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
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时候，切莫忘了“高起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一种规范化的说法，即使在没有这个说法以前，百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早已形成一门显学。“显学”一语最早见于《韩非子》。我想不必局限于它的原意，不妨作些发挥。我一直认为，衡量一门学科繁荣发达的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在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研究著作，而其中又出现了人们通常说的权威著作；二是在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出现众多研究著作的同步现象，产生了一批研究家，其中还有那些泰斗式的权威研究家。这样的学科当然是显学，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显学，所以也就有十分可贵的历史积累。人们总是习惯地利用这种历史积累，把它作为一种十分有利于“再生产”的“知本”遗产。但人们往往又在利用积累的同时，轻视积累。特别是在追求创新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故意贬低历史积累。自“五四”以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创新本也是一个历史传统，不断地创新，也就不断地有创获。当前，“创新”二字却有被滥用的征兆，在学风上也就表现得飞扬浮躁，借“创新”之名，行浮躁之实。这种现象很不利于古代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建设。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并不是真空地带，还有那些在这个学科领域内勤于攻读学位的莘莘学子，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当前的社会风气乃至若干规章制度是浮躁之风的客观根源。有一位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公开说“十年磨一剑”应当更改为“一年磨十剑”。有一所高校中文系介绍办学经验，主要的一条是“淡化”专业思想。居然有人要把这种片面经验普遍推广。每当我看到这种或类似这种言论和做法的时候，我会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时听到的“顶风”一语。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顶风精神”啊！
当我们谈论重视历史积累将十分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新建设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低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通常说出成果出人才，近2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可喜的现象是出现了一批人才，大致上说，是从1981年毕业的研究生开始不断地涌现出来的，他们成绩卓著，其中不少人已成为著名学者，就总体而言，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师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人才是最根本的。近20年来涌现出来的在不同程度上各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人才已形成群体，现在他们又在教育、培养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这里顺便一说，在不同的时间内，生源问题上出现良莠起伏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要有正确导向），他们指导的研究生中也总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在将来成为很有成就的学者，那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了。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来瞻望古代文学学科的新建设和新发展，我不仅十分乐观，而且十分欣喜。
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建设，人们几乎总要回顾近20年来曾经出现的“新方法爆炸”问题。我想我们在继续警惕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它的积极意义。这里实际涉及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与转换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早已走向国外，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有很长历史。随之而来，就有不同文化语境及相互影响的问题。生长于国外的或者说从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中生长出来的观念、方法能否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学，曾经是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更应注意一种深刻的现象，当人们运用西方的悲喜剧观念来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时候，有人觉得难以合榫而放弃了，有人想削足适履而遭到讥弹，有人在西方观念的启示下，发明了中国特色的悲喜剧分类法。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认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于理难通，方中通认为属“理外之理”，钱钟书运用西方心理学的通感观点来做解释。可惜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在此种点拨下系统地统计历代古典诗词中的通感现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类研究的论著，虽说当今的电脑对这类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可以说，或许使我们的文艺心理学著作缺少了一个方面的丰富原料。更重要的还可能是缺少了紧密结合中国文学实际的“中国式”的关于艺术通感的“历史总结”。
现在有关叙事学研究的总趋向倒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学人们运用和借鉴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学说，再结合中国的古典创作实际，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虽然并不很严密但确实存在的关于文学叙事的理论见解，来做系统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结果，实际上使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在中国发生了变异，也就是反过来发展了叙事理论，这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由我们中的他们，逐渐转变成我们中的我们，也就是最终有助于建立起一门中国的叙事学。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有中国式的阐释说、中国式的接受欣赏学，等等。这样的境界的形成，是否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主体的转换呢？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的古代文学学科发达兴旺的一种重要标志呢？
［本文系据《文学遗产》2001年度编委会上的发言增补而成，原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