甲午战后，清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需款甚急”，朝廷才批准了增祺的建议，准备全面丈放大凌河牧厂荒地。增祺奉旨酌定《丈放大凌河牧厂地亩约定章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正式丈放大凌河西岸牧厂，第二年丈放完毕，总共丈放出土地509400余亩。[175]至日俄战争结束，奉天设垦务局时，大凌河牧厂全部开放为民地。
养息牧厂，又名“杨柽木牧厂，在锦州府广宁县北二百十里，牧厂设杜尔笔山下”，[176]牧区东西150里，南北250里，[177]占地400多万亩。该牧厂地早为流民和蒙人（指蒙古人）私垦。养息牧厂全面丈放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允许汉人交价认领土地，这种政策对移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年十一月，勘丈大臣溥顾出放生熟荒地60余万亩。[178]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共丈放未垦地四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五亩八分，既垦地十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亩三分，学田及庙田5635亩，合计六十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亩一分。[179]另有新陈苏鲁克屯草牧厂地65万余亩，牧厂排地4万余亩，[180]彰武县所属私垦升科地232778亩。[181]养息牧厂除场甸放牧外，其余全部丈放结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养息牧厂置彰武县，分局设县属哈尔套街。[182]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垦务局，重新清丈土地，到翌年丈放结束，这一次总共丈放生熟各地263.7万余亩。[183]
盘蛇驿牧厂即大凌河东厂，位于今盘山县一带，东西宽60里，南北长30里，占地百万余亩。这里因流民潜入很早，道光年间已部分丈放。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局部丈放，当时各报领户，共报领50万余亩。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实剩升科地21万余亩。[184]此时，盛京将军增祺奏请清丈以前在盘蛇驿牧厂招垦的地方，“无论官租私垦，一律丈放收价”。增祺的建议被清政府采纳，是年盘蛇驿牧厂正式开放。增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拟定了《丈放盘蛇驿牧厂章程》八条，具体清丈工作从次年开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共出放生熟地574200余亩。后奏设盘山厅管理地方事务。[185]
至此，清代奉天地区八旗牧马厂地全部丈放，据不完全统计，总计出放土地410多万亩。[186]原来的官荒牧马厂地转化为一般民人私有地。
此外，盛京围场荒地也陆续开放。盛京围场规模很大，南北长480里，东西宽180里，包括今天海龙、东丰、辉南、西丰、辽源等地，共105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皇帝行围活动逐渐稀少，围场管理有所松懈，流民乘机进入私垦。在流民的推动下，包括海龙鲜围场、西流水围场、东流水围场在内的盛京围场逐渐开放。
光绪四年（1878年），盛京将军崇厚建议：流民概行驱逐，恐引其铤而走险，不如设法以安插为是。宽其既往，已垦者概予查丈升科，未垦者划清界限，应拨迁者拨迁，零星散户择地安插归并办理，宽留大围场以便讲武照旧举行。[187]此议获得批准，第二年，清政府将鲜围场内流民私垦地准予升科，共丈放荒地、熟地102万余亩。[188]此为盛京围场开放之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开放西流水围荒，因故未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垦务大臣廷杰勘办西流水围荒，厘定章程，将招垦“章程删繁就简，使民易于遵行”。[189]同时，严核官员招垦之功过，垦务成效日益显著。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西流水围荒经重新清丈，丈放正段地1590873亩，山荒地740102亩，草甸地68334亩，树川地69957亩，共应升科地2460889亩。[190]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俄国强租金州、旅顺、大连，金州之民不少流落到东流水围场，亟待安插。第二年，清廷发布上谕，谓“有人奏金州旅顺等处，现已归俄人，所有租界旗民亟宜别筹安插。奉天围场除奏准开垦外，尚有40余围留作禁山，其地足敷分拨等语，著依克唐阿体察情形奏明办理”。[191]至此，东流水40个围荒也全部开放，以安置从金州等地来的流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东流水围场放垦又被提上日程，安置流民的办法也有所变通。章程谓：“此项围荒上年原议本为安插金州难民，因户册迄未查清，尚未拨放，现当大乱之后，难民不止金州一处，兹拟无论各处旗民，均准一体交价报领。”[192]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丈放结束。到清末，奉天围场，总计出放了5873205亩。[193]
除各项封禁地陆续开放外，未封禁区域内的垦地也迅速增加。如光绪末年，柳条边内民垦地增至420万余亩，并添设了一些新的厅县。[194]这些地方大多是先有流民私自垦种，后清政府迫于形势，急于筹饷和移民实边，使开放土地成为一种必然。土地的丈放，吸引了大批移民前来垦种，致使耕地面积激增。到光绪末年，东北全境共开垦熟地10801420垧，仅奉天一省的开垦面积就是顺治十八年的22倍。[195]
奉天耕地面积，据统计，咸丰元年（1851年）为11524200亩，至宣统元年（1910年）增至68222611亩，[196]增长了近5倍。据奉天省谘议局筹办处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不完全统计，沈阳、抚顺一带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1.8％，金州占11.4％，海城占18.7％，辽阳占17.6％，铁岭占15.1％，锦州占17％，宁远占18％，彰武占17.4％，昌图占21.9％，奉化占26.5％，法库占25.1％，怀德占18.12％，通江口占43.7％，海龙占24.8％，东丰占18.7％，西丰占21.1％，西安（辽源）占28.1％，柳河占1.7％，通化占1.2％，宽甸占1％，岫岩占3％。[197]可以看出，辽河平原、辽东半岛及开发较早的地区耕地面积所占比重较大，说明开放较早，开发程度高，而东部山区和开发较晚的地区耕地面积则较少。至此，奉天地区的移民及土地开发出现了高潮。
那么，清代200多年间，迁入东北的移民数量究竟有多少？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著名地理学家、人口学家胡焕庸先生曾说：东北三省人口增长史，显示了冀鲁豫三省人口外移的过程。[198]因此，我们可以从东北人口的增长来推断关内移民的数量。顺康雍三朝，东北人口只有丁数，没有口数。从乾隆起，不再用丁数，一律改用口数。据梁方仲先生统计，东北人口，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22万人，不到60年（1812年）就增长到124万人，以后不到80年（1891年）就超过500万人，从1891年到1911年不到20年就从500余万人陡增到1841万人，[199]显然主要是移民的结果。据估算，在这1841万人口中，关内移民至少有1000万人口，[200]这是东北地区人口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另据赵中孚先生综合各种数据，从中得出关于东北移民最低的统计数字，即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到光绪三十四（1908年）约250年间，东三省的汉族移民从5000人增加到1445万人。[201]即使这些人口数字偏低，我们也能够看出闯关东移民对于清代东三省人口增长的贡献。
（二）民国时期大移民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以后，“闯关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共和国在推翻清朝统治以后，深知把本国人移往满洲的重要性”。[202]民国时期，辽宁省可供开垦的荒地，因人口渐密之故，日形缩减。东北南部人口，每方哩（原文为哩）150人左右，已超过山西、陕西、贵州、云南等省，[203]人口渐成饱和状态。因此，民国时期“闯关东”移民绝大多数进入东三省北部的吉林、黑龙江两省。
民国时期，由于辽宁省已无多大空间接纳移民，相比之下，吉林省自然成了移民的首选。朱家骅在分析吉林省移民增多的原因时写道：第一，土质肥沃，而荒地很多；第二，气候比黑龙江省暖和，交通也便利；第三，吉林省政府以及社会人士很热心招纳移民，奖励垦殖；第四，内地由于天灾人祸，移住东北者增多。[204]因此，民国以后，迁往吉林省的移民越来越多。《盛京时报》记录了当时的移民情景：“直鲁难民抵长者非常拥挤，每届满铁列车抵站，只见长春驿上摩肩接踵，万头攒动，若衣青蓝衣短棉袄，身肩行李，扶老携幼。”[205]关内移民进入东北后，大抵先到长春，其中很大一部分从长春向东（或从沈阳向东）到松花江上游，或向西及西北去农安、长岭、乾安及洮南、白城等地。1927年1月至6月，到东三省的内地移民总数为63万人，其中到吉省长春的43.5万人，占69％。据北宁铁路局报告，1930年1月至5月到东三省谋生的河南灾民共计11.2万余人，其中去吉林的就有2.1万余人。[206]
民国以后，移民进入吉林省“络绎于途，势如泉涌”。特别是1920年以后，移民增长速度显著加快。1923年迁入移民19万人，1927年至1929年，每年都在30万人以上，平均每年有10万人在吉省定居，约占移入人口的30％。[207]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吉林人口仅为62.4万人，到1930年时达885万人。[208]吉林省人口增加最多的是洮南府所属各县（白城地区），1907年为159170人，1931年为818313人，增加66万人，增加了4.1倍。东边道（通化、浑江）各县，1907年为498655人，1931年1150892人，增加65.2万人，增加了1.3倍。延边各县（不含珲春），1907年128017人，1931年为476154人，增加34.8万人，增加了2.7倍。[209]
民国初期，因国家初创，未能因地制宜地有效实施移民政策，黑龙江省移民人口增长缓慢。时人称：“民国三年放荒之初，仅以放出之多少为考核成绩之标准，并未规定垦殖年限，以致大段包领，垄断居奇，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然十数年来，移民不多，垦殖无几，实因各县无官荒可领，被荒贩等把持所致。垦务不振，边境不充，甚至国课歉收，边地被侵，种弊丛生。”[210]
此后，黑龙江省政府改进移垦办法，出台官荒民荒开垦章程：“凡属官荒，任令难民自由垦殖，限期升科纳租，从前已放官荒，仍给最短期限，由原领户先垦，越期，即准人民抢垦。资本家亦利此项难民作投机事业，如组织农务公司，垦殖公司，或稻田公司等，招集难民，从事开垦。”[211]据统计，1927年至1929年的三年间，每年移入黑龙江省移民总数，常有二三十万人，出关开垦的移民多以黑省为目的地。[212]《滨江时报》载，仅1928年上半季由直鲁到江省难民之人数即达29.5万人，并称“东省三省中能容纳最多之地厥惟江省，如库伦、满洲里、河雨道金矿廾余处，官府出资召集难民开采则地无弃利，人无贫民矣。龙江、绥兰两道肥沃之田达千万顷，从事开垦农业可兴，虽有千百万难民亦恐不足分配。”[213]1924年至1928年的五年中，总共移入317万余人，除去返籍之210万人外，留存北满者有100余万人。[214]另据《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仅1927年至1929年，迁入黑龙江的移民即达112.2万人。[215]嫩江、讷河两县，仅1927年、1928年两年即增人口3万余户。[216]整个民国时期，迁入黑龙江省的移民约有280万人，占整个移民总数的80％。[217]由上可见，20世纪20年代，进入东北地区的关内人口快速增加，出现了近代以来闯关东的第二次高潮，史料记载称之为“移民的狂潮”。[218]
据统计，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人口总数由21694193增至29073049，[219]人口总数达到了近3000万。短短20年，人口增长了700多万，增长指数为34.1％，比清末增加了1倍多，远远超出了人口自然增殖的速度。显然，这700多万增加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来自关内的移民。又据台湾学者赵中孚统计，1930年，东三省人口为2995万，而1907年时，人口约为1440万，也就是说，从1907年到1930年的23年间，东三省增加了1500万人口。按自然增殖部分占50％即750万人估定，那么，另外的750万人当为移民。[220]这与上面的统计数据大体一致。当时，东北人口增加的数量和速度在全国居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