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我们对社会政治民主发展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政治公民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社会民主政治的进程，更应由民主讨论进入到民主实践的实证环节中，也就是说应当认识到公民不仅要成为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教育者和受动者，而且也将逐渐成为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实际参与者和支持者。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使民主政治的发展进入了全民参与和全民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通过学习并内化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固的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等一系列反应和倾向的政治人。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意识的差异、政治情感的流露、政治态度的表达、政治价值的选择和政治信念的程度等构成了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向度和纬度，并影响着公民的实际政治行为。
现代民主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仅在于使公民具有社会政治民主建设的基本理念，而且包括这种理念经理性思考后在行动上的表现，即公民政治行为和政治行为理念。这种理性指导下的政治行为既受到现代社会政治主流意识的指引，也烙印着传统政治意识对公民政治人格塑造的深刻痕迹，更由于公民个人政治意识成长过程中不同的民族、经济、社会差异而导致的个人政治行为理念差异使公民政治行为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殊景象。
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机制在于使公民能够在社会进程中投入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之中。这种实际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和产物，是政治主体在政治行为理念的驱动下，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外在表现。
一 公民政治行为
1.公民政治行为的内涵
社会民主是一个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社会机制体系。在这一过程体系中，公民通过实际政治行动表达对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路径的认知和实现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参与。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范畴，公民政治行为是指公民在一定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基础上，在对社会政治状况做出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外在表现，包括：选举、投票、游行等。
2.公民政治行为的特点分析
公民政治行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公民政治行为作为公民对社会评价和判断后的政治参与活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公民政治行为的受约性
作为社会政治行为参与主体的公民，通过其实际的政治行为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并影响政府，进而影响社会公共政治生活。表面看来，公民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为，似乎完全是公民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自身主观意识的表现，但实际上，其政治行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公民政治行为的选择受到公民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的阶层利益制约。随着中国社会在“先富共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全体公民尽管在阶级利益和总体利益上仍然保持着大体一致的要求，但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分化，中国社会公民在其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这种社会阶层的不同所导致的在社会政治参与中的途径和能效差异会直接在公民的社会政治行为中表现出来。其次，公民政治行为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制约。相对于其他社会行为而言，公民的政治行为更易受到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政治意识对公民政治行为的性质、方向和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社会政治心理作为一种具有更多感性表现的心理判断，对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具有直接性的驱动性作用；公民政治道德则对公民政治行为具有强烈的调节和规范作用；公民政治信念则对公民的政治行为具有强化其参与程度，制约其政治行为的频度控制作用；政治舆论会对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外部环境的支持或阻碍作用；政治信息的获取或缺乏同样会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起到相应的影响。此外，公民的文化教育程度、社会的法制化水平以及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会对公民政治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
（2）公民政治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人的主动性行为，公民政治行为的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公民的奋斗目标、理想追求往往会对公民的政治行为产生强烈的指向性作用。作为社会政治活动基本要素——有意识的理性化的人，在从事各项活动，包括社会政治活动时，总是有着一定的目的性，即公民的政治行为受政治意识和行为理念指导。作为社会的人，在不断的社会交换活动中要求获得自身的和本群体的社会利益，这种对社会利益的期求就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分配结构，进而确定为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而社会政治关系和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确定了人们的利益分配方式和利益获得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公民政治利益的分层化状况进一步加剧，公民政治利益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分化和不可避免的部分群体利益的侵损，这就促使公民必须为实现一定的政治利益采取主动的政治行为。这种社会利益要求和政治意向便成为引导和驱动人们采取政治行为的动力。可以说，公民政治行为是在一定政治目的下进行的有方向的政治行动。
（3）公民政治行为的渗透性
政治自产生以来就表现为社会多种利益的混合体现，它以多种方式体现于社会生活之中，并在同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之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政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力图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有利于统治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为实现这一利益维护的目标，政治往往利用各种手段，例如法律、行政、宗教，实现对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合法性确认。由此确定了在任何社会，政治行为对所有领域的渗透性。一方面，统治集团或统治阶级试图利用各种途径实现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其他层面的社会成员，为确保维护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特定集团的利益，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由于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就使得社会政治行为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主体性因素——公民，面对利益的多样性，同样会通过各种途径力图为其利益的维护和取得提供多种论证，进而以政治行为的方式实现其利益要求。
（4）公民政治行为的复杂性
政治人的社会属性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品质，公民政治行为也不是人类的本能行为。作为一门科学和艺术，政治是人类上层建筑中较高级的一种社会活动形态，政治行为也是人类一种较为复杂的行为。作为集中反映了一定社会人们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的政治关系，要求参与其中活动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行为能力，才能成为政治社会的主体。由于不同公民在社会经济地位、利益要求、文化知识、价值取向的不同，其在政治社会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参与手段。再加上对各种政治行为判定标准的不同取向，使政治行为有了多种划分。如以政治行为合法性可将公民政治行为划分为合法政治行为和非法政治行为，以政治行为激烈程度可将政治行为划分为暴力政治行为和和平政治行为，以政治参与人数可将政治行为划分为个体政治行为和群体政治行为。此外，就表现形式而言，公民政治行为又可以分为发表政治意见、参加政党、参与政权、参加选举、示威游行等等多种形式。同时，由于公民个人的社会经济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社会职业、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使不同公民在面临政治参与，采取政治行为时会有着不同的选择。再加上我国在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阶段，各地方、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参与体制的不同，乃至政府职能定位的差异，更使得公民政治行为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
（5）公民政治行为作用的多样性
公民政治行为作为公民社会行为的特殊表现形式，必然会对公民社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这正是公民政治行为的固有特征。社会政治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公民政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相关因素的不确定性，势必导致公民政治行为的作用多样性。政治这种多样性存在的或然性，使得当某一种政治行为出现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根据是否符合社会当局的要求或顺应多数人的呼声而判定某一政治行为产生了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一些作为政府推动的公民政治行为，虽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但缺乏组织性，一哄而起，以一种不规范的行为方式表达公民的政治主张，所起到的作用并非是对社会政治发展的推动性作用。而一些政治行为，虽未得到政府的认同，或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但反映了公民的普遍政治意愿，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未必不能推动社会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
正因为公民政治行为的这种特征，使我们认识到公民政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一定感性基础上的理性判断支配下的社会政治活动。为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关注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加以引导。
3.公民政治行为作用分析
公民政治及其行为虽然以个体或个体联合的形式进入到社会政治过程之中，但它却与社会政治、国家政治形成了互为呼应、相互协同、双向影响的政治体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发展往往与对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确认与维护、政治参与途径的提供、政治管理的意见表达、政治知识的学习与灌输能否得以实现及实现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今天，公民个人政治行为的发展状况、公民对国家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程度已成为衡量整个社会政治发展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和基本依据。
（1）公民政治行为及其选择是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性环节
当代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达尔曾对民主政治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必须符合8个指标：①组织和参加团体的自由；②言论自由；③平等的投票权；④公民有担任公事的资格和机会；⑤政治领袖有权为争取支持和选票而竞争；⑥有选择性消息来源；⑦自由、公正的选举；⑧具有能使政府决策取决于公民的投票以及其他方法表示的机构。[1]我们可以看到在罗伯特·达尔的民主政治论证中，他是以公民政治行为的实际操作作为民主政治是否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准加以论证的。同时它实际上表明了在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状况的核心标准，是建立在对公民政治行为状况的研究基础上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公民政治行为发展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自古希腊以来，对政治民主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就是政治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列宁在论述民主政治时也谈到一切民主制度都“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2]。为实现这一民主信念就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民主模式加以规范和引导，使民主成为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加以表现的实际操作规程，即操作性民主的实际运用——提供公民表达民主意愿、参与民主政治、实现民主管理、维护民主权利的途径。正是通过这种公民的政治行为，人们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参与和决定，确保了民主的实际运转而非画影描形。通过实际的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表达、参加政治团体、接触政治机构、组织政治活动等方式多样的政治行为选择，公民最终以“政治人”而非“自然人”或“经纪人”的身份进入社会关系，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体系。通过公民的实际政治行为“使社会政治过程及其发展真正体现和融合公民个人的政治要求及主张。反过来这也恰恰证明，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的，具有良好社会民主基础的社会政治正是多数公民个人政治行为的集合”[3]。
（2）公民政治行为的实践性操作过程推动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公民政治素质是指公民“作为一个政治角色对自己所承担的政治义务和所享受的政治权利的理解、把握、反应和见诸行动等情况的总和”[4]。它包括公民的政治意识和公民的政治行为两部分内容。应当承认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的关系上，政治意识是公民政治行为的内在主导，政治行为是公民政治意识的外化表现。公民政治意识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选择和方式。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作为外化的政治行为同样对公民内在政治意识有着重要的强化、改造和提升的作用。
对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由于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理念中“敏于言而讷于行”的传统政治意识的存在，使公民在政治意识和实际政治行为上往往有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在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方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公民政治素质的不健全和不完善。这种公民政治素质的不完善并不是说中国公民在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或政治评价上存在缺陷，而是表明中国公民在政治素质内容上存在着政治行为和政治行为理念的缺失或不足。也就是说公民在作为个人政治行为主体时不能明了或完全明了民主政治的实际操作程序。这种对实际操作程序的不明了往往会使得公民在面临政治行为选择时采用一种非正当的、激进的方式进行政治意见的表达和政治活动的参与。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实际政治活动的行为参与使公民了解社会政治活动的程序原则和基本架构，树立起在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表达时采用适当政治行为的基本政治理念，完善公民个人的政治素质，实现公民政治理念和公民政治行为的较好协同。
（3）公民政治行为的成效评估是公民对社会政治统治模式进行合法性评估的感性基础
民主政治体制要想在社会政治中获得对社会政治活动乃至一切活动的最高管理权，重要的是要建立合法的权力来源。在现代民主社会，对政治机构和管理体系进行权力合法性授权的唯一来源是人民的认可。也就是说只有当人民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代表了其自身的利益时，才会积极地投身到现有政治体系中，参与到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实现对现有政治权力结构的合法性授权。换言之，作为政治系统的主要意见来源之一，公民对民主政治体系的认同主要来源于公民对个人在政治系统的输入过程之中所起的作用是否认同。检验民主政治体制是否代表了自身利益、是否能够表达自由意志的最直接办法是看公民能否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参与政治系统运行的每个环节。即能否以要求或支持的方式进入政治系统的输入环节中，能否以影响决策或政策制定的方式进入政治系统的决策环节，能否以政策执行或意见验证的方式进入政治系统的输出环节，在面对政治系统进行政治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能否以执行反馈或意见表达的方式进入政治系统的循环过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公民对在政治系统过程中的个人作用进行着功效性评估。也就是说在不断的政治行为中，公民通过自身行为的成效对政治体系能否容纳其行为和能否代表其利益进行着一定意义上的成效确认。当政治系统所提供的意见表达途径、政策制定机制、政策执行机制和执行反馈机制无法对公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体制途径时，公民就会对政治权力要么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要么以一种非正当的激进方式改变政治系统的机制体系，这实际上是公民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确认的一种消极表达。反之，当政治系统所提供的意见表达途径、政策制定机制、政策执行机制和执行反馈机制实现了对公民政治行为提供体制途径时，公民就会对政治权力的民主代表性至少是个人利益的代表性产生积极评价，就会更积极地投入政治系统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加强政治权力的民意代表性，实现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强化确认。
（4）公民政治行为的途径设计是推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保障
作为政治系统的重要环节，公民对各种利益的愿望必须以要求或支持的方式通过政治行为的实施成为政治决策中的重要考虑因素。这种流动的路径被戴维·伊斯顿称为政治系统的沟通通道。在这一流动路径中，每一种政治制度都会设置一定的制度模式以实现对政治沟通通道的流量控制，即公民政治行为的途径设计。这种途径设计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公民参与政治的实际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合法性。
作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它包括政治管理机构的民主化建设和公民政治意见表达和参与途径通畅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作为政治系统的政治决策管理机构与其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机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机制体系。作为公民，要想参与到社会政治系统的过程之中就必须以一定的政治行为来实现。通过公民政治行为，一方面公民实现对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另一方面，公民在实际的参与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政治制度中公民参与体制的成效检验。也就是说，公民通过其实际的政治行为不断地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众代表性进行检验，从而寻找社会政治制度的不足，以实现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政治制度构建中重视公民政治行为的途径设计，以确保公民能够以适当的参与方式实现其行为，从而实现对社会政治制度建设的外部监控和推进。
（5）公民政治行为的方式选择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主要是指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权力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发生大的变化，政治权力能够通过政治过程获得不断的能量补给，其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够对社会各方面政治利益要求进行有效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为确保政治权力不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权力的异化，偏离权利所有者制定的规则，就要求对政治权力加以制约。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史表明，只有当政治权力被置于公民权利的监督之下，才能确保政治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不至于忽略权利客体的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权利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公民自身权利的运作和行使，即公民通过实际的政治行为，以一定的方式实现对社会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面对社会政策，公民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其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就要求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必须建立相应的合法政治途径以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活动。
同时，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公民在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过程中必然会以一定的行为方式表达其意愿、维护其利益，也就是公民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当社会足以提供合理的、畅通的政治途径时，公民就会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提出其主张、体现其意愿。这时就会形成权力主体与权利客体的互动，实现对权力主体的自觉维护和能量补充。但是，当实然状态的权力体系和政治架构与应然状态的公民参与难以协调一致的时候，公民的政治参与就会出现途径不畅、行为受阻的情况。此时，公民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呈现三种样态：
其一，冷漠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由于缺乏开明政治氛围和畅通政治途径的有效激励，公民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诉求难以表达，而且公民自身也并不执著于这种表达，或者已经因为表达的持续受阻而失去了继续参与的信心与信念，于是出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冷漠与怠惰。所谓“万马齐喑”，就是这种状态的悲剧性后果；而所谓“肉食者谋之，又何谏焉”，则是对这种状态下公民政治参与漠然心态的生动描述。
其二，对峙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一方面，公民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现行权力体系和政治架构又不能有效地接受和回应这种政治诉求。在表达与拒斥的反复拉锯当中，双方形成参与僵局。这种僵局的特点是，参与者尚且保持着参与的热情，保持着相对平和的参与态势，遵循着权力系统内现行的游戏规则，所谓意见相左，大局犹存。但僵局毕竟不会持久，发展下去的结果，要么是回到“冷漠状态”，要么是导致针锋相对的第三种状态的出现。
其三，对抗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参与者既不退出僵局选择冷漠，也不但求自保安于对峙，而是力图积极作为、打破僵局。为此，参与者不再尊重和维系现有的权力体系与政治架构，也不再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已经使得游戏无法继续），他们选择了以激烈的、极端的、对达成其目的来说是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去表达和释放其政治意愿和政治主张，以某种非正常的乃至暴力的方式去实现其政治行为，于是形成公民个体乃至社会集团与政治权力的对立，颠覆对现有权力体系的认可，甚至撤销对现有权力的授权，从而对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的效应。
以上三种状态均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异常样态。其中，“对峙状态”是中间样态，“冷漠状态”和“对抗状态”是中间样态在两个极端方向上的演进与异变。当然，三者也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冷漠状态可能是对抗状态的表征与肇端，对峙状态可能是转向冷漠和对抗的潜在动因，而对抗状态一旦得到疏解，则有可能向和缓与积极的方面转化。
总之，公民政治行为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一种外化表现，在社会政治进程中起着一种显性的、不可忽视作用。公民政治行为及其选择的积极性、合理性与消极性、非合理性的存在，要求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必须重视并引导公民的政治行为。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运行机制，尽可能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和途径，为公民政治行为的实施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产生公民政治行为的理想环境或个人政治行为理念的引导，以建立良好的公民政治行为环境和公民政治行为指导。
二 公民政治行为理念
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政治行为理念注重公民政治心理、公民政治价值和公民政治意识对人们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多的是从对公民政治个体的分析中寻找公民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解释，进而引导公民政治行为的实施和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构建。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政治形态、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政治价值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臣属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过渡之中。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更应当包括社会政治参与主体——公民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也就是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现代化。
1.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内涵及结构
相对于社会政治文化而言，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政治人的塑造起着直接的建设作用。在一个公民社会理念和行为由朦胧到清晰的社会时代，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既是对既有社会政治文化的个人行动体验，也是对新兴政治文化适应性的实际检验。这种公民的政治行为理念作为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对公民政治行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也由于与社会政治文化在构成主体、传播途径及功能上的差异，有着自身的结构和运动形态。
如果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结构比喻为一个球体，那么核心是由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组成的理论形态的公民政治意识层，中间是由政治规范、政治道德、政治价值和政治评价组成的政治价值层，最外面则是由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和政治习俗等组成的政治心理层次。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就是这三大层次的有机组合。
（1）公民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定历史发展时期特殊的政治利益集团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运动系统化的理论表达。”[5]公民政治意识则主要指公民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对社会政治活动、社会政治结构及社会政治发展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和政治思想。公民政治意识形态层次构成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主体和本质特征，指导人们进行政治价值评价和政治行为模式的选择。它作为人们关于政治事件的观点、理论和思想的总和，是对政治现实的反映和理性的把握。
（2）公民政治价值理念（政治规范、政治道德、政治价值、政治评价）
政治价值一般是指人们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它包括人们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活动的标准，并由此形成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在某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社会成员在总体上都存在一种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念，它直接影响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政治价值观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涵的概念，至少应包括三个层次：“人们对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作用于政治行为主体而产生的价值需要关系的系统化认识和判断；它通过政治道德原则和政治习俗规范，通过政治法律制度和准则等外部表现形式，指导或限制人们的政治行为；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定性内容和带有方向性的内容。”[6]
（3）公民政治心理
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精神现象，公民政治心理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不够深刻的、较直观的、经验的、低层次的反映形式，也可以说是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不系统、不典型、自发的反映形式，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生活——政治现实方面的情感、态度、情绪、兴趣等，构成了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
就政治心理的形成过程而言，公民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政治生活的心理投射，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而就政治心理的外在表现而言，公民政治心理常常表现为一种直观的、自发的心理反应，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出现，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不系统的、未定型的感性认识。
2.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特点分析
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作为公民政治素质评价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对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起着主体性的作用。公民的政治行为理念是公民群体在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政治行为能力的主观总和，它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客观现实在公民身上的综合反映。社会政治文明是由政治制度文明、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体制保障，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行为文明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外部体现。众所周知，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的重大区别在于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公民政治行为的目的性就表现在公民对政治行为的选择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意识、政治情感和政治判断基础上的理性行为，这就是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也可称为公民政治文化。时延春在《公民政治素质研究》中指出，“所谓公民政治文化，就是指以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和倾向。”[7]
公民政治行为理念是指公民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在个人政治活动过程中，指导或影响公民采取政治行为的公民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评价、政治心理状况等的总和。它的形成不仅受到公民个人政治水平的影响，而且与公民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所处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作为对人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思维状态，它又和公民的其他观念有着极大的差异，使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1）区域性和群体性
即总是以地域或群体反映出来的政治观念。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中的行动性因素，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公民政治文化有着相同的区域性特征。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等人在对公民文化的研究中就对公民政治文化的区域性差异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公民政治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民主政治的深层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和一种行为规范。”[8]这种文化的区域性、民族性差异也会以一种影像投射的方式在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乃至政治行为模式选择上显现出来。
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指导往往会在其形成过程中寻求群体认同和支持。一方面，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其产生过程中就受到来自社会主流意识或社会所属群体的不断的政治灌输；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政治行为往往以团体行动的方式实施，使得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必须为群体协作提出相应的心理支持。这种群体性表现为具有共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区域人群在政治行为理念选择上的共同性。这种政治行为理念的群体性特征，既有在共同区域的政治发展环境中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塑造性作用，也有共同经济文化状况形成的共同经济、文化群体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影响。
（2）民族性和文化性
即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族乃至宗教对政治意识及行为实施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基督教与民主的关联进行了论述。亨廷顿则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教之所以成为民主化的动因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①宗教教义对公民良心和个人自主意识的培养；②宗教组织形式上的民主对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巨大作用；③宗教对公民的自我奋斗精神和经济财富的获得，对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有积极作用。[9]关于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也谈道：“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10]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宗教与政治的相分离，使宗教在我国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已越来越弱，但作为一种信仰和社会生活态度，宗教在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在培养公民尤其是信教群众形成一定政治意识、政治价值乃至实施政治行为中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宗教对政治评价的作用并不会因为政教分离而不对公民的政治评价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态度和政治行为理念。随着我国在宗教管理上的自办教会原则的贯彻实施，使公民在参与教会活动的过程中提升了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这客观上为民主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场所。
作为公民行为重要内容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形成是政治社会化发展的产物。政治社会化的所有影响渠道，自然也包括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都会产生相应影响。这种社会化影响既可以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民族政治文化特征，也可以是建立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宗教文化特征。
（3）阶级性
即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对社会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反映。作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重要内容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往往与社会的阶级性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认同，一方面通过政治权力的实施获得强力保证——国家政权，另一方面也要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合法性认同机制——统治阶级价值观。这就必然会在社会主流政治意识的建构过程中融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价值认同观念和政治参与理念，以确保公民政治行为能够在政治权力的可控范围内展开，而不至于危害政治权力的稳定性。作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被统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或阶层利益，也要求对社会主流政治意识和主流政治价值观改造，将本集团利益上升为社会利益，以实现其利益取得或维护，这也同样要求在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乃至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上加以改造。不论是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建构还是改造，它都使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具有了一定的阶级性特征。
（4）历史时代性
即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而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内容和方式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文化的内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往往与同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制度之下，由于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历史继承性，使得公民的政治行为理念总会与一定的社会阶级观念和政治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以阶级或原有政治知识为基础的政治行为理念并不会随着统治阶级改变而在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理念中消除，而会对现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有着一定的历史性作用。如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民本君主”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就是官员主导的政治行为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公民政治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公民在政治行为中的服从、依附。这就使得在传统的政治行为理念中，强调对政治权力的服从、忽略公民政治行为的主动性成为那一时代的特征。而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随着“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的参与性政治文化建设的展开，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重视人民的政治参与，发挥公民政治主导性的政治行为理念。
（5）延续性和稳定性
即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一旦形成，便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并对以后的政治行为发生影响。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其他社会意识一样，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社会历史的延续性，既包括我们在构建新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中必须要加以坚持的内容，也包括必须加以改造的方面。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意识在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上表现为“政府如虎”的判断，进而使公民在政治行为选择上往往采取一种不参与或少参与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理念就成为现代中国公民政治意识改造的重要内容。
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同其他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一样，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现象，在对公民的各种行为选择中起着指导性和价值判断性的作用。这种延续性表现在：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步，使社会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建设永远面临着对公民旧有政治意识进行改造的任务。历史证明，当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制度建立之后，原有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模式并不会立即消失，还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并对新的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起到一定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个自人类以来就不断探究的问题，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存在着一些不随社会政治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基本政治内容。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公民政治责任感的强调，对“舍小家、顾大家”的公民政治价值选择的传承，对“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公民政治权力来源的探索，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不变与传承的基本内容。
（6）开放性和融合性
作为一种开放性体系，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其形成过程中由于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演进而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同样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同样，随着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使得其对政治行为理念的要求和政治行为模式的选择，会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后有着不同的要求。这种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上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无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变化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建设和社会政治意识的开放性特点所决定的。这种开放性要求在新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建设中注意吸取历史的、国际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中的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真正实现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互动，通过国家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融合构建一个为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地区共同遵守和执行的公民政治行为模式，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建设。
3.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功能分析
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程度可以透过公民的政治行为理念得到折射，而公民的政治行为理念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包括公民政治意识形态、公民政治价值评价和公民政治心理状态三方面的内容，它们影响到公民的政治行为，甚至是公民政治素质与能力的提高，它们是公民个体行为的内在基础。
（1）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直接指导公民的具体政治行为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群体的政治集团，为实现任何的政治目标，都要通过公民政治行为实现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来完成。在这里，人是政治行为的唯一载体。作为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参加者和创造者，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受一定的意识支配的。人们在社会实践的活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意识，政治意识作为一种政治方面的精神状态，会在不断的社会活动中汇集成观念、认知、心理、感情、态度乃至价值判断，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的行为理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驱动公民这一政治行为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政治活动中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和反映出来。这种政治意识的获得、政治态度的取舍、政治价值的认同、政治情感的选择是在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不断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不仅对公民政治行为产生驱动作用，而且指导着公民的政治行为。任何人在进行政治行为选择时，都受到公民政治意识、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情感的固化影响，这种影响对人们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选择时时起着指导性作用。
（2）公民政治行为理念是公民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
公民政治素质是指“公民对自己所承担的政治义务和所享受的政治权利的理解、把握、反映和监督行动等情况的总和，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培养出来和必须具备的个体特质”[11]。公民政治素质就其内容而言，应包括公民政治意识和公民政治行为两部分内容。要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目标，不仅要求公民具备一定的政治意识和判断水平，确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更要求培养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主动行为能力，使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成为一种实际的活动而非仅仅是意识的推演。这就使公民政治行为能力建设和政治行为理念培养成为检验公民政治素质和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环节。从此意义上说，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建设是公民政治素质建设中由意识到行动的直接桥梁。因此，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培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3）公民政治行为理念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心理基础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社会政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且取决于社会政治意识的传播和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人们的自主意识、人们的价值观念及人们的心理态度。如果人们缺乏必要的政治知识，对政治缺少应有的理解和认识、政治观念淡漠，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来，就很难形成政治权力的民主授权，从而使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政府一厢情愿的政治游戏。社会政治发展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公民社会政治的参与，因为只有社会公民的普遍政治行动才能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方向和支持。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中对社会政治价值和社会政治信仰的追求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的价值性指导，实际是对社会政治改革的预期性要求。当这种理念要求在社会政治改革中得以体现时，社会政治改革就会促使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到改革进程中，从而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合法性支持。反之，则是社会政治改革的民主性和公众性受到质疑，使社会政治改革失去民众支持，进而产生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否定性判断，最终失去公民对社会政治权力的授权。
三 政治文化与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联系与区别
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观意识和心理表征，它是“人们政治行为和行动的政治价值追求导向”[12]。因此，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上都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有着鲜明的指导作用，可以说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正是政治文化在公民政治和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化结果。但就二者的研究范围而言：政治文化更注重对社会整体政治意识和政治环境的塑造与分析，其政治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公民而且包括政治家和政治官吏；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则主要探讨作为社会政治大众的公民个人用以指导和实施其政治行为的思维性要素。
1.公民政治行为理念是在公民政治活动中的行为指导，是政治文化的实际体现
阿尔蒙德在195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体系》中对政治文化的概念赋予了现代含义，提出政治文化是一定政治体系人们的特定政治行为模式，对个人而言则是个人对政治现象、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意识倾向。在以后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二版）中，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13]
（1）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具有结构上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
公民政治行为作为一种对社会政治判断后的行为模式，其行为由认知经判断到实施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在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政治文化以观念、价值、行为标准等多种行为标准的要求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进行着改造与构建，使公民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政治行为理念。因此，这就使公民政治行为理念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过程上都与社会政治文化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实际是社会政治文化在公民行为中的理论内化。因此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在传播途径和构成要素上有着基本相同之处。
（2）政治文化通过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改造实现政治社会化
公民社会政治理念包括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过程，实质是社会向其成员传输政治文化规范，从而使政治统治体系得以维持、延续的过程。“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要存在、发展下去，都会要求它的成员能够把必需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技能代相传递。出于这一需要，任何一个政治统治体系都赋予它的一些专门机构以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把政治体系的基本精神传输给每一个成员，使之成为符合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政治人。”[14]社会政治文化的这一传播过程，实际是社会政治文化与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一方面，社会政治文化决定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基本内容和政治行为评价标准。社会政治文化通过学校、大众传媒等政治社会化专门机构，以主流政治的优势地位实现对公民基本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的教育灌输，确保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主流政治意识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社会政治文化的组织性和群体性特征，决定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实践过程、方式和手段。社会政治文化在对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改造过程中，重视通过一定的实际政治活动或公民政治参与，实现对公民基本政治理念的传递，这种传递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民政治行为选择的首要途径。这使得公民在面对主导政治文化传播时，所能表现出来的积极作用，更多的是针对性地选择政治文化信息，选择能满足其需求的政治社会化组织和群体，通过扮演政治统治体系所认同的角色来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因而起到角色约束的作用。
（3）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调整与变化促使社会政治文化实现变革
社会政治文化是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产生于实践的社会土壤。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互动环节，当社会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进行构建与塑造的同时，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也在多方面对社会政治文化发生着作用。一方面，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发展不仅随社会政治文化的传播而产生，而且由于公民的个人认知及经验差异，使公民在政治文化传播中实现传播途径的多样化选择，并且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能动发展，促使政治文化传播途径实现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环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公民的教育和政治人的塑造实现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政治行为理念正是社会政治文化实践发展的必经途径。
2.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分析
尽管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在分析结构上有着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却无论从参与主体还是功能结构上都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
（1）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和社会政治文化的研究及传播主、客体上的差异
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传播及实践主体就其范围而言，远小于社会政治文化。社会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实质是社会政治统治体系对公民及社会团体的社会价值理念及社会政治行为选择的灌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政治统治体系是整个社会化的主体。在社会政治文化传播过程中，公民、社会政治团体、政治权力结构，构成社会政治文化传播的全部主体。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主要是社会公民个人对社会政治现象及社会政治行为的判断及选择，因此就公民政治行为的单一主体而言，不包括政治权力结构及公民政治团体的参与行为，其客体则有可能是个人、团体或社会政治权力结构。
（2）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在结构模式和传播途径上的差异
尽管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在结构模式上有着基本相同之处，但由于二者的主客体差异使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结构体系上与社会政治文化也有着差异之处。一方面，相对于社会政治文化而言，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功能结构考察中，主要侧重于公民个人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和政治价值的构建，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分析则主要是通过公民与社会的互动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社会传播途径，主要以公民参与和个人交流为主要途径，对社会舆论、家庭乃至个人等政治社会化途径进行公民与社会互动的途径分析。
（3）公民政治行为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在功能实践中的效能模式具有一定差异
社会政治文化就其功能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政治统治体系支持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发展功能”[15]。这种功能的实现主要是以最终培养出与现存社会政治体系相适应的政治人为根本目标，以社会政治体系按照主流政治意愿加以改造为主要进程，以主流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政治团体乃至个人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价值的塑造为表现形式，以社会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促使社会政治主体对社会政治体系进行一定的合法性认同为最终目标，其整个过程是社会政治文化对公民乃至社会团体的全部政治见解、主张、价值、观念、行为的主动性改造。
相对于社会政治文化而言，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其功能考察和作用对象上有着根本的差别。
首先，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功能作用对象主要是公民政治行为，通过对公民政治行为的改造实现对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的途径及方式的改造，进而影响社会政治文化功能的发挥。因此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对社会政治文化的理性互动是社会政治文化实现社会政治体系合法性认同的必经途径。
其次，社会政治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公民政治素质的改造。而作为公民政治素质的重要环节——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形成正是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化在公民个人身上的体现。这就要求社会政治文化在其政治社会化途径中必须考虑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塑造和互动。
再次，社会政治文化的政治体系支持或政治稳定功能，都依赖于公民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判断、评价和积极参与，这一过程又是在一定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基础之上方能进行和完成的。因此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功能的实现是社会政治文化功能实现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