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绿城花园24号楼1单元14号，从2000年12月9日至今年6月上旬的半年多时间里，昼夜门窗紧闭，帘布密遮。偶或有人进出，也是贼头鼠脑的，多见眼神、手势，少有言语。细心的人愈来愈觉得住在这套房子里的人鬼鬼祟祟的，怀疑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警方不久便查明，躲在这套房子里的神秘人物就是“12·9”大案的首要犯罪嫌疑人张书海及其同伙。
身高1.80米，一身肥膘，一脸憨气的张书海，领着一帮男女，一边看着郑州市公安局下发的《排查提纲》，一边研究着对策。这伙洞中的“贼鼠”，妄图逃避“猫”的利爪，潜踪蛰伏一个时期后，再寻机作案，制造另一幕伤天害理的人间惨剧。从他们住所查出的那张新设计的抢劫图来看，张书海一伙豺狼成性，毒如“蝮蛇口中草，蝎子尾后针”。
张书海一伙确实贼，老谋深算，行踪诡秘。这个团伙的4个重要成员中，就有3个是大学生，一个毕业于某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两个毕业于某信息工程学院，心理素质比较稳定，有一定知识面，具备一些反侦查能力。他们对郑州警方的破案手段和套路并不陌生。为了能隐得深，藏得久，不被揪住狐狸尾巴，他们藏而不露，伏而不出，以静观动，甚至连消费也格外小心，怕人们议论自家怎么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张书海是河南叶县夏李乡侯庄村人，1955年生，1970年从叶县岳楼初中毕业后，于1971年应征入伍，到辽宁省某部警卫连当兵，1976年复员。退伍后，张书海当过侯庄村的民兵营长、教导员。1981年，张书海当上了侯庄村的村委会主任，直到1990年。
张书海一直想过人上人的生活，他自认为高人一筹，只是因为生活在农村而不能发达。1991年，张书海决定“下海”，他辞掉了村主任的职务，开始做生意，开了小照相馆。但“海”水还是风高浪大的，不会游泳的张书海连喝了几口水，生意赔了，只好又回去当了几年村主任。
1995年，张书海终因耐不住寂寞，第二次辞去了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来到郑州小商品批发市场卖麻将。张书海之所以来到郑州，和他的妹妹有着直接关系。今年38岁的张玉萍是张书海的亲妹妹，她对张书海最为言听计从。由于张书海的鼓励与支持，张玉萍才上了卫生学校，她对哥哥便有种感恩的心理。后来，张玉萍认识了一个郑州的有妇之夫，这个男人在骗取了她的感情后一走了之，无奈，张玉萍只好带着女儿一个人在郑州过日子，并开了个门诊部，于1995年在京金花苑买了套房子，将户口迁到了郑州。
为投奔张玉萍，张书海来到了郑州。
实际上，不管是开照相馆还是卖麻将，张书海都没有赚到钱。这给他的自尊心以极大的打击。而与此同时，张书海在体检时被查出得了糖尿病和高血压，这着实把张书海吓了一跳，因为他的母亲等家族成员都是得了这类病而度过痛苦晚年的。
怎么办？张书海一下子感到了生命的短促。此时，他没有想过走正道使有限的人生活得有价值，而是在一种阴暗心理驱使下走上歧路。当时，几个村主任都为竞争一个副乡长的位置而拼搏，结果花钱多的当上了，而他同样也花钱了，但最终落了选，原因是他的钱少。当时，张书海血往上涌，一下子想到钱。
但冷静下来一想，钱从何来？
抢银行！但抢钱，需要人手，人从何来？张书海由于觉得自己“能”而不愿和更多的人打交道，没几个朋友。思来想去，张书海没有想到合适的外人。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家人。大儿子张洪超，妹妹张玉萍，侄子张小马等上了他的“黑名单”。另外，他把目光瞄向在某公安专科学校侦查系上学的儿子张洪超的同学，张洪超一下子想到了张世镜。
张洪超、乔红军和张世镜3人1997年高中毕业后一块来到郑州上学，张洪超自费上的是某公安专科学校，还当了学生会副主席。一天，张世镜去找乔红军玩，乔红军就带着他结识了张洪超。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张洪超掏钱请乔红军和张世镜吃了一碗盒饭。这一碗盒饭彻底将张世镜打“晕”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盒饭。张世镜来郑州上学时，只带了为数不多的钱，学费一交，所剩无几，因此常饥一顿饱一顿。
吃了一碗盒饭后，张世镜对张洪超十分佩服，认为张洪超见多识广，出手阔绰，觉得自己找了个靠山，从此很听张洪超的话。
张洪超找到了张世镜，把他带到父亲面前。看到张书海由一个农民起家，把自己一家都带到了郑州这座省会城市，还买了一套160平方米的大房子，而且还有自己的店铺，张世镜觉得张书海简直伟大得像神仙。所以，当他得知张书海让他“加盟”去抢银行后，张世镜想了一夜，但对张书海的崇拜还是占了上风，决定入伙，成为张书海“父子军团”的一员骨干。
最终，张书海、张小马、张洪超、张世镜和张玉萍成了1997年11月19日抢劫郑州电信局淮河路收费大厅的主犯，当时，他们共抢得现金37万元左右。
在抢得现金后，张书海耍了一个花招，谎称只抢了9万元，分给了张小马1.6万元，事后张小马用20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其余结婚花了；给张世镜分了1.6万元；以“张玉萍”的名字存了5万元，剩余钱款归张书海父子，张书海用其中的16万元钱在1998年春天又到郑州绿城花园购买房产一套。
随后，张书海、张洪超、张世镜和张玉萍4人又实施了1999年3月3日对交通路建设银行储蓄所的抢劫，此次共抢得4万元现金。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细节：张书海十分狡猾，每次抢银行都留一手，在实施抢劫过程中，他和儿子张洪超都在外面，绝不到里面去抢钱。表面上说是外围危险，须掩护里面的人，而实际上是为了万一失手时逃跑方便。
连续犯下两起大案后，张书海的胆量、胃口越来越大，对自己越来越自信。2000年11月份，张书海准备再大干一次，并到金博大工商银行、郑州中原农村信用社郑上路分社、银基商贸城广发银行几个地方踩点，因为他知道这些银行有探头，就没有进去而是在外面看。张书海发现银基商贸城广发银行存款量大，营业厅面积较小，很适合抢劫。
之后，张书海一伙定下方案：张洪超、张世镜、张玉萍骑自行车到三德里胡同，把三辆自行车放在三德里胡同厕所旁，自行车不上锁，由张玉萍负责看管自行车，然后张书海、乔红军、张洪超、张世镜在郑州银基商贸城正门集合。4人从银基正门进入广发银行，由张书海炸开银行防弹玻璃，乔红军、张世镜负责进去拿钱，张洪超在外望风，如果抢劫成功后从后门出来，到达事先放自行车的地方，用自行车把抢来的钱带走。
2000年11月的一天，张书海们决定去实施抢劫，但一出门，张书海的腿软了下来，挺迷信的他觉得这是个“凶兆”，决定这天不抢了。11月26日，张书海等5人带着作案工具到银基，看见门口有警车，人比较多，没敢进去，在那里转了一圈回家了。12月3日，张书海们又到银基商贸城准备抢劫，但银基广发银行通向商场的门已经关了，不便于逃离，没有作案。
2000年12月9日下午4时40分，按照原先约定，张书海、张洪超、张世镜和乔红军在银基商贸城中门口带着各自的作案工具碰头，在中门口戴上“马虎帽”，从银基商贸城中门的北边门陆续进入银基广发银行。张书海走在最前边，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挂在防弹玻璃上，分两次拉响了导火索，爆炸后防弹玻璃没有被炸掉，只是炸了个洞，张书海用事先准备的铁锤连砸了二十几下，把玻璃砸掉，然后乔红军、张世镜从砸掉的玻璃处翻过柜台跳入营业室内拿钱（张世镜在跳入柜台时，手指被玻璃划伤），张书海在砸完玻璃后先往门外扔了一个点燃的炸药包，然后拿上五连发猎枪向门外连开几枪。之后，张书海又回到屋内，这时，张书海又看到门外的人特别多，门前站了好几个保安，就朝银行大门口玻璃开了一枪，然后就喊他们几个人“走”。张书海首先跑到银行外边连开两枪，就顺着银基商贸城中门进入银基商贸城大厅，朝银基商贸城的后门逃跑，其他人跟在后面。张书海到后门时，看到银基商贸城后门外面有很多人，就朝天上开一枪，驱散人群，从西三马路顺青云里拐到三德里胡同厕所南。张世镜、张洪超在事先放自行车的地方，用准备的大黑塑料袋，把抢银行装钱用的编织袋套上，张书海让张玉萍、张洪超、张世镜骑自行车把钱带走，让乔红军坐38路公交车走。
张书海将那支五连发猎枪用黑塑料袋装好，顺三德里胡同到陇海路上坐一残疾人开的“摩的”到郑州市永安街菜市场西边下车。看到开车的人对他很注意，张书海就向东走了二三十米，然后又拐回来，在永安街上走了有六七分钟，然后坐面的回到绿城花园他自己家中。
一个星期后，张书海和张世镜、乔红军、张洪超4个人在平顶山一个家属院张世镜租房子的地方商量如何分赃，具体为张书海分70万元，张世镜和张洪超各分40万元，乔红军分28万元。乔红军之所以分钱少，是因为他在抢劫过程中把钱丢了一些。
在张书海犯罪团伙中，今年33岁的王志昆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作为公职人员，他是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副院长；从社会关系上来说，他又是张书海妻子王雨的亲侄子，他叫张书海为姑父。
王志昆从小家里很穷，哥哥为了供养他上学而很早就辍学了。后来，王志昆考上了武汉中南政法学院。在上大学期间，张书海夫妇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每学期开学，张书海都要拿出50元钱来帮助他，4年如一日，这让王志昆感激不尽。1990年大学毕业后，王志昆努力工作，没几年就当上了郏县法院副院长，去年2月被调任湛河区法院副院长，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有一次，张书海找到王志昆，让他想办法给自己弄一条猎枪，说是要看家护院。看着有恩于自己的姑父张书海，王志昆并没有拒绝。一天，他碰上了宝丰县公安局民警张志强，说自己的亲戚想弄一支猎枪。没过多久，张志强就弄来了一支，王志昆亲手交给了张书海。
后来“12·9”案发后，专案组人员找到了张志强，问猎枪的去处。张志强找到了王志昆说：专案组在找这支枪，咱不能说这枪给你亲戚了。王志昆绝对想不到“12·9”案会是张书海所为，就说：“那当然。”6月13日，当王志昆获悉“12·9”银行抢劫案正是张书海一伙所为，而打死保卫人员的那把枪正是自己给张书海的后，他一下子绝望了。他想去自首，但看到身边怀孕才几个月的妻子，他不忍心，他想多陪陪妻子。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王志昆去上班，走到法院门口时，被警方拘捕。在看守所，王志昆写下了厚达几十页的悔过书。
在张书海犯罪团伙中，张玉萍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她是张书海的亲妹妹，从小对张书海十分佩服，同时，参与了全部三起银行抢劫案，而且角色都一样：望风，掩护撤退。但她总认为自己只是在外围，即使被逮住了也不会有多大的事。但当她在看守所里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严重后，她嚎啕大哭。
在张书海犯罪团伙中，张大国是被儿子张世镜拖下水的。张书海制造炸弹需要炸药和雷管，叫张世镜去找，张世镜想到自己有一个亲戚正好是保管这些东西的，就去要，但是没有得到，就央求自己的父亲去要。张大国不忍心看着独生子受难为，就死缠硬磨，弄了些雷管和炸药给了张世镜，张世镜又给了张书海。张大国对儿子十分信任，在“12·9”之后，有一次他看到张世镜在自家的院子里埋钱，就问钱从哪里来的？张世镜哄骗父亲说：是做古董生意赚来的。张大国没过多追问，就信以为真。
张书海抢劫银行，一夜暴富，但他绝对不乱花钱，而且善于装穷，显得十分狡猾。张书海每次回老家叶县农村，故意穿件破衣服，给村上人留一个“穷打工仔”的形象。回家时或步行几十里路，或花一两元钱坐个三轮车，并买一盒很普通的烟来抽等等。
抢银行时，为什么不使用外人，而使用自己最亲近的人？张书海认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最亲的人才是最可靠的人。再者，用自己的亲人可以让他们多挣点钱，“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正是张书海的自作聪明、盲目自信，不仅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亲戚朋友。
掩卷沉思，一个人，如果有了犯罪恶念，如果步入人生歧路危途，则不仅危及社会，更祸及亲朋，由此造成的危害该是多么巨大，留下的阴影该是多么沉重！
面对屈辱和压力，公安干警发誓：“不破‘12·9’，回家卖红薯！”
往事不堪回首。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市公安局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干警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全市人民的安居乐业，为郑州大商城的建设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值得一书的是破了许多大案要案，总结出不少新鲜经验，涌现出一批闻名全国的英模人物。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自80年代以来发生的抢劫金融机关的案件，有侦查过程的破案率极低，或泥牛入海，或吃了夹生饭，或久攻未克，对此全市人民早存不满，怨气很大，批评声日高。尤其是从1994年年初至2000年年底的7年间，郑州市共发生20起银行抢劫案，其中抢劫储蓄网点18起，抢劫运钞车、金库各一起，几乎平均一年3起。由于这些年来郑州警方没有侦破过重大的有侦查过程的银行抢劫，犯罪分子误以为这棵树上的柿子软，都想捏，气焰非常嚣张。其中有个“赖毛”式的小痞子，也想到银行“借”几个钱花花，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骑着破自行车去抢劫。连虾兵蟹将都不如的单人独骑也敢上门挑战，把郑州警方羞辱得抬不起头来。
于是，民间创作也火了起来。郑州人杜撰的政治笑话满街飞。一则云：有几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在北京聚头，议论说：“要赚钱，下河南。”他们本想从郑州下车捞一把，不料每人都多喝了几盅，一觉睡到武汉。他们迷迷糊糊下了车，刚一出手就被捉。这伙强盗酒醒后说：“我们不该贪杯，要是在郑州，弟兄们咋玩也栽不了！”另一则政治笑话说：有一个自诩“神手大侠”的抢劫团伙，在深圳市抢劫银行时被抓获，当地的一位民警一拍桌子，大声喝斥道：“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深圳，不是郑州！”……
当用谤声、谣言、怨气杂谱的混合交响曲还在演奏时，2000年12月9日，又一宗血溅郑州银基商贸城的抢劫广发银行营业部的大案发生了。此案惊天动地，影响恶劣，再次给郑州人的心里投下一片阴影。善意的批评，刺耳的斥责，恶毒的诽谤，如汹涌之浪，直往干警们的耳朵里灌。老老实实干工作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关福昌，也被莫名其妙地编进了顺口溜：“关福昌，挎着抢，专抓大爷和大娘（意思是抓赌），就是不破抢银行。”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李民庆承受的压力更大。一次，有位妇女见儿子的作业没完成，很生气，就指着儿子的鼻子教训说：“都说李民庆笨，你比李民庆还笨！”很多基层民警也觉得低人三分脸无光，一下了班就往回转，钻在家里不敢露头，就连亲朋好友之间的应酬也不敢参加，生怕大家一见面就问案件的事。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马会强经常在外办案，很长时间没有回过家，一次路过女儿的学校，想与多日未见面的女儿见上一面，谁知，女儿小嘴一撇，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公安局太丢人了，银行案连一起都破不了，同学们都看不起我。爸，你以后不要再当人民警察了！你当警察，我都替你感到丢人！”这位民警说：“你要听话，好好学习，别听别人瞎说！”女儿接着又说：“大家都把公安局叫粮食局了！”这位民警听到这里，心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热泪夺眶而出……
压力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如果说人民的期盼使你感到责任如山，那么来自领导层的电话、批示又使你觉得语重千钧，四面八方要求“帮助”和“支援”的请愿更让你感到千夫所指，羞愧难当。古人云，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人民警察的荣誉不完全属于自己，是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党和政府的威信的集中体现。侦破“12·9”大案，没有“大概”、“可能”、“试试看”之说，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郑州警方在重重压力下挺直了脊梁，不少同志擦去羞辱的眼泪，发誓：“不破‘12·9’，回家卖红薯！”“‘猫’就是要捉‘耗子’，公安局不是粮食局！”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是全国的交通、通讯枢纽，流动人口多，社情复杂，曾一度被犯罪分子视为能发大财的理想之地，进有门，隐有所，逃有路，所以在这里玩火作案的比较集中。大家还围绕着郑州市这些年来发生的系列抢劫银行的案件进行讨论，进一步明白了这类案件的特殊性，社会对其的敏感性。他们在交流体会时议论说，一般说来，银行的保卫措施应是最严密的，银行都能抢，家庭和一般公共场合更谈不上设防。从某种程度上讲，银行安全体现了社会安全的“度”，所以素称银行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底线。银行案件无大小，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这类案件对社会民众的安全心理造成了一次次破坏，它打破了社会的安宁，使民众缺少安全感。“12·9”大案是雪上加霜，若再不及时破案，就势必再次强化和巩固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久侦不破，恶性循环，后患无穷。这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敲山镇虎，虎不惊；调虎离山，虎不离。面对大奸似憨、老谋深算、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以张书海为首的犯罪团伙，郑州警方及时调整思路，打破常规，创造性地进行探索，采用“严、高、快、实”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坚韧不拔地在群楼广厦浩如崇山峻岭的大都市中探明“虎”穴“狼”踪，锲而不舍地从茫茫人海中捞出针来。
“12·9”案件发生后，郑州警方立即采取了六项措施：一是立即封闭中心现场及周围地区；二是向全市公安民警通报案情，部署巡警、交警、武警、各分局立即按照郑州市公安局处置突发事件预案的要求，在郑州市各主要路口、出入市口和六县（市）主要道路、路口设卡堵截，盘查可疑车辆和人员；三是立即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黄河大桥及出入郑州市的主要通道设卡盘查；四是组织专案民警对现场及其周围进行调查访问，迅速查清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逃跑路线；五是全市拉网式清查，重点对中小旅社、公共复杂场所、私房租赁户、医院逐一彻底清查；六是全市民警停止一切休假，立即投入到侦破“12·9”的案件中去。全市1万多民警立即行动，迅速向各战斗岗位集结，投入战斗。
全员上岗、万人排查的行动，车辚辚，马萧萧，声势浩大，确实有震慑力，但对付善于伪装、一肚子鬼主意的张书海一伙，光靠这一招还不灵。专案人员意识到，飓风的力量相当大，摧枯拉朽，草飞石走，可吹不动深埋在土层中的顽石。功夫必须下在飓风之后。郑州市公安局党委果断提出要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落实“严、高、快、实”四字方针：严，即对自己要求要严，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责任制，严格奖惩措施，任何人不准离岗，不准参加任何形式的酒席；高，工作的标准要高，质量要高，不准马虎应付，避免犯“一人马虎，全盘皆输”的错误；快，以速为贵，以疾为奇，说干就快干，不给犯罪分子喘息的机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排查时逐人见面，逐物见面，一人不少，一物不漏，把所有的问号变句号，不存侥幸心理，不留死角，尤其是不得虚报战果，不准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市局党委还提出“一万减一等于零”、“犯罪分子就在我辖区”的口号，要求大家高度警觉，高度负责，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按照“12·9”案件侦破工作的总体侦破思路，郑州警方在全警动员、全民发动的基础上，多策并举，整体推进。专案指挥部先后向全市和全省印制发放《侦破“12·9”案件宣传提纲》25万份，《“12·9”案件排查提纲》5万份，“12·9”案件《人像辨认要求》20万份，现场录像光盘10万盘，并公开悬赏50万元，重奖破案有功人员和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人员。根据专案指挥部确定的重点范围，按照《排查提纲》的要求，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7个方面的排查工作：一是排查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寄住人口中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1970年至1977年转业、复员军人或被部队除名、判刑、劳教释放的人员。二是排查有爆破作业、爆破训练经历的人员；能接触到纸拉火管、铜壳火雷管、导火索的人员。先后在全市排查有关人员25万人。三是排查其住处安装有“灵贵牌”榉木球型门锁。基本查清了624把该门锁在河南及郑州的销售渠道和范围。四是排查有私藏猎枪的嫌疑或有狩猎、炸鱼等嗜好人员。先后调查涉枪人员1.5万人。五是排查“12·9”案件发生后，无正当理由去向不明的人员。六是对全市1990年以来涉爆、涉枪、涉抢案件犯罪嫌疑人进行梳理排队，调查是否有与“12·9”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使用的作案工具、物品相一致的人员。七是排查与“12·9”案件现场录像光盘上4名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近似的人员，特别是与宣传光盘中1号犯罪嫌疑人一致的人员。
按照专案指挥部的部署，全市10000名民警立即投入排查工作。从局直机关和各分、县（市）局抽调500名民警加强对重点区域的排查。管城分局、二七分局分别成立了“12·9”案件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参加专案工作。其它各分、县（市）局牢固树立“犯罪分子就在我辖区”的思想，坚持一切工作为“12·9”案件让路的方针，全警动员，开展排查工作。全体参战民警人手一份《排查提纲》，分区分片，责任到人，对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逐户逐人见面，从体貌特征、作案时间及各种物证的交叉上予以排除，对重点嫌疑人员一律提取血样和指纹进行比对。
排查中，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加之部分市民对排查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一些房屋长期无人居住或多次转租，使排查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广大参战民警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求得配合和支持。对于长期不在家，流窜在外的人员，从多种渠道进行调查核实，并通过邻里互访，互相印证。对于一些白天不在家的人员，专案民警根据居民上、下班规律，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进行排查。经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截止2001年5月底，全市共排查常住人口450余万人，暂住人口190余万人，摸排线索3500余条。
被人们比喻为“挖地三尺”般的排查，按理说，连只苍蝇也难以逃出郑州警方的视线。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中旬，专案侦查人员就来到了张书海一伙藏身的楼下，如果主动性再强点上楼详查细问，那时张书海一伙就露了马脚，走脱不了。但遗憾的是，由于少数民警疏忽大意，只差几步，就让张书海一伙成了漏网之鱼。可是，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郑州市警方认真地查出了工作中的漏洞，深刻地总结了工作棚架的教训，加强纪律，从严治警，及时地纠正了少数民警责任心不够强的倾向。市局党委再次强调，对重点区域的排查，几遍不行，就查它个几十遍，要查清，查透，查个底朝天，查个水落石出。无论从谁的手指缝里漏掉一个可疑线索，都要严加追究。作为排查重点的绿城花园，再次引起专案指挥部的高度关注。一条粗大的绳索正朝张书海一伙的脖子上套来。侦查员们断言，这时候，张书海一伙已成了网中之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