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之前，我寄住在姥姥姥爷家。村子很小，是一处高爽台地之上的洼地，背靠群山，面朝一条蜿蜒河流。有一个旧旧的大土堆高耸在村子中央，把村子分成了东西两部分。紧挨着大土堆，旁边有几户人家，大土堆几乎与屋顶同高，猪圈直接依大土堆而建，可以直接从上面铲了那好土来给猪垫栏，猪们有福了，它们的褥子可谓松软绵厚。那个大土堆离我们家不过百米远。夏夜，从后村舅舅家里聊完了天，大人牵着我的手往自己家回，稀少的几颗星星支撑着天幕，月光像舅舅做木工活时削出来的刨花那样新鲜，山林间的猫头鹰发出呜咕呜咕的叫声，听上去是婴孩在笑。踩着月光走，我脚步轻盈。走到大土堆那里时，就该拐弯了，“走到王坟了。”我姥爷随意嘟囔着。“王坟是什么？”我认真地问。姥爷愣了一下，停了一会儿，显然不知道怎么解释，又随意嘟囔着，“一个大人物的坟。”我又问，“什么大人物？”姥爷就有点不耐烦了，“就是一个大人物呗。”
我常常跑到王坟那里去玩。上面植被不多，孩子们玩攻占山头的游戏，冲上坟头再冲下坟头。南面有一个入口，巨大的石门已经不知何时被移开了，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钻了进去，啊，里面好宽敞，完全可以住上一大家子人，尽头有两张巨石大床，对称地放置。暑天时，呆在里面很凉爽，可以不用蒲扇，也不会出汗。这算得上是小村里的一个避暑胜地了。后来大人吓唬我说，“不准再去钻王坟了，那里面有长虫（蛇）。”于是我就吓得不敢去了。长大以后，我去寻找过碑刻，企图发现文字记载，却无影无踪，墓的侧面有几个不规则的盗洞。询问过村里的很多老人，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坟，是谁的坟，先有坟呢还是先有村呢，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问我妈，我妈说她小时候，也钻进去玩过，似乎还见过坛子罐子之类，其他一概不知。我查了一些资料，无果。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借助网络发现了仅有的一条模糊线索，接下来又做了一番功课，顺藤摸瓜，终于在一天半夜里搞清楚了：里面埋的是明朝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一个嫡系玄孙！
我兴奋地从书桌前站起来，拿着几张乱写乱画的纸张冲到卧室里去找我妈。我妈刚吃上安眠药睡着，我又把她叫醒，通告这个我疑惑了四十年才弄明白的答案，我妈睁开眼睛说，“当初你为什么不去念考古系？”
从此，再想到那个小村时，忽然感觉跟过去就不太一样了，跟漫漫中国古代历史联系在了一起，有了宫闱秘事和封藩之争，有了色彩斑驳的盛世悲歌，一个又一个年代数字从小村明晃晃的天空中掠过，消失在时间的荒寒之中，一直来到了今天。同时我的童年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新的坐标系，在公共时间银行里存上了一小笔款项，儿时旧事在记忆中也不再只是一个有图案的平面，而是在透视空间中增加了层次，造成了景深。
1973年1月，也就是在我三岁零一个月的时候，我的姥姥去世了。老宅的每扇房门上都贴了白纸条，都是斜斜地贴的，我还纳闷，为什么要斜着贴？棺木漆成锃亮的黑色，停放在堂屋正中央，高的那头朝向屋外，低的那头朝着里面。出殡时间大约是午后三点多，冬天的太阳已经有些偏西，许多人从外面往屋子里涌，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我人太小，怎么也挤不进屋去。那天下午我站立的具体位置，是在老祖宅的堂屋门口西侧，挨着厢房窗棂，脚下踩着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石板，由于寒冷，那块石板在我的灯心绒布面的棉鞋下闪闪发亮。那天我一直闹着喊着，强烈要求跟着队伍到田野里去看姥姥下葬，一个本家小姨只好把我抱了去。我眼睁睁地看着冬天生硬的泥土被掘开来，由碎青石块垒成的梯田崖壁上打开来一个洞口，姥姥的棺木被缓缓推放进去，我一边看一边想，姥姥在那里面，是不是很舒适？后来外面又培起了一个土堆，坟头上斜放了一个贫寒的花圈，纸花朵在冷风里哆嗦着。那天我穿着墨绿色方格子的工装棉裤，头戴着一顶手织毛线帽子，帽子上有两根飘带，拴系在脖子下方，末端是两个实心毛线球球，上面有我抹的鼻涕，帽子是紫红色的，里面夹杂着少量黑毛线，编构成了简单花纹。长大以后，有一次我跟妈妈讲起过那天的场景，当我讲到一些细枝末节以及我的穿戴特征，把她吓了一大跳，她像看一个怪物似地看着我，“你那时候只有三岁，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但是我绝对没有编造，那的的确确是我自己记住的。
打那以后，村里不管谁家死了人，我必跟着出殡的队伍跑到坡地里去，把整个下葬过程一丝不漏地从头看到尾。如今回想起来，我并不认为一个小孩子会从心底里喜欢看死人下葬这件事情，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既好奇又恐惧，并且恐惧远远大于好奇，之所以欲罢不能，大约是天生就过于贪生怕死了，以致患上了某种强迫症，潜意识里是想通过以旁观者身份来观看他者的死亡，来确认自己的的确确还在活着这件快乐的事实，同时对自我进行心理操练，以迎接我朦朦胧胧意识到的将来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命不测。我当然并不确切地知道死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死在我的身体里秘密地工作着。小时候我对生命的过分珍爱，已经在家人亲戚之间传成了一个笑话。山村的道路崎岖，沟沟坎坎很多，每当走过一个崖壁，我都会远远地绕着走，同时指着说“那里，再也找不到妈妈了”，有时只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仿佛有一点点陡的坡路，我也会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走过，还要自言自语，“这里，再也找不到妈妈了”，我把“死”非常具体和感性地理解成“再也找不到妈妈了”。有一次我跟着姥爷在野地里走，经过一家砖窑，砖快要烧好了的时候，从那高高的窑顶上自然而然地冒出轻烟来，在姥爷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孩子瞬间就不见了踪影——我一个人跳着跑出去很远很远，直到跑不动了才停下来，躲到一块麦茬地里，紧挨着地边上的石壁，匍匐下身子，双臂抱着脑袋，等到我姥爷哭笑不得地追过来，要把我揪出来，我却抱着脑袋，坚决不从，喊着：“要爆炸了！”
清明时节，我尾随着大人去上坟，白杨挂穗，椿树苦香，柳絮轻扬，桃枝吐苞，蒿草萌长，荠麦青青，田野里静悄悄的，尽是花草的魂魄。大人点燃了黄裱纸之后，在升腾的烟雾和噼叭作响的火光里，开始呜呜呜地哭，我的双眼则紧盯着坟前摆放的小盘小碟，那里面放着桃酥、饺子、藕盒、炸肉，这些本该摆在庭堂几案上的东西，突兀地放在荒野之中，看上去举目无亲。我知道等大人们哭完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吃那些东西了。我思想恍惚，心不在蔫，神情懵懂，动作莽撞，却是一个专吃祭品供物的馋小孩。我原以为那些食物跟家里的不太一样，可能含有某种不祥的味道，刚塞进嘴里时，心里还有一丝怯怯的，而一旦吃起来，竟发现跟素常的饭菜没有什么不同，倒是沐着春光站在田埂上吃这些东西，还别有一番风味呢。田野里飘荡起食物的味道，渐渐压过了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压过了悲伤。
有一次我有幸观看了一次村里人迁坟，从田埂上高高地向坑底看去，亲眼看见了腐坏散架的棺板，以及暴露出来的整体的骨骸。那头盖骨、牙齿、肢关节，都闪烁着白色的幽光，寒意袭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骨骸用白绸布包了，重新装殓进新的油漆棺木，挪到另一个地方去，重新举行了安葬仪式。许多年以后，我还能记得起那一小堆骨骸的色泽以及排列方式，206块骨头应该一块也不少，我无端地觉着它们像一副麻将牌。那是人类的另一种模样，是另一类的象形文字，它包含着跨度很大的隐喻，可能是这样的：欲望的本质其实是恐惧。
我六岁时离开小村回城里上学，而真正跟那个小村失去联系，是在姥爷去世以后，也就是在我三十二岁那年。姥爷很幸运地赶上了政策的空当，可以不火葬，允许土葬，他被葬在了当年他经常带着幼小的我去放牛的那个山坡上，一个向阳的崖根，一棵老柿树下。我在棺木里放进了他的假牙、他爱听的戏曲磁带、他天天用的舒喘灵气雾剂。在棺木盖子即将钉死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跑过去最后看他一眼，我怕岁月太慢长，忘记了他的模样。在北方深冬那面黄肌瘦的野外，风从地上刮往天上，我亲眼看着他下葬，看着地球如何使出9.8千克的力气将他吞了下去。我的童年一直寄存在他那里，而现在也跟着一起被埋藏了。他去了另一个国度，去往那里的路径凄迷，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无法找到。
接下来是父亲的死，他在62岁上死于车祸。父亲带日历的手表由于在车祸中被剧烈震荡而损坏，永远停摆在了2005年10月1日中午1点37分，记录下了那个致命的时刻。父亲的骨灰是在去世三年之后才被安葬的。那个公墓背山面河，水草丰美，白鹭在行道树顶上向下张望，白色翅膀偶尔在空中划过时像一道闪电。令人不满意的方面是，所有墓和碑的设计方式都整齐划一和雷同单调，像同一个流水线上同一个车床生产出来的型号相同的零件，用最大公约数把个体特征抹平，让人想起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标准答案。安放骨灰盒那天晌午，我心里紧张，感到天上明晃晃的太阳随时都会黯淡下来或者熄灭。抱着骨灰盒，跟在石匠后面走，朝向脚下台阶的视线被怀中那个盒子挡住了，我老觉得稍有不慎，会一脚踩空，把骨灰盒摔在地上，弄撒出来，那样我就成了千古第一不孝之孙。放置骨灰盒时出了乱子，骨灰盒是玻璃的，盖子是靠四周小型滑轮扣压进固定凹槽里去的，在颠簸过程中错了位，竟然不再严丝合缝，怎么也扣不上了，我们三个孩子轮流趴到地上，艰难地将胳膊伸进洞穴里去，手伸到红绸布底下去修理机关，最后终于在我的手中听到“咔嘣”一声，才算关严了。父亲的碑文简洁之极，而与他相邻的那位先生的碑文，则无比繁杂且令人叫绝，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小楷刻写了不少于一千字，写的全是他的奋斗历程，出身贫苦，后来参军，参加过什么战斗，历任炊事班班长、排长、连长，转业后又担任过这样那样的领导职务，级别高至正处级，评过多少次先进工作者，获得过什么荣誉称号，担任过诸种社会职务，拥有各类头衔，以及被什么要人接见过……上面的伟大成就几乎快把那块大理石压弯了腰。我想，以此类推，我们系里的老师们在百年之后的墓碑上，则应该刻上获得过什么学位，属于几级教授几等岗位，在CSSCI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出版过哪些学术专著，申请了哪些省级和国家级的课题，获过何种重要奖项，被邀请参加过这样那样的重要学术会议，曾在哪些国家访学，带过多少研究生，辅导过多少篇毕业论文……直到把一块可怜的石碑压垮。
我的父亲生得风风光光，死得轰轰烈烈，他并不认为死亡是什么禁忌话题，并常拿这事来开玩笑，他多次嘱咐我：“将来我上了年纪，如果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你一定要找一包耗子药把我毒死，这事就托付给你来办了！”从小到大，他无数次讲述同一个故事：我的一位本家老爷爷，在父母包办下早婚早育了之后，又考进了北大中文系，一二·九运动时，他辍学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成为南下干部，担任了1949年之后江苏省某个地级市的第一任市长。接下来他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跟北方老家的封建老婆坚决离了婚，又在南方找了一位知识女性再婚再育了，打那之后一直到死，他都拒绝回老家，只是按时往老家寄生活费。在他死时，他那北方老家封建老婆生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连夜赶到江苏，硬是把父亲的骨灰抢夺了回来，带回到北方老家村里，让他跟他们自己的母亲合葬了——他们用这种方式最终为自己夺回了父亲，最终为自己的母亲夺回了丈夫，故事就是以这样一个大团圆结局来讲完的，没有尾声。我的父亲每当讲到这里，就用幽幽的口气评价一句：“反了一辈子封建，最后还是跟自己的封建老婆埋在了一起。”每次听到最后这句话，我都要大笑不止，笑出眼泪来。看来人要择邻而居，也要择邻而葬，一个人葬在哪里以及与何人葬在一起，并不是完全无所谓的，并不是所有的对立都能在死亡里达成和解，死亡是结束，但死亡并不是真正放弃生命意义的本质和存在，死亡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再生呢？
我的父亲所在的墓园往北，是一个巨大山冈，根据考古，是齐景公之墓。从此，我的父亲跟春秋时期人物没有什么不同，他与帝王抵足而眠，都被称作古人了。在家里，给父亲扫墓是妹妹和弟弟的任务，尤其是妹妹，相当于我们家族的女祭司。安葬完父亲之后，至今我一次也没去过那里。我以我个人的方式来纪念父亲，写了一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献给他，我想用15万个汉字为砖瓦为父亲建起一座文字的墓地。有几次我乘出租车偶然路过与那个公墓相邻的国道岔路口，我抬起头来望一眼那片坡地，在心里跟父亲打一声招呼，穿过田畴、湖泊和白杨幼林，父亲那双热爱自由的眼睛也一定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前不久传来消息，在没有被告之的前提下，我的父系家族的墓园在旧村改造中竟然被邻村建楼打地基的人明知故犯地破坏掉了，老爷爷老奶奶以及爷爷奶奶的墓被胡铲乱挖，又以推土机碾轧过去，一切都消失了，就这样祖坟没有了。祖坟被挖，按照中国旧观念，这是多么大的奇耻大辱啊，家里人主张去打官司，我听了却很平静，权利自然应该去争取，可是从心理上来讲，没了祖坟又能怎样？由于诸种客观原因，我们都与父系家族比较疏远，即使有祖坟，我也不会迷信到认为它会保佑我们，另外，以我们家孩子的懒散和叛逆，在目前这个社会上均属边缘人士，满足于为稻粱谋且尚能糊口，谁都不曾梦想升官发财爆得大名，以至于出息巨大到使那祖坟冒出青烟来。我的奶奶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则是这信仰的追随者，现在她在天上，地上的坟墓被毁，绝对不能伤害到她的灵魂的一丝一毫，倒是那毁掉别人墓地的野蛮粗鄙之人有祸了。
我苟活于人世。那么多亲人都永远安静了，我还在世上暂时地发出响声，成为已故列祖们派驻在这人间的代表，留存在世上的存根。我按部就班地往下活，佯装他们都还在，从表面看去，几乎看不出哀伤，其实这哀伤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哲学，一种不易察觉的神经官能症。在这个时代健忘的轰隆声里，我用我身上未完成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来思念所有死去的亲人，直到有一天我与他们重逢在另一个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这个人——尚存暂存之人——才是他们真正的墓地，他们埋藏在了我的身体里、我的心里，同时我的记忆和讲述又是他们最好的碑与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