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各种道教活动，在地面和地下保存的遗物遗迹种类数量极多，包括镜、剑、印章、钱币、造像、简牍、写纸、石刻、烧炼设备用具等遗物。宫观建筑、摩崖石刻、壁画和墓葬等遗迹，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发现。道教考古应当成为中国宗教考古中一个主要的部分。过去一方面由于道教考古材料自身大多具有小型、分散的特点，没有像龙门、云岗、敦煌佛教石窟造像那样集中暴露在地面上的宏伟壮观的大型材料，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考古的人缺乏道教和道教史的专门知识，而古代道教历史的研究者对考古学又不熟悉，道教和考古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膜状态，使得大量道教考古材料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根本没有被识别出来。对于道教考古材料的研究，国内外虽然做了一些工作，近年来有较大发展，但总的说来，从事专门研究的人仍然较少，研究内容不集中，不深入系统。道教史著作中，引用考古材料的也不多，道教考古远远没有形成像佛教考古那样的规模，没有充分发挥考古材料在道教史研究中的应有作用。考古发现中与古代道教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需要我们同时运用考古学、宗教学、历史学、金石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跨学科知识方法进行研究，在究明它们的性质、年代、地域分布发展演变状况的基础上，给予宗教的、历史的解释，然后再通过它们来了解道教发展史上的问题，复原道教发展史。在对东汉至明的考古材料逐步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应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研究：从考古材料考察道教的起源，考察不同道派活动的时代、地域范围和内容特点，考察不同道派之间的关系；从考古材料考察道教和佛教的关系，看道教神系的发展变化，看古代政权的宗教政策，考察道教对少数民族的影响；道教考古与丧葬文化；道教科技考古；区域性道教考古材料研究；道教考古方法论的研究。
九、道教与佛儒关系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后，中国文化由汉武帝时代以来的儒家一统天下，逐渐演变为道、佛、儒三元共轭的格局。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至近代。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道、佛、儒三家鼎足而立，互相交涉，经过多次斗争，又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吸收，互相促进发展，最终趋归融合。继承先秦道家兼容并蓄之学风的道教，更是大幅度地融摄、吸收佛、儒二家之学，建构起自家庞大驳杂的思想体系。道教以中华本土传统信仰为基础，广泛地吸收、融合诸家文化之精华，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有容乃大的文化性格，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传统精神的陶冶和积淀，铸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具开放性和善于吸纳的多元文化特点。在今天全球多种文化的交融、竞争日益加剧的信息时代，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开放、和合的精神，对于处理好多元文化的互动关系，维持社会安定，促进世界和谐，建设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性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本课题研究，在理论上具有推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往纵深研究的意义，在实践上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中国文化如何对待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本课题应在理论上有以下突破：第一，揭示学界长期说而不清的道教为什么是中华文化根柢，其源远流长的神仙信仰及与之相关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终极关怀等，阐明面对佛、儒二家文化的挑战时，尤其是面对外来文化的佛教时，作为中华本土文化根柢的道教所表现出的坚韧性、应变性与兼容性。第二，说清学界议论虽多而深度不足的道、佛、儒三家思想的核心——心性论的各自特色、相互影响及其同与异，由此进一步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第三，揭示道教文化植根于中国人心的传统信仰，不断融会佛、儒二家的精华充实发展自己，兼收并蓄从而形成精深博大的体系，虽然保住了在三元共轭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但却不敌佛、儒二家，并先于佛、儒二家而衰落的原因。
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史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其传统宗教融摄了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有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使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内涵更加丰富。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宗教的研究，是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是宗教学领域中有关区域宗教的研究，是涉及宗教、社会与地域文化的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项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将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战略提供政治、文化方面的服务，将有助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发展西南地区的旅游经济，对于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规范宗教活动，有效地开展对当代宗教活动的管理，亦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这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有丰富的经典和祭祀仪式，其蕴涵的教义思想和祭祀的宗教活动，是宗教学的两大要素。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崇拜对象，有着丰富完备的表现形态，体现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地域特色，其研究有助于认识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演进历程。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神系中，既有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神灵，亦吸纳道教、佛教及民间信仰的神灵，反映出其神灵信仰多元化的特征。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有从原始宗教向神学宗教转化的特质，在宗教学领域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基础理论。
十一、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儒释道的比较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但由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儒释道的双向渗透、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宗教。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拓展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领域。应当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影响、融汇进行理论归纳。
十二、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研究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有关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的联系，佛教在西部大开发当中的地位、影响及其作用的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尚未出现，可说是一项空白，即使是相关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西部佛教的研究方面，并且成果数量比较少。就当前情况看，学界内外对西部佛教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集中在敦煌、藏地、滇地佛教的研究方面，且多注重密教研究，对于新、青、陕、川、渝、黔等地的佛教及汉传、南传佛教研究却非常少。应把西部佛教作为一个整体，对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佛教做综合研究，以弥补佛教研究的空白。对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相互关联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仅限于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研究西部大开发的模式，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佛教及西部大开发，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从西部发展的角度研究佛教，突破以往只是从哲学、宗教学、考古学及历史学等角度研究佛教的传统，对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佛教可以说意义重大。应主要对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佛教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佛教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积极作用作出研究。
十三、佛教管理学研究
佛教在教团、社团、人众管理方面，有自家独特的主张和长期积聚的丰富实施经验。对佛教管理学的研究，要求将佛教从古至今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为现代管理学提供借鉴，并起到推进佛教教团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而改革的作用。
十四、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艺术是藏传佛教信仰的载体及弘法工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对藏传佛教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与佛教及藏族文化的关系，分析其风格、形式、技巧、审美观，对开发西部宗教文化资源，具有重大价值。佛教艺术传入藏地，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演绎，在大规模的东西方文化和本教文化、藏族民间民俗文化交融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兼融东西方艺术之精华，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以神本主义为其表、人文精神含其内的藏传佛教艺术体系，在中华民族艺术、东方艺术和世界艺术的圣殿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随着国际藏学热的兴起，目前此方面的探索，开始了对实存物表的恢复制作、遗散素材的整理搜集、客观状况的一般化介绍。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传佛教艺术实存文物损毁严重，许多艺术活动形式逐渐失传，加之现代文化艺术的冲击，以及对藏传佛教艺术及其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缺乏深远和本质的认识，都给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基于此，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更显迫在眉睫。由于藏传佛教艺术的宗教性、民族性、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研究工作涉猎面广，工作量大，难度突出，故至今尚未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关于藏传佛教艺术种类、表现形式、内容、审美研究的专门性理论专著。从这一角度讲，本研究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有学术参照意义和实践借鉴作用，对藏族艺术的民族化追求，有一定指导意义，同时，其突出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还将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具有世界意义。藏传佛教艺术积淀了丰厚的民族地域文化资源，无疑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一笔巨大的最有特色、最具持续发展力的无形资产。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而且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更具有现实性的开拓意义。在西部开发的大局中，本课题的研究对地方性文化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有益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安定发展。
十五、比较宗教学研究
“比较宗教学”产生的一百多年中，在西方取得了巨大发展，研究方法从早期的比较研究、人类学研究发展出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宗教对话学、宗教生态学、女权主义神学、宗教语言学等多角度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现代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是跨文化而多元的。当代的比较宗教学家用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方法研究宗教，一个是宗教现象的结构，一个是宗教现象的历史意蕴。前者试图理解宗教的本质，后者希望发现它和历史的联系。现代比较宗教学在研究方法上，从研究未开化民族的宗教转变为研究文明国家和发达社会的宗教。在学派上，从进化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过渡到结构学派、象征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从静态过渡到动态，从局部过渡到综合.从实证上升到哲理。我们可以说比较宗教学研究经历了从实证性的“描述性”方法排斥其他方法的“一元”阶段，到接受哲学的“规范性”方法的“二元”阶段，发展到今天重视理解的“对话性”方法的“三元”阶段。我国的比较宗教学研究起步很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通过这二十多年的研究，对比较宗教学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宗教本质的界定不再单一，对宗教功能的认识更为客观，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对宗教根源和发展趋势有了更深的认识。但研究水平还不高，有待于努力提升。
十六、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
中国基督教界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国内学术界对此很重视，已经有一些文章探讨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该课题，有助于探讨基督教如何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问题、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基督教的联系与区别问题。
本论丛以收编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为主，重点编入涉及上述课题的论文集，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内容的文集。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为的是展示海内外同行学者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借此以文会友，交流研究心得，促进学术进步，争取早日建立起中国宗教学自己的体系。
李刚 张钦 李小光
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