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营养越来越丰富、思想越来越深刻、行为越来越文明、价值越来越多元。然而，就武术发展的历史而言，根据其外在特征，大致可分为这四个特色阶段：武术人“轻死尚勇”阶段、习武风气“变幻起伏”阶段、武术体系“建构完善”阶段、武术事业“浴火重生”阶段。
第一节轻死尚勇
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整个中国的先秦时期，尚武之风浓厚，技法实战性很强。此为中国人轻死尚勇、中华民族更为刚健强悍之时。
一 原始时期
武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渔猎时代。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1]，“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2]，“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3]，“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4]，“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5]。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需要和猛兽搏斗以获得衣食来维系生存。
在生存竞争中，人与兽斗固然是武术萌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相对而言，人与人之间的搏斗对武术的“催生”作用则显得更为直接。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和复仇等行为使得战争不断。据史料记载：“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6]，“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7]；又有：“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8]，“民物相攫，而有武矣”[9]，等等。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原始先民强悍好斗的勇武习性。
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原始人类的狩猎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原始人类在狩猎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战胜凶猛的野兽，除了合群互助的手段外，就是使用原始的武器了。原始人用来制作武器的工序很简单，主要是用石、骨、角、木、竹等为主要材料，采用刮削、磨琢、绑扎等方法而制造兵器。虽然制作粗陋，但是已经基本形成今天我们称之为武术器械的雏形。[10]据史料记载，在距今约10万年的丁村人文化遗址和距今约4万年的许家窑文化遗址中均有石球出土。这些石球就是原始人制造的“飞石索”，他们将石球用藤索系起，在狩猎过程中用来缠绕和打击猎物，这是武术器械中“流星锤”的原型。
此外，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中，曾出土了一种捕鱼用的“飞叉”。新石器时代兵器的发展则更加细化，正如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所载：“新石器时代之石兵，业已大形进化，非但人工磨制精良，兵器平泽锐利，可与现代之石器相比而无逊色，抑且各种兵器均有，如石刀、石刃、石匕首、石斧、石圭、石镰刀、石锛、石铲等器，……几乎全套武装均有。”从史料记载来看，至新石器社会晚期，兵器已经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远射兵器，如弓箭以及用“飞石索”投掷的石球、弩等；格斗兵器，如石枪、石刀、棒、戈、戟、杖、矛、石铲、石锛、石戈、石斧、石钺等；防护兵器，如盾和甲等。这些兵器，都是后来古代战场常见的进攻性或者防御性的兵器。[11]
为了满足各氏族部落因争夺生产资料和领地等而不断发动战争的需要，人们逐渐把生产、劳动中的器械用之于战争，并不断丰富器械的种类来增加决胜的概率。史前传说中的黄帝与炎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夏禹伐九黎和三苗之战等，都生动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这个时期的拼杀技能，主要是角抵、干戈、射技等。
角抵，是一种以头角相互抵触的对抗性徒搏运动[12]，可以说这是武术徒搏拳技之萌芽。传说蚩尤徒搏时最善角抵。据说，蚩尤崇尚武功，勇猛彪悍，与人徒搏最善用头角顶触对方，使人不敢接近。这种徒搏角抵被称为“蚩尤戏”而广为流传[13]。这种角抵技即“蚩尤戏”，可视为原始的徒搏拳技。
随着大量的生产工具转化为作战武器，部分生产技能也就自然转化为相应的战斗技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14]“干”是防御性兵器，“戈”是进攻性兵器，“干戈”合为一个词，后来逐渐成为古代战争武器拼杀的象征，甚至逐渐演变成战争的代名词。习用干戈就是习练军事武器拼杀技能。
在众多技能中，射技是这个时期的亮点。在传说中，羿的射技名声最为显赫。在很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15]“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16]
除了强悍的攻防技能之外，此时还出现了与后来的武术套路有着很难说得清楚关系的武舞。
在战争频繁的大环境下，为满足战争拼杀及其他方面的需要，人们开始把战斗中的击刺动作组合起来进行演习操练，“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17]就是直接的例证。“干戚舞”在古籍中出现的比较早，如“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18]“干戚舞”虽然被称为“舞”但实际上其“武”的色彩更浓一些。“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19]，意思是说在虞舜时期，舜帝三次打败三苗族，但终不降服，于是禹把军队集中起来，手拿干（即盾）、戚（斧和羽，即仪仗）[20]，操练“干戚舞”给三苗族看，士兵手持巨斧与盾牌，表现出武风强悍、气势逼人以及高超的武术技能，使三苗族感到震惊与恐惧，最终服输。就现在的资料而言，“干戚舞”可能是最古老的武舞。从这里可以看出，此舞在军队中不但有战争前操练之价值，同时又被赋予了耀武扬威的意义。
原始社会的武舞，不仅出现在战争中，还出现在宗教活动和业余生活中。
人类最早的信仰几乎都是崇拜图腾，而图腾武舞是中国原始部落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21]，人们以武舞为形式来表示对神灵的敬仰与供奉，祈求风调雨顺，用木制剑器进行祭天，舞的过程具有浓重的“武”的色彩。如蚩尤的“角抵戏”，传说蚩尤部落以牛为象征物，发明了带有双角的牛头盔，进而发展成如今的相扑和中国式摔跤。另外，在原始时期，人们狩猎成功后也会用武舞来表达愉悦的心情。“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22]，“八士捉折投足掺尾叩首，角乱之而歌八终，块柎瓦缶，武喿从之”[23]，这些都是人们在狩猎结束后进行的欢庆活动，目的是要表达人们的喜乐心情。此外，古籍中还有在唐尧时期用武舞强身的记录，如“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24]，“阴康氏时，水渎不疏，江不行其源，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滕理滞著而多重膇，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之舞，教人引舞以利导之，是谓大舞”[25]，等等。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容易生疾病，人们是要通过“舞”的锻炼来获得活动筋骨、强身健体的效果。
原始时期的武舞，其演练内容主要由模仿鸟兽的动作或狩猎和搏击的技术动作组成，具有“武”和“舞”的双重含义。[26]这是人类早期有意识的练武活动，也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武术套路”。它使得武术在其初始阶段便具有了表演性、实战性、健身性与娱乐性等多重价值。
另外，颇有意义的是，早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就已经出现了“较武”的内容。“巴郡南郡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27]人们以掷剑比赛的方式来乞神显灵，而只有技艺超群者，才能被奉为部落首领。这种竞技比赛，也可称得上是武术竞赛的萌芽。
二 夏商西周
夏朝建立，是中国历史从氏族社会进入了王位世袭制社会的标志。至商代，“礼”与“武”，成为“国”之首要大事。到周代，与武有关的“六艺”，在国家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
当时的田猎生活，逐渐带有旨在满足某些奴隶主贵族进行消遣的性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嬗变。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崇尚武功，自称“武王”。同时，殷商卜辞中也有不少对在田猎中擒获猛兽的武勇纪事，而且在学校教育中，商代射、御等军事教育在学校已经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殷人浓厚的尚武意识。至周代，“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在周代的社会和政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六艺”中的“礼、乐、射、御”都与武术有着很大的关联。在西周，人们把弓箭的技术上升到了“射礼”的高度。把射箭当成一种“礼”，无疑证明了周代人对射的无限崇尚。而且，统治者对武力的重视，还使得“射术”成为选士的标准之一。“无拳无勇，职为乱阶”[28]，充分显示出当时人们对于“拳勇”的高度重视。
在社会普遍尚武的大背景下，女性尚武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商代的女性尚武。商代卜辞记载有：“辛已卜，争贞：今春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29]。可见商代女性经常接受商王的命令去驰骋疆场，率兵出战，建立功勋。在卜辞中，记载有不少女性成为商代带兵打仗的将帅而颇具威名的故事。
据兵器史料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王朝军队中，虽然主要还是沿用石制兵器，但已经出现了部分青铜兵器。商代时，青铜兵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制品有：长杆格斗兵器戈、矛、斧，卫体兵器短柄刀、剑，射远的复合兵器弓箭，防护装具青铜胄，皮甲、盾，等等。[30]1953年，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有铜矛头、铜勾、铜戚、铜刀、铜斧、铜簇等。另外，在山东省益都出土的商代兵器铜钺、铜头玉矛、铜戈等也是很好的例证。西周时期，由于青铜冶炼技术发达，适用于战争需要的各类青铜兵器便得以大量制造，并且做工精良。此时的兵器进一步多样化，长兵器有戈、戟、钺、矛、斧等，短兵器则有刀、剑等。这些兵器多为铜质，质地精良坚利。[31]
“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32]，可见在商代，人们普遍使用的兵器是短兵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作为卫体兵器的剑。剑，大约出现于商代，其剑身相当短，类似“匕首”。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剑身逐步加长。“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33]可见在以车战为主的古战场上，剑并非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其主要价值是卫体。
夏商周时期，人们的武艺即武术水平已经很高，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据说，殷代纣王多次率军征伐，以勇武而威天下。他自己也是力大无穷，勇猛非常，有“倒曳九牛，抚梁易柱”[34]的能力。此外，“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35]，纣王的“手格猛兽”之能，充分显示出了其高超的格斗技能。除了纣王之外，夏代的桀也是一位武艺高超、英勇善战的帝王，“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36]。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手搏”一词最早的记载。除了这两个帝王之外，在臣子中也有这样的人物，如费仲可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37]。商周时，在军队中还出现了很多大型的徒手搏斗角力活动。
关于古人勇力的描述在很多典籍中都可以看到。“襢裼暴虎，献于公所”[38]，“暴虎，空手以搏之”[39]，“延颈承刃，披胸受矢，铓锷摧屈，而体无痕挞”[40]，等等，都充分表明，无论是人与兽搏，还是人与人搏，当时人们的武术技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经·小雅·巧言》说：“无拳无勇，职为乱阶。”[41]虽然这里的“拳”字被古人注解为“力”，并非指拳技之“拳”，但还是很清楚地反映出了拳、力、勇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反映出人们思想意识深处的某种文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代已初步形成了将技、力、勇作为习武者技击能力之三大要素的观念。
据资料来看，在此时期，已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军事技能训练。周武王统率军队在牧野与商大战之前，在勉励将士的话中提到：“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42]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伐，谓击刺也，一击一刺为一伐。”“一击一刺”显然是指两种不同兵器技能之间的配合。
夏商周时期的武舞大致有以下几种。
1.象舞
有关象舞的记载很早就有，最早见于《礼记·内则》的“成童舞象”。《毛诗正义》孔疏云：“维清诗者，奏象舞也”“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时，用而奏之于庙”。[43]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象舞，可能是将可实际用于作战的击刺技法与音乐高度合一的一类集体武舞。
2.干戚舞
“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庄焉，进退得齐焉。”[44]“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45]。可见，干戚舞可能是一种手持兵器、与音乐相合、行列整齐的，试图通过演练来表现出精神饱满、队列庄严效果的集体武舞。
3.万舞
万舞在《诗经》中就有出现。后人在作注疏的时候有了更清楚的解释。“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46]，“干舞有干与戚，羽舞有羽与旄，曰干曰羽者，举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万者，又兼二舞以为名也”[47]。这里说的万舞兼有文武两种性质，当然也有人认为万舞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如“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48]。总的来说，万舞可能用于沟通神灵和军事训练的文舞与武舞的总称。
4.大武舞
武宿夜是大武舞中场面宏大、气势壮观的一类，除了武宿夜外可能还有酌、桓、赍、般，等等。[49]“朱干玉戚以舞大武”[50]，“武宿夜是大武乐章之名”“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因名焉”[51]，可见“大武舞”是周武王为了庆贺灭纣成功而作。大武舞内容丰富并通过一定的情节来表现武王伐纣胜利的全过程。同时，大武舞又能起到震慑睹者、教化平民的作用。
除上述几种之外，还出现了商乐《大汉》、武王伐纣时的“巴渝舞”“干戈舞”等。这时武舞所持的器械增加了弓、矢、矛、钺等。可以看出，武舞工具是与武器的制造、应用紧密结合的。正所谓“以是舞也，习戎备也”，这一时期，浑然一体的“武”“舞”“乐”“颂”有了文舞与武舞的分化，但依然存在很多交叉。
以武立国，崇尚武功，是夏、商、周时期的显著特征。此时，青铜器的使用促进了兵器种类和技艺的迅速发展，成为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种类较多的武舞出现，意味着已经出现了与乐、文和舞台合一的集体表演类的武术之雏形，而且具有大型、壮观、“舞台表演”等属性。
三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高峰期。此时，诸侯争霸，攻伐激烈，各国都重视“拳勇”“技击”。此时期，军队习武的内容、形式和规模，皆超过以往。此时的武术训练，非常重视各种攻防技术的实战运用。此时的各个诸侯国都很尚武，齐国相比程度更高。齐国习武自国君到士民蔚然成风。“及庄公陈武夫，尚勇力”[52]，“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53]，“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54]，等等，都体现了齐国人民的尚武风气。
此时的许多国家，纷纷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改为以军功授田宅爵禄。各国诸侯崇尚武功、重视武力的思想意识，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大众的习武风气，使习武活动在民间广泛开展。吴地人们“尚勇轻死”，荆楚多有“奇才剑客”。“首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55]，“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56]，等等。这一时期有很多以武技谋生的剑客，佩剑、斗剑成为流行风尚，也说明当时社会中存在浓厚的习剑风气。
春秋时代，文武分途、侠士兴起。此时的武士多来自平民百姓，他们重义轻财、疾恶如仇。他们或凭借个人技勇为人效命，或以武技谋生，或寻求进身，或为护卫保镖，或为谋杀刺客，又或为血亲复仇。此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侠客，如鲁国的曹沫执匕首强逼齐桓公还侵鲁之地，吴国的专诸藏匕首于鱼腹中刺杀吴王僚，等等。
“兵戈乱浮云”，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作战方式的改变，再加上兵器由铜制逐渐向铁制过渡，兵器也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此时的兵器，主要是“五兵”和“五刃”。“五兵”即戈、殳、戟、酋矛、夷矛，[57]“五刃”即刀、剑、矛、戟、矢。[58]武器的改进与发展，丰富了武术的内容，提升了武术的水平。
众多兵器中，剑和弓弩极为盛行，尤其是剑。在这个时期，全社会都重剑，几乎每个君王都有收藏宝剑的嗜好，同时，剑也是军队步骑兵的主要装备。此时的铸剑水平很高，铸造出了诸多名剑，如盛传的楚之龙泉，秦之太阿、工市，吴之干将、镆铘、属镂，越之纯钩、湛卢、豪曹、鱼肠、巨阙，[59]以及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
此外，在这一时期，戈作为主要武器，也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时期。此时的戈，不但铸造精美、纹饰华丽，而且还有用黄金来镶嵌纹饰的。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车战向步骑战过渡，战斗逐渐向近战、贴身肉搏方向发展。这就使得格斗取胜从过去主要靠力量向靠技术的方向发展。此时，就兵器而言，除了戟、短矛、长矛、殳、戈五兵之外，刀也派上了很大用场。特别是各国统治者对“拳勇”“技击”的提倡，使刀与其他兵器结合、对抗的技艺得到发展，诸如刀盾结合与刀剑相击等。
在制造材料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青铜复合剑的制造技术。这种脊部坚韧刃部锋利、刚柔相济的复合剑，既有比较高的刺杀力又经久耐用，是青铜兵器制造技术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的青铜兵器发展到了鼎盛阶段。[60]此时铁制兵器已经出现，但生产兵器的原材料并没有从青铜器发展到铁器阶段。因为虽然此时铁的冶炼技术已经普及，但用铁制造兵器的技术尚未发展成熟。[61]
这个时期，作为徒手搏斗的“手搏”活动在不断发展。“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62]。鲁公子友与莒“相搏”，“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63]，等等。此时的“手搏”已基本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搏击技能并可以通过比赛来衡量其水平的高低。
各国对士兵训练的主要内容是体力、拳脚、胆量等。“凡执技论力，适四方，祼股肱，决射御”[64]，“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65]。春秋时期，“角力”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手段而受到重视，皇帝命令在一定的时间统一进行。但是到后来，“角力”的性质慢慢变味，逐渐成为娱乐消遣的内容。“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66]
此时，剑道发展成为亮点，剑的击刺技术日臻成熟。“臣之于君也……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67]，“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68]，等等，透彻地说明了当时剑法的完善与高超程度。“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69]这段关于越女炉火纯青之剑技的描述令人感叹不已。《吕氏春秋》剑伎云：“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可以看出这时剑技的飞速发展与剑道的日臻成熟。
至春秋战国时，武舞的表演性、娱乐性的价值得到突出的发展。孔子的弟子子路精于剑术，还曾在孔子面前自豪地“拔剑而舞”。此时，武舞有意识地向自觉性、理论性的方向发展。《吴越春秋》中越女“凡乎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的剑术理论[70]，在表达搏击技巧的同时，也清晰地表现了作为特殊武舞之一的剑舞在演练技巧上的先静后动、静中求动、动静结合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相搏”普遍流行。两人相搏，凡是制服对方就算获胜。此时，相搏时的摔法、打法、拿法等都有了新的突破，动作出现了连续的组合，甚至组成短套路。同时，斗剑也很普遍，以一方刺死另一方来分胜负。这一时期，两人分输赢的打斗并没有合理的规则与限制，但其毕竟是一种分胜负的形式，也应该算是武术搏击比赛的一种雏形。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与武术有关的论著，诸如我们现在熟知的《庄子·杂篇·说剑》《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论剑》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论剑》中那段越女关于“手战之道”的著名论述，更是中国古代武术理论中的经典之言。
第二节变幻起伏
从秦汉三国，到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再到宋辽金夏元，中国各地的习武之风，变化不一，盛衰各异。变幻起伏，是这一漫长时期中国武术通过习武风气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
一 秦汉三国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权。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使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发展。东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逐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中国进入了三国时代。
秦始皇“焚书坑儒”且尽收天下兵器，西汉明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者均对武术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71]，导致重文轻武之风成了社会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武术的快速发展。[72]在汉初，统治者出于维护安全的需要，曾经鼓励边民习武，一度使民间习武风气浓厚，尽管此后历代的习武风气此起彼伏，武术依然不断得到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稳定，重文轻武就逐渐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一个无法彻底改变的民族潜意识。也许，正是由于在战争对武术的需要与主流社会对武术的轻视之间形成的长期矛盾，造就了中国武术由先秦之轻死尚勇的拼杀术向后世之多属性文化形态的转化。
秦代，铁制剑已经取代了青铜剑。从西汉时期开始，环首铁刀慢慢把剑从战场上排挤出去。汉代刀受到重用，并正式将刀称为“短兵”。随着刀的制作工艺的改善和形制上的改变，钢刀不仅在战场上受欢迎，在官场上也同样地位尊贵，佩刀常常被用来表示达官贵族的地位等级。汉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刀，甚至百姓也有佩刀的习惯。汉代军队中的长兵主要是戟和矛，尤其是长戟，兼有刺、挑、叉、钩、斫等多种功能，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在三国时期步卒和骑兵同样将它作为主要的格斗兵器。
三国以后，剑淡出了战争拼杀的场合，作为一种私斗兵器而存在。三国时期，铜兵器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铁兵器进入了全盛时期。铁兵器的广泛制造和使用，使得冷兵器的质量和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也使得古代军队的兵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量手持锋利铁兵器的骑兵、步卒等相应而生。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实战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兵器。“魏太子曹丕选楚越良工制铁刀、铁剑、铁匕首，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即锻炼百次）”[73]。兵器的种类开始多了起来，且在形制和用法上都有了新变化，除了以往说的“五兵”变为“弓、弩、戟、盾、刀剑”外，还有铁柄刀、戈、殳、斧、狼牙棒等武器。三国时代，著名兵器鉴别家吕虔对汉武帝钦定的兵器重新排列为九长九短。九长即刀、矛、戟、槊、镗、钺、棍、枪、叉；九短为斧、戈、牌、箭、鞭、剑、锏、锤、抓。[74]
秦汉时期，武术动作被“百戏”吸收，产生了武术表演。汉代出现“武艺”一词，出现了象形拳术。据史料，到了汉代，角抵活动在广泛吸收如舞蹈、音乐、杂技、戏剧和幻术等艺术内容基础上，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角抵戏。[75]汉代，有一种比角抵更为兴盛的武术活动，是手搏。汉代的手搏和角抵并非一个项目，而是一个具有多种打法、手足并用的技术体系。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的武舞，出现了打斗、进击等具有强烈攻防含义的动作。这一时期，武舞主要有钺舞、斧舞、剑舞、戟舞、剑戟舞等。
剑在当时被称为“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76]。淮南王刘安在当太子时，就好击剑。另外，像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文人学士，年少时都好习学剑术。许多人自幼习剑，民间的习剑击剑之风很盛，“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77]。东汉时，豪强地主往往“养剑客以威黔首”[78]。从资料来看，当时的习剑已经对剑技的师承与方法十分讲究，“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79]。关于剑技的师承，东汉初期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仅提到了曲城、越女两家，而到了东汉末年，依据古籍中的记载在数量上已经相当多了，“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80]。可见剑术在当时已有了不同的风格特点，精彩纷呈。同时，在当时舞蹈文化的影响下，剑又向飘逸典雅的“剑舞”发展。此外，在东汉谶纬神学的影响下，剑开始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成为一种君权神授的文化象征。
汉代三国时的刀、矛、槊等技术，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水平，诸如关云长、庞德、魏延、徐晃、袁尚等的大刀术，祝融夫人的飞刀术，张飞的长矛术，西汉大将李广之子李敢的长槊和短刀之技艺等。
从王充的《论衡》和曹丕的《典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的剑技习练，不但已有了明显的师徒传承关系，而且在这个传承过程中，汉代已明确提出了对习武者的品德要求。真正具有武术文化意味的、并作为对习武者行为规范的“武德”要求，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中。“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81]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在武德发展过程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将各种兵书分成四类，其中第四类叫“兵技巧”。其所载大多为射法，少数为其他技法，如《逢门射法》两篇、《阴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将军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篇、《望远连弩射法》十五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等和《手搏》六篇、《剑道》三十八篇、《蹴鞠》二十五篇等。[82]此书中的“兵技巧”部分，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武术著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可见，最晚在汉时，就已经出现了关于武术拳法与器械技法的基本理论。
二 两晋南北朝
从晋朝到隋文帝灭陈的300多年时间内，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习惯把这段变幻纷杂的历史时间段，称为“两晋南北朝”时期。
此时期的民族迁徙，造成文化交流频繁，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武技武艺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交流。妇女习武空前活跃，例如北齐统治者倡导妇女习武，著名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即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以武选士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武艺的发展，例如西魏实行府兵制，参选入士，既要掌握拳术的擒拿技术，又要善于运用各种长短武器。这对武术技巧和各种身体能力均提出了要求，加强了人们对于武艺的重视。
从汉代开始，环首铁刀逐步取代了长剑的位置；到了两晋南北朝，刀不但成为当时部队最基本的短兵装备，而且由于制作精美，深受当时人士所喜爱，成为日常佩带防身之器。[83]此时的刀与盾相互配合使用，史料中就有不少将士，手持刀盾冲锋陷阵的记载。
两晋南北朝时，剑作为朝仪礼器，分级别佩带，乃是人的身份象征；作为道家法器，乃是术士们辟邪诛鬼的重要工具；作为格斗兵器，乃是侠士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的重要工具。剑之功用的多样化，使得剑道成为一种寓意多元的文化现象。
在两晋南北朝的军事战场上，矟开始逐步取代戟，成为骑战中最主要的长兵武器。矟在古文中有时又作“槊”。经过三国、两晋的积累，到南北朝时，无论在技艺上还是在理论上，人们对矟的掌握都趋向成熟。此时，出现了由梁简文帝萧纲编撰的《马槊谱》这样一本理论专著，对该兵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介绍，“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矟已成艺”[84]。《马槊谱》一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尚有收录。通过对武术发展脉络的分析可以知道，矟的运用，基本决定了我国古代长兵器械中以枪为主的趋势。
棍是两晋南北朝时较常见的一种兵器，别称为杖。此时人们的棍技也有了很大提高。晋代葛洪年长后“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85]。依对葛洪的记载，古代棍术发展至晋代，已被总结出了专门的习练方法，成为一种具有“入白刃，取大戟”效果的专门技能。[86]在军事战阵上，有“人马逼战，刀不如棒”[87]的说法。
中国古代的角抵活动，从晋代开始又被称为“相扑”。“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对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88]，古代“相扑”之名，始见于此。
这个时期人们的武技水平在史书中都有不少记载。魏孝文帝力量很大，十余岁时“能以指弹碎羊膊骨”[89]。羊髆骨就是羊的肩胛骨，足见其指掌功夫之深。关于轻功的记载也让人称奇，“默壮勇拳捷，能贯甲跳三丈堑，时人咸异之曰：此儿必兴郭氏”[90]；羊侃，“尝于兗州尧庙踏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91]。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踏壁，直上至五寻”以及“横行得七迹”，也许是描述羊侃具备凭借墙壁纵向向上、横向左右移动的“飞檐走壁”式的能力。[92]
当时的射箭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与普及。许多人自幼学射，技艺精绝，使独特的射箭技术得到了传承和发展。《魏书·高祖纪下》记载，文帝“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为，能以指弹碎差羊膊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夸孝文帝自幼学射且技艺不凡。
在军事训练方面，由于战乱的影响，军事训练，备受重视，还出现了配图的《马射谱》《马槊谱》《骑马都格》等专著[93]。据记载，这一时期各种兵械的使用都有“口诀要术”，组合练习日趋稳定，兵械技术训练出现了程序化的苗头。除士兵练武外，也有来自民间练“部曲”的。
此时的武舞，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秦时用于表现武王伐纣的武舞，在汉代称“巴渝舞”，到晋代改称为“宣武舞”。武士执剑而舞，动作迅速，如电光火花一般，而且其中有了规定套路。这一时期，还盛行矛舞和剑舞等持械的武舞，而且出现了单人的徒手武舞。此时的武舞，把攻防格斗技术的精华动作编成组合，并要求在不改变动作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表演。另外，除了武舞，此时还出现了“跳剑”或“跳刀”等兵械表演活动[94]。此时的武术表演技法，已更为接近后来的武术套路。
北朝魏孝武帝提倡射箭并经常举办射箭比赛。有一次，他曾经在百步之外设置一个银杯，命令那些善射者一起射，谁射中就把谁的名字刻在这个银杯上。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银杯赛。另外，据资料记载，梁朝与北齐也多次进行武术交流比赛，内容有刀术、拉强弓以及左右驰射等。可见，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武术竞赛的形式。
三 隋唐五代
隋文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的地方政权对峙局面之后，历史进入隋代，隋代之后是繁荣的唐代。后来，因剿灭黄巢有功被唐王朝封为梁王的朱温灭唐称帝，定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使得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隋唐两代，在对原有府兵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都重视对府兵的训练。唐代开始实行武举制，通过考试选拔武勇人才。尚武崇侠，是唐代的普遍风习。在唐朝，到处弥散着浓厚的尚武气息。
隋唐五代的器械，以铁代铜，抑长兴短，可以说是多姿多彩、十分丰富。据《唐六典》记载，当时的政府已有了制造兵器的统一标准。
隋代时枪成为步骑兵的主要作战武器，在唐代的军中长兵也以枪为主。从枪的形制看，唐代的枪基本有白杆枪、木枪、漆枪和朴枪四种，但其形制已无所考。[95]铁头木杆并有红缨，唐代枪的形式与当今基本无异。[96]棍在唐代已不再是将领偶尔使用，军队似及普遍装备。[97]唐时的剑已退出了军事战争的舞台，寄身在民间发展，剑的形制自唐后基本定型。[98]唐时刀有“仪刀、障刀、横刀、陌刀”四种，其中陌刀在战阵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唐代不仅朝廷军队用刀，就连农民起义时的武器装备也多是刀和枪。[99]总的来看，从器械的规格上看，唐代的刀、枪、棍、剑已形成当今武术器械的基本形态。[100]
在当时的资料中，记载着许多战将善用矟、矛、槊的事例，像众人熟知的秦琼、尉迟敬德、单雄信等人，都是善于马上用枪的骁将。到了五代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善用铁枪者。在唐代的枪技发展中，还出现了“避枪”和“夺枪”的技能。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不少善用刀的猛将：“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101]“李嗣业身长七尺，壮勇绝伦……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102]其手拿一把短刀，冲锋陷阵，所向无敌，没有超人的刀技是不可能办到的。
唐朝统治者受北方骑射民族影响，将弓箭作为常规的远射武器，并大力提倡，从而使包括妇女在内的大量人群都喜欢习武射箭骑马。唐代弓矢的结构精巧，规格多样，弓有长弓、角弓等四种，弩有擘张弩、角弓弩等七种，箭也有竹箭、木箭等四种。
唐、五代的兵器，除上面列举的外，还有套索、链锤、绳标、挝、锤、鞭等，均为打击兵器。
唐代武舞的分类更加精细、范围更加广阔、娱乐性更强。唐代的舞蹈大体可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类，其中所谓的“健舞”，实际上主要就是武舞。在唐代的各种史书典籍中，提到较多的武舞，有剑舞、剑器舞、矛舞、破阵乐舞、大面舞、狮舞等。
摔跤活动在继两晋、南北朝的衰落之后，于隋唐两代又重新复苏并盛极一时。隋炀帝本人极为喜好角抵，唐代的君王也大多对角抵之类的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时期，摔跤活动的名称还有角抵、角力、手搏、相搏、相扑等。比赛时，摔跤是和拳打脚踢结合在一起的，场面相当激烈。角抵比赛常常是“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103]。此外，唐代的宫中，还不时进行一些不同于军事征战的枪技比武，以及一些娱乐性的枪技活动。
这一时期，有关武术的记载，多是在唐诗、唐武侠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零星描写，且掺杂作者的夸张因素。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王琚《射经》一卷，可称之为专门的武术理论。此卷内容非常详细，反映了当时射艺理论的水平。
四 宋辽金夏元
北宋时期，今内蒙古一带的古契丹民族，建立了与北宋抗衡200余年的辽国政权，西部的党项羌族也在今甘肃、宁夏一带建立了西夏政权。后女真族灭辽而占领中原，建立了与南宋对峙的金朝。13世纪初，成吉思汗领导蒙古民族灭西夏和金朝，并远征欧洲，建立威震欧亚的蒙古汗国。至忽必烈时，灭南宋，建立了统一南北疆域广阔的元朝帝国。[104]
宋代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还是注重其军队的武备力量的。宋代养兵甚重，订有一套较规范的训练制度，并一度恢复了武举制和武学等。宋代的武举分比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四个等级，考试科目分武艺和程文两种。武艺主要是弓马骑射。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宋仁宗庆历三年初设武学。武学中的武技内容，多是依据军事武备所需而设。
宋代边患不绝，由于朝廷一贯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因此使得入侵者大肆掳掠。为此，许多农村民众纷纷结社习武，自保御敌，[105]如河北定州（今定县）等地成立的“弓箭社”，山东、河北一带民间成立的“棍子社”等。尽管宋朝统治者屡屡严禁，民间结社习武仍然不绝，有的还成为农民起义前的一种结聚形式。在乡村结社组织发展的同时，宋代城市结社组织也在悄然形成。如在南宋都城临安，出现了徒手争交的“角抵社”“相扑社”，射弩的“锦标社”，使棒的“英略社”等。[106]宋代的江湖游民或绿林豪杰都好用棍棒，“使棒”一词就始于宋代。两宋时期，各类民间结社组织广泛开展习武活动，是当时的一个显著社会特征。
我国古代的兵器发展至宋代时已经千姿百态，但形式庞杂，凌乱无章，应该是当时形势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宋代长兵器沿袭隋唐遗制，以枪为主，长杆大刀次之，并有钩竿、叉竿等杂形长兵器，这些长兵器明显带有胡人特点；各式长枪中，带有汉族以外的形制。长刀大都承袭三国两晋及隋唐之制。《武经总要》中所图宋代长兵器有数十种，其中虽然有宋人创制的长兵器，但大多数是由旧兵器仿制而来。
宋代最重要的短兵器是刀与剑，但刀与剑的形制却非常简单。刀只一色，形极笨重；剑只两色，悉依唐制，形式亦欠灵活。可能是模仿外族短兵器过多的原因，宋代短兵器的形制极为庞杂，其中杂式短兵器极多，如：蒺藜、蒜头，原来是羌戎所用的兵器；铁鞭多节，乃是袭晋代遗制；连珠三节鞭，是胡人所用兵器的形制；铁锏，在唐代已经广泛使用；方体斧和凤头斧，是遵循晋唐遗制；剉子斧，形式特别，不像是汉人自制的兵器；等等。此外，宋代短兵还有铁棒类短兵器，其形式有用钩用齿的区分，以及一节两节的差别，而且还带有各边族兵器的形制，有铁链夹棒、杆棒、柯藜棒、白棒、钩棒、杵棒、抓子棒、狼牙棒，等等。[107]
宋代枪形制多样化，枪法技艺也出现多样化，并出现了许多善使铁枪者。在宋代民间的习武活动中，已出现了冠以某种名称的枪法，形成了不同的枪法流派，如东路枪手、河东流派等。宋代刀术的发展也很快，出现了不少善使大刀的名手。
辽、金骑兵多用长枪，另备短刀，以枪为主，必要时刀枪并用。“出河店之役，太祖欲亲战，挞懒控其马而止之曰：‘主君何为轻敌，臣请效力。’即挺枪前，手杀七人。已而枪折，骑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壮之曰：‘诚得此辈数十，虽万众不能当也。'”[108]金军将士以矛枪著名者不少，如“谋衍，勇力过人，善用长矛突战”[109]。辽、金、西夏，其狩猎放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及大漠草原的环境，决定了武事在其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10]其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制度，“夷狄之伪，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111]，社会武风甚盛。
元代兵器精细而实用。据明《武备志》记载，有铁枪6种，刀7种，飞钩、镋、马叉、梨花枪、狼筅（长枪）、双飞挝、飞锤、铁戟等兵器49种，还有火枪、火炮等6种。辽、金、蒙古诸族皆长于骑射，精于兵械，而其长短兵器，极为犀利精锐，短兵以剑、刀、斧、锤为主，长兵则以枪为主（蒙古骑兵尚用枪体甚长之标枪）[112]。契丹兵制中，正军每各备马三匹，备铁甲九事：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馉?、斧钺、鎚锥、小旗、火刀石等器。[113]
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开始出现十八般兵器的说法。如《敬德不服老》一剧中就有“他十八般武艺都学就，六韬书看的来滑熟”的唱词。在后来明代的小说《水浒传》中又有了十八般武器的具体名称：“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这里的“十八”，并不是准确的数字，而不过是对武器较多的泛称而已。实际上，当时的兵器远不止此数。
相扑或称“争交”，在宋元时期非常盛行，而且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徒手的拳击搏斗与角抵（摔跤），是辽、金、西夏及元诸代所流行的武艺项目。[114]从史料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的武勇，“开泰五年秋，大猎，帝射虎，以马驰太速，矢不及发，虎怒，奋势将犯跸。左右辟易，昭衮舍马，捉虎两耳骑之。虎骇，且逸。上命卫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虽轶山，昭衮终不堕地。伺便，拔佩刀杀之”[115]，“为人多力，每与武士角力赌羊，辄胜之。能以拳击四岁牛，折肋死之。有粮车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士杰手挽出之”[116]。当时的角抵，还有拳击、擒拿的动作，不完全是摔跤。徒手拳击之术，在元代被称为“白打”，被纳入在“十八般武艺”之中。[117]
宋朝是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的转折时期。宋朝统治者奉行崇文抑武的基本政策，再加上宋代时火器开始运用于军事战争，抑制了军事战争中冷兵器的运用和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武术的表演娱乐性能日趋重视。
宋代，民间武艺社团组织相继出现，城镇街头巷尾常有角抵、相扑、使拳、使棒、舞刀枪、舞斫刀、舞蛮牌、舞剑等武艺表演，出现了“打套子”（枪对牌、剑对牌等）等对练项目，武艺套路形式也多起来。出现了有组织、有规则、有奖品的拳棒擂台赛，出现了靠献技为生的包括武艺人在内的“诸色艺人”。武舞在民间较为流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宋代城市里还出现了“瓦舍”这一类似于今天之俱乐部的娱乐场所，为大批专门从事武舞表演的艺人提供了固定的表演场所，使武舞得以发展延续。表演武术的兴盛，使武德中的礼仪更为规范、全面和系统。[118]宋代承继汉、唐遗风，列角抵百戏为宴乐庆典之重要表演娱乐项目。辽、金建朝后，也仿宋制，把角抵作为宫廷内的活动，常常在一些喜庆及外交宴饮上，进行角抵表演。元朝宫内设有专业性的“相扑朋”“内等子”，由“勇校署”管理此事。[119]
元朝禁武，民间武术在文艺戏剧的表演中，得到了另类形式的广泛传播。元剧中的很多剧目如“关大王单刀会”“单鞭夺槊”“三战吕布”等，皆有不少武打的情节。武术向着表演艺术化方向发展，在其实战性能被抑制的同时，也通过舞台的表演、宣传，使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元代武术的舞台艺术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在促进民间武术传播的同时，也为后来表演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20]
宋代的《角力记》，是此前为数不多的几部武术著作之一。《角力记》全书分五大部分，分别对角抵活动的目的、作用、名目衍变和历史出处等作了较全面的记述。此外，《角力记》中还记载了不少各地的角抵名手，如“拳手亦高”少有对手的王愚子父子，膂力过人号称“河头相扑都知”的姚佶耳等，反映出当时角抵相扑活动在民间的流行程度。[121]
第三节建构完善
明清时代是我国武术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时期。此时期中国武术的最大亮点，就是武术的理论体系逐渐被建构与完善起来，而且这些被建构与完善起来的理论体系，往往思想深刻，方法清晰，与主流文化的思想方法关系密切。
明代初期，统治者实行的兵制比较特殊，“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平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这就造成了民间习武风气的盛行，并且“随其风土所长”，造就了众多风格不同的武技。如河南蒿县曰毛葫芦，习短兵；山东有长竿手，闽漳习镖牌，泉州永春善技击等。到了清朝，政府严禁民间习拳练棒，于是以各类秘密教会和结社为形式的习武活动，就成为清代武术的一个主要传播发展方式。[122]
明清时期重视通过武举制来选拔将才。然而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火器在军事上的逐步应用，加上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的武备学堂被陆续建立起来。故而，以弓、马、刀、石为内容的武举制显然已落伍于时代需要，武术开始从军事中淡出。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武举制被废止，标志着传统军事武艺的历史终结。
明初建文元年，武学设立。至英宗时又设两京武学，学习内容主要是习演弓马及课读《武经七书》及《百将传》等书，且还相应制定了整套的规章制度等。此外，明代武举制的实施与推广，为广大社会习武者提供了一条晋升之途，并且通过这一方法也选拔出了一批军事人才。明代武学与武举制的实施对武术的发展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宣布废止武举制，人们通过习武入仕的道路被阻断。然而，武术却并没有因仕途诱惑的消失而中止，而是在民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展。
明清时期，民族矛盾空前激烈。至明末时，一些结社组织就“治甲兵，饬斗器”，如明天启年间的白莲教首领于弘志就成立了一个进行习武活动的棒锤会组织。清朝初年，各类秘密结社在民间的发展更为迅速，各地相继组织成立了许多秘密结社，如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等，还有青洪帮、哥老会等江湖组织。这些组织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常以反清为宗旨，成员大多来自下层民众，通过练武、治病、互济等方式，广泛开展各种武术活动。
这些组织，可分为会党组织、教门组织、拳会组织等。会党组织，是借“忠义”信条和生死兄弟关系为纽带，采取歃血结盟的形式，其中以天地会的影响最大；教门组织，是以自身的一些基本教义为信仰，秘密收徒传教，其中以白莲教的影响最大；拳会组织，是以传习武术为基本活动方式组织起来的松散团体，主要有义和拳、梅花拳、红拳会、少林会、红枪会、顺枪会、小刀会等。
各类结社的武术活动，随着组织在各地区的差异与流变[123]，内容之间相互交叉。另外，由于这些武术活动多采用全凭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秘密传播，从而导致其不尽相同的技术结构和风格特点。这些情况，大大促进了武术的相互交融和新拳种的出现，从而使得清代的拳术流派众多、各成体系。如少林拳，因少林寺既有极高的武功声望，又有反清的民族色彩，于是许多秘密结社便以传授少林拳术来提高自己的身价。秘密结社的传播，使少林拳术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124]
明代时的“十八般武艺”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具体内容。“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予、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槁、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头、十七绵绳套孛、十八白打。”[125]在这十八种称谓中，“白打即手搏之戏……俗谓之打拳，苏州人曰打手”[126]，其他的都是武术器械的具体名称。“十八般武艺”说法的流行，表明当时的武艺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徒手、器械，器械又包括长兵、短兵、远兵、软兵等。这也意味着武术的日益规范化。[127]另外，帮会使用的兵器，式样更是无奇不有，难以一一叙述。
“诸艺宗于棍”，棍在明代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明代军队中的重要兵械之一，很多武术典籍中都有对棍的专门记载。“一名曰棍，南方语也；一名曰白棒，北方语也”[128]，这是对此种武器称谓的解释。明代，棍因具有很强的习练价值与实用价值而受到了军事家们的极力推崇。他们认为：“缘以敌人盔甲坚固，射之不入，戳之不伤，遂用棒一击，则毋问甲胄之坚靡。”[129]“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130]明代少林弟子程宗猷则将棍称为“艺中魁首”，“凡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131]。这一点在别人的论著中也有相同表述。此时，出现了不同风格特点的各家棍法，如少林棍、梢子棍、连环棍、阴手短棍、赵太祖腾蛇棍、边栏条子、跨虎条子等。明人王圻万历年间编的《续文献通考》中就记载当时“使棍之家三十有一，曰左少林，曰右少林，曰大巡海夜叉，曰小巡海夜叉（少林夜叉，有前中后三堂之殊。前堂棍，单手夜叉也。中堂，阴手夜叉也，类刀法。后堂，夹枪带棒），曰大火林，曰小火林，曰通虚孙张家棍，曰观音大闹南海神棍，曰梢子棍，曰连环棍，曰双头棍，曰阴手短棍。十二路。曰雪棒搜山棍，曰大八棒风磨，曰小八棒风磨，曰二郎棒，曰五郎棒，曰十八下狼牙棒，曰赵太祖腾蛇棒，曰安猴孙家棒，曰大六棒紧缠身，曰十八面埋伏，曰紫微山条子，曰左手条子，曰右手条子，曰边栏条子，曰雪搽柳条子，曰跨虎条子，曰滚手条子，曰贺屠钩杆，曰西山牛家硬罩头”[132]。此外，别的史籍中还记有如青田棍、巴子棍、牛家棒等。由此可见，在明代，不仅习棍之风普遍而且棍法内容丰富。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将军俞大猷认为棍法是各利器之根本，其所著的《剑经》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棍法著作。对俞大猷的《剑经》，戚继光称“短兵长用之法，千古奇秘”。[133]何良臣说：“棍法之妙，亦尽于大猷《剑经》，在学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长，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则自可称无敌也”[134]，程宗猷在《少林棍法阐宗》中记载，明代少林棍有势、有路、有谱，并用歌诀来说明棍势的攻防变化。可见，在明代时期，棍术已经具有比较完备的体系。[135]
明代，刀、矛、弓箭等传统兵器仍为步兵的基本装备，并因倭寇的侵扰而有重大的变革。刀因其雄浑、豪迈，挥如猛虎的风格而驰名。明朝军队使用最多的是“腰刀”，由于其吸收了倭刀的长处，从而增强了劈砍的杀伤威力。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在其军事著作《练兵实纪》中对腰刀制作方法有着详细的研究与记载。作为长兵器的枪在明朝大部分仍沿用宋朝的枪制，除了攻防用枪外，一般战斗用的有长枪、铁钩枪、龙刀枪等种类，只是形制较宋代大为简化。长枪是明军常用的枪。[136]清朝兵器与明代大同小异，不过品种更多而已。就刀而言，刀的种类更为繁杂，有腰刀、滚背双刀、脾刀、双手带刀、背刀、窝刀、鸳鸯刀、船尾刀、割刀、缭风刀等。其中被广泛应用于作战的是腰刀和双手带刀[137]。清代枪的种类繁多，装备于八旗和绿营的有长枪、火焰枪、钩镰枪、双钩镰枪、钉枪、矛、戟等多种。长枪亦是清军的常用兵器。八旗和绿营均有长枪兵的编制，其形制与明代长枪大同小异。[138]其余各种形制枪等杂式武器，各有其特殊用途。在明清时代，刀枪仍然是军队的主要兵器，但在兵器形式上也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种类，增加了锤、拐、钩、三节棍、狼牙棒等。由这些兵器产生的对练更是层出不穷。[139]器械的多式多样，使武术的内容更为多姿多彩。
在冷兵器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传统的军事武艺训练一直在军队中延续着。军中武技训练注重“实艺”，反对“花法”“虚套”，从而使军队武术朝着实战制胜的方向发展。此时，弓马骑射无疑是军队最重要的武艺内容，但同时也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武技训练，其中有不少理论、方法与武术息息相通。明代武技训练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如拳、枪、棍、刀及藤牌、镗钯、钩镰、斧锤等。
拳搏之技，明清时期称为“白打”。戚继光言：“其拳也，为武艺之源”，“此艺不甚预于兵，能有余力，则亦武门所当习。但众之不能强者，亦听其所便耳”[140]，并将拳法列为诸篇之末。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收录的三十二势拳法，体现出“遇敌制胜，变化无穷”的强烈技击旨意。此外，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还系统地提出了练手、练足和练身之法。可见拳术在当时已经被作为武术的基础而备受重视。
自元明开始，枪已被尊为“百兵之帅”。在火器较普遍装备军队之后，枪仍然是军中常备的格斗兵器之一，诸兵械较艺，一般都当与枪对较。戚继光提出军中习枪当“法欲简，立欲疏”，“教兵唯用封、闭、捉、拿、上拦、下拦六枪，封、闭、捉、拿有大门、有小门，只此已足用”[141]。另一位军事理论家何良臣针对具体的训练提出，先以个人的基本枪法、身法及进退步法为主，熟练后即进行两人间的长枪对较（即“真正交锋”）。这种对较体现了戚继光一再提倡的“既得艺，必试敌”的军事训练思想。枪在明代被尊为“艺中之王”，诸家枪法竞相争雄，其他长兵技术“无逾于此”。
明清时期是古代枪法在技术和理论上发展非常迅速的年代，各地枪法名目甚多，名家辈出。如山东、河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河南少林寺少林枪法、山东聊城韩氏枪法、四川峨嵋枪法、沙家竿子、杨家枪、马家长枪等。清人吴殳《手臂录》载：“枪为诸器之王，以诸器遇枪立败也。”[142]在《清会典图·武备》中所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定的枪式就达16种，如雁翎枪、虎牙枪等。再加上明清两代武术家们对枪法的苦心精研，使古代枪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形成了兵家的“战阵之枪”和民间的“游场之枪”这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
据史料载，明代的刀已相当丰富，如偃月刀、太平刀、定戎刀、凤嘴刀、将军刀等。[143]刀法有拦、砍、棚、撩、搅、推、刺、格、带、压、提削、五花（一称“舞花”）。书籍中明确提到“刀法”，如刀势有“拔刀出鞘势”“独立刀势”“提撩刀势”“迎推刀势”“埋头刀势”“入洞刀势”“腰砍刀势”。[144]《耕余剩技》中还记载有程宗猷的“续刀势十二图”。大刀的刀法别于短刀，有砍、劈、撩、抹、带、斩、云等主要动作。
到了清朝，政府禁止民间习武，人们的习武行为只能在秘密“社”“馆”中进行，自然对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刀的形制变短变小，出现了能藏于身甚至可以抛掷的短刀。这种短刀“冲锋陷阵，人莫能敌，能马上掷刀刺人，百发百中，中者无不立倒，刀长七寸……称飞刀神手”[145]。清代也有舞大刀技艺超群者，如清同治年间，徐州沛县有一个名叫邱尊谦的人“能使大刀，重十许斤，人呼邱大刀”[146]，此人在同治年间被李鸿章招降，作为先锋，驰驱齐鲁，战功显赫。清代刀法以快著称，如清末广州有“石六郎刀法”，其刀法在格斗中其“刀必疾下，中追者肩并，立死”[147]。总体而言，清代名刀有大刀、单刀、少林单刀、少林双刀、春秋刀、梅花双刀、小提刀、连环刀、连环双刀、八卦刀、单刀花枪、单刀进枪、花枪大刀等。[148]刀技已能够配合身体的腾跃，刀法朝着灵活轻捷的方向发展。“下抑上扬，左荡右决，唯见光芒闪烁，不复辨其人马所在”[149]，清朝刀法变化莫测，令人眼花缭乱。
剑为“百刃之君”。东汉之后，剑已不用于战阵，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私斗或健身表演的武术器械。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武术发展的轴心期），武术在民间得到良好的发展，各类拳种相继产生，门派林立，剑渐渐被传统武术中的拳术流派吸收演绎。
明代，民间习剑者能得其技者似乎不多。何良臣曾云：“剑用则有术也。法有剑经，术有剑侠，故不可测，识者数十氏焉”[150]，并列举了当时的“卞庄之纷绞法，王聚之起落法，刘先生之顾应法，马明王之闪电法，马超之出手法”五家剑技。明代唐顺之的《武编》中记有古剑诀十五句，并对有的剑诀进行了阐释。茅元仪更是“博搜海外”，从朝鲜寻回了一部原由中国传出的“法势具备”的双手剑谱，这无疑是研究中国古代剑法的一份珍贵材料。除了双手剑外，单手剑也同样是传统剑技中的重要形式。明末清初的吴殳曾从渔阳老人学过剑，并称其剑术“只手独运捷于电”[151]，深得用剑之道。他在《手臂录·剑诀》中指出，进退关键在于足，必须“足如脱兔身如风”，才能“三尺坐使丈八废”，足见吴殳对古代剑技理论“持短入长，倏忽纵横”[152]的理解与超越。吴殳在《手臂录·后剑诀》中强调，“剑器轻清，其用大与刀异”，所以在技术上，剑决不能像刀那样砍斫，而是“直行直用是幽元”。
明清至近代，不仅出现了专供皇家御用的宝剑，而且各种武术流派也纷纷创造了不同风格特点的剑术。此时的剑术发展迅猛，各种剑术套路层出不穷，剑术和善剑的名人辈出。繁若星河的剑术套路，如长拳类型剑、太极剑、武当剑，少林武术的达摩剑、少林十三剑，峨眉山武术的峨眉剑，通背拳的通背剑、螳螂剑、八卦剑、三才剑、七星剑、八仙剑、青萍剑、六合剑、昆吾剑、青龙剑等，使剑术演练成为武术运动体系中优美潇洒、颇具魅力与神韵的项目之一。明清时期是剑文化得到保存、剑术套路得到大力创新的时期，此时期的剑文化是整个剑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153]
在明清以前的许多史料中，有不少关于各种武技功夫的记载，至明清时期，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包括各种内外功法内容、训练方法及训练原则的有机整体，传统武术与传统哲学、养生学、医学等的交融，促进了各类功法活动的产生，并对以后的传统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字面意思，内功就是锻炼身体内在品质、注重心性修养的功夫。现在看来，内功其实就是传统儒家、道家、佛家以及由来更久的传统养生中的一些内向训练的方法手段。
内功与武术的交融在明代的资料中已初见端倪。他们有各自的历史源头和发展脉络，并在具体的时代衍化中相互发生了文化交叉。清朝以后，许多拳种都把练气作为其习拳的心法要诀；“工夫总在呼清倒浊”可谓是对当时武术可以内外兼修之特征的一个早期写照。在唐顺之的《峨嵋道人拳歌》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记载。另外，像《少林拳谱》中也提到“上气下压，下气上提，上下会合，阴阳归一，气练一体，方显力足”。[154]几乎所有的武术流派都注重运用内功的方法来锻炼提高运气、用气的能力。练气已经是当时人们习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还有人把习拳与练气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新的武术拳种，如在现代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太极拳。对内功文化的融摄，丰富了武术的练习方法，为古代武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完善了武术文化体系。
硬功，是以其效果表现而命名的；清代史料中提及的“金钟罩”“铁布衫”，指的就是这类功夫。明代天启年间署名天台紫凝道人所著的《易筋经》，已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有关硬功训练的原则与方法。在原则上，强调先练气内壮，“内壮既得，骨力坚凝，然后可以引达于外”；另外还要求练功必须开始以轻为主，“渐渐加重”，并当持之以恒，“唯有恒者，乃能学用之”[155]。
因多种原因，明清的武术已经形成了众多风格不同的拳种流派，有“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之说，有“南派”“北派”之说，有“内家”“外家”之说，也有所谓的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说法。据1983～1986年挖掘整理的材料，在清代武术中“历史清楚、脉络有序、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有129个以上。[156]拳种林立，门派众多，乃是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拳种，在明代的武术典籍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分类。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157]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列举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十一家拳法、三十一家棍法、十六家枪法、十五家刀法、六家剑法等；何良臣的《阵纪》记载了十七家拳法和诸家器械。[158]
宋代已有套路形式的武术运动的相关记载，但尚未有其名称。明代，武术套路开始正式出现。程宗猷把刘云峰所传刀术整理成了套路，说：“以前刀法，着着皆是临敌实用，苟不以成路刀势，习演精熟，则持刀运用，进退跳跃，环转之法不尽，虽云着着实用，犹恐临敌掣肘，故总列成路刀法一图。”[159]这里程宗猷明确指出，套路形式对练武作用甚大，是训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程宗猷还在其《耕余剩技》中，把创编的刀术套路的技术要领编成歌诀，以便于人们把握技术关键与背诵记忆。这是今天可见的、有明确记载的、有图谱说明的、最早的武术套路。这种规范、系统武术套路的出现，意味着武术文化形态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突破。[160]
明清时期门派众多，武德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各拳种流派都有一整套武德规范，强调习武者要仁爱、守礼、忠诚、宽厚等，纷纷把“尊师重道、孝悌正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虚心请教、屈己待人，助人为乐”“戒骄奢淫逸”等作为武德信条。各拳种流派也都有自己的“门规”“戒律”“戒约”，并有“三不传”“五不传”“十不传”以及“八戒律”“十要诀”等作为选择门徒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崇“礼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的武德观念，形成了防卫性的文化特色。例如，武术的各门各派都主张不可逞强挑衅，中国的习武者也很少去周游世界找人比武，更多的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手反击等，这些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宽容忍让的伦理观念；又如，中国武术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宗派门户之分、过分的唯命是从等，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等级伦理观念的充分表现。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人们对武术的关注与重视不仅表现在对拳种、兵械技术的发展上，更反映在对武术理论体系的构建上。[161]此时，武术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发展的局面，出现了大量的影响后世的武术相关著作，如明末河北学者王余佑的《十三刀法》，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唐顺之的《武编》、茅元仪的《武备志》、程宗猷的《耕余剩技》、俞大猷的《正气堂集》、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曹秉仁的《宁波府志·张松溪传》、李承勋的《名剑记》、王日卓的《兵仗记》、苌乃周的《苌氏武技书》、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等。
明清武术论著集古代武术之大成，完成了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使武术融入了大量古代哲学、医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古代武术文化的独特形态，赋予了中国武术无穷的魅力。可以说，明清武术典籍，是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为后世的武术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武术发展史上集大成的繁荣期。一是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武术流派，武术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促成了不同风格特点的拳种和器械竞相发展。[162]二是武术和内功（各家的养生思想、修炼与修行思想，以及相应的方法手段等）进行了文化交叉与融合，并在各种文化的合力滋养之下，迅速地成熟起来，展现了其博大精深、意蕴深邃的一面，使“内外兼修”成为中国武术的显明特征。三是传统文化对于武术的指导与渗透更为明显与清晰，并形成了高深的理论思想体系，创编出版了数量与质量均属空前的古代武术论著。
第四节浴火重生
民国以后，直至今天，中国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武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整体的中国文化一样，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在历经民族灾难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多方位夹击与磨炼之后，浴火重生，正在逐渐形成一套多元化的、有别于传统形态的、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武术方法系统。
一 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的炮响，结束了历时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民国政府成立。民国历时38年，其间军阀割据、政治动荡、政府变迁、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与冲突、土洋体育的争论以及连年战火等，都对具有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武术造成巨大的冲击。文化的侵蚀使得人们开始对武术产生新的理性认识，并运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对武术进行整理研究。人们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国术科学化”的时代口号。传统武术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转型和演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武术仍呈发展趋势，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对近代中国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民国，武术似乎是“一跃而为党国要人所重视”。无论是民国初期的孙中山、黄兴，还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徐世昌、冯国璋，乃至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蒋介石、于右任、冯玉祥等人，先后都提倡过武术。其中，像蒋介石，在不少言论中时常提及“拳术国技为我国固有之体育，奋发振作之良好运动”。一大批社会贤达纷纷对武术颇为推崇，从而使当时武术活动的社会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国民党政府还建立了以中央国术馆为代表的官方国术馆组织系统，对社会上的武术活动进行行政干预。[163]武术活动的组织化，也是近代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民国时期，武术被作为一种尚武强国的重要教育手段推向学校，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内容。武术教师的来源主要是：直接从民间习武人群中聘请拳师，或从武术社会团体中聘请教员，以及由各级国术馆及体育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164]
可见，民国时期的武术活动组织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代（前代以家族、师徒或秘密结社为主要形式的活动方式），这无疑对当时整个社会的习武风气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就器械的种类而言，可谓异彩纷呈。然而，虽然这些器械仍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的习武演练中，但是能够运用在战场上的则主要是刀和枪了。抗日战争时期，“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一曲豪壮的《保卫黄河》，记载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艰苦岁月，是中国传统器械用于战争的最好例子。随着冷兵器从战场的撤离，武术器械完全从军队下移到民间，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由原来简单实用的战场格杀工具，变成了人们防身自卫、强身健体等另类价值追求的工具。[165]
关于武德，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166]梁启超也希望中国之“武士道”重新振兴。霍元甲创建的精武体育会，其宗旨就是为了强国强种、“铸造强毅之国民”。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由于国家政局不稳、加上列强入侵，涌现出了一批甘洒热血的武林豪杰，他们为了民族尊严，为了国家兴亡，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精神而受人敬仰。这一时期的武德已突破个体、家族和阶级的局限，而站在民族和时代的大视野下表现出共克时艰、救国救民的价值取向。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华武术之武德已经具有了民族关怀、爱国主义和时代责任感的精神内涵。
当时的武术赛事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单独的武术比赛，二是综合性运动会中的武术比赛。民国期间最有影响的单项性武术比赛，是由中央国术馆组织举办的两次“国术国考”。中央国术馆分别颁布了《国术考试条例》和《国术考试细则》。《国术考试条例》和《国术考试细则》在选手的资格、考试日期、考试内容（术和学两科）、考试程序及裁判的聘请等方面，都做出较为明细的规定。组织各类形式的武术竞赛活动，并初步制定出有关竞赛制度，是武术近代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167]
马良在他人协助下编定成的《中华新武术》，传授方式比较适宜团体教学与操练，为武术进入学校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并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做了有益的尝试。[168]武术传播形式有了较大的进展，既有武术团体的单独出访，也有在一些国际性运动大会上的表演。各种形式的武术表演，展现了这一东方人体文化的魅力与风采，为扩大武术在世界上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时，还出现了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武术论著，其中许多内容至今仍闪烁着难能可贵的理论光彩。
民国时期，人们已经深刻意识到武术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均开设武术课程，提倡习练武术以加强体魄锻炼，进而培养勇敢锐进的意志品质和“勿忘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在政府机构的重视与支持下，成立了中央国术馆等组织机构。这些专门机构出版武术刊物、组织武术国考、推广武术纲目与教材等，为弘扬中华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现代中国
如果说民国武术是涅槃的过程的话，那么新中国的成立，则促进了现代武术的嬗变与新生，推动中华武术踏上了新的历史跑道，使武术开始了它的时代巨变。现代武术至今已历经了60多年的岁月。在蜿蜒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它还只是须臾一瞬，但其蕴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169]
国家的高度重视，是现代武术运动得以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保证。武术运动的高度组织化，是现代中国武术运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21世纪，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对健康、养生的追求。中华武术作为“保健型体育”恰恰迎合了人们的需求。同时，由于文化思想的开放和影视、网络、小说等文化媒体的传播作用，群众性习武活动热情日益高涨，全国兴起了一股“武术热”。“公园式”武术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各种武馆、武校应运而生，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这表明了广大民众的习武热情，同时也反映出了武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国家为了进一步推动群众性武术活动得以良性有序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评选“武术之乡”“武术百杰”等评比活动，并组织各类群众性武术表演比赛，这些举措都对普及群众武术活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70]武术被列入大、中、小学校的体育教学内容，同时也开始了各类武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许多高校纷纷成立了武协组织，有的还自办刊物，如华东师大的《师大武坛》，北京大学的《燕园武术》等。[171]各个高校之间还出现了如区域性高校比赛、专业系统比赛、全国性比赛等形式的各类武术比赛。这些比赛反映了学校武术开始与竞技武术相交接的发展特点。
在现代化战争中，古代兵械显然已不能与导弹、坦克等对阵，致使武术器械不得不退出战阵拼杀，而广泛活跃在“武术运动”的舞台上。古代兵器约有400多种，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经过历代的不断创新改进，有的兵器在历史上一瞬即逝，有的成为武术器械沿用至今，有的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运动项目，如射箭、射弩等。今天，武术界普遍把最常用的一部分称为“十八般兵器”，内容也与以往不同，分别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镗、棍、槊、棒、拐、流星。[172]根据武术训练与竞赛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对刀、枪、剑、棍等常用器械的参赛规格作了具体规定，对重量、长短、粗细以及器械制作材料都有明确要求。[173]
武舞发展到现在，已经是色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它通过演练者的技术、劲力、节奏、神采来表现自己对武术技击动作的理解，技击性与观赏性并存。它延续了武术对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的要求，把武术的攻防动作进行艺术升华，夸张与超脱地表现武术的特殊美。[174]当今的竞技武术套路，强调“高、难、美、新”，与由来已久的武舞之间，有一种很难说得清楚的联系。在今天的搏击操、杂技和一些大型团体武术的表演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武舞的影响。
与以往一样，现在的所有拳种门派，仍在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武德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练武者在习武的同时，必须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人格品质。在众多门派择徒的标准中，犹以德行考察为重。虽然现在的武德内容已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但是无论是旧与新的更替，还是宽与窄的交融，都并没有影响其本质内涵，即习武者应该具备的道德风范。新时期的武德内容，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并在当代加以丰富，极富民族情怀和时代责任感。
大学武术专业的设立，武术学教授的设置，武术硕士生、博士生的正式招生，大量武术科研机构的建立，大批武术专业研究人员的出现，使当今的武术研究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各类武术学术组织的建立，为团结多方社会力量进行武术科研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一些地方性的武术学术活动日趋活跃，如福建、甘肃、湖南、河南、江苏等省份，先后举办了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武术学术活动。总体来讲，多年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可喜的。现代的武术研究，已经由单一性学科向包括人体生物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等在内的多学科综合方向发展。[175]
随着武术风靡世界，国际、国内和各地方的武术比赛得以大量举办，诸如全国运动会武术比赛、全国武术锦标赛、世界武术锦标赛、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太极文化国际交流大会、“武林风”武术比赛、“散打王”武术比赛、“武林大会”武术比赛、中国少林国际武术节、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中国温县国际太极拳年会、中国莆田国际少林武术节等。这些不同性质的武术比赛，既推动了武术运动的蓬勃开展，又加强了本地区和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和平与健康”这一当今武术的最响亮口号，再加上武术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艺术魅力，使得武术在国内外备受欢迎。近年来不少国家纷纷派人来华学习武术，我国也不断派武术专家出国指导、讲学和传授技艺。不少武术团体和武术表演队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一些国家还相继成立了中国武术研究院、武术馆，事实表明，经过多少代的岁月沧桑，中国武术这朵根植于中国悠久文化土壤之上的奇葩，终于以它的天生丽质在世界领域内吐艳留芳。新时期的武术，展现了新的时代风貌，彰显了武术自身所具有的多种魅力，表现出了武术的防身、修身、健身、娱乐、竞技、表演等多种价值。社会化、多样化、国际化，业已成为当今武术的主要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