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天，舒红没有将脚放在我凳子后面的档上。我并没有十分期望她这样做，也并不知这会导致什么，甚至连这些都没仔细想过。也许只是感到它们本来习惯于放在那里，而当没有放在那里时，心里多少有点恍恍惚惚。这可能有点像美国人，他们习惯于借别国的债而生活，当中国不买他们的国债时，他们的福利生活多少有点恍恍惚惚。
直到那初中男性同学再来找我，我领他在教室里露了一次面，这种局面才改变回来。那次我怀着乱糟糟的心情，疲惫地走回教室，却看到舒红眼里快活的光。她在跟同位开一个玩笑或是说一个笑话，两个人各分一半笑声。我刚坐下不久，突然就觉察到它们又飞来了。我敢肯定这双脚不是随随便便放下的，它有选择。一般来说，假若你为了休息或方便的原因，把脚放在前面那人凳子的档上，你绝不会把双脚一齐去放上，而是先放一只再放一只。而舒红的脚总是同时落在那档上。我在以后的许多次机会里，都试过把双脚同样放法，每一次试的时候，我就想，舒红是个很细腻很细心的人。她用细节说话。这等同于秘密电码。不能破译密码的人是不能同她对话的。
这双脚像一对鸟儿，一起栖息在我的凳子档上，在那里筑了家。我以前起立的时候，总是把凳子往后一撤，正如火箭上天起飞前，总是把大地努力一蹬；或者正如某些人的升迁，总是把同僚狠劲一蹬，踩着人家脑袋往上爬。现在我却不敢用力了。我要外出，总要先对同位说上几句话，说“该歇一歇了”或“到出去的时间了”，要不就伸个懒腰或慢腾腾地合上课本，合上钢笔帽，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那对鸟儿或哑巴蝉“我要出去了，我得把凳子往后挪挪了”。好比一种含蓄的广而告之。而我挪凳子的时候，也总没出过什么麻烦。
大雪飘飘而下，这是胶东半岛第一场“阳春白雪”。
我病了，脑袋晕乎乎地发胀，咳嗽，觉得自己的肠胃就要吐出来了。流行性感冒吗？我感到虚汗淋淋。小个子的万修波风风火火跑来摸摸我的手，冰凉；摸摸我的脸，滚热。他说我仿佛把脸伸到火炉旁烤火而双手忘在窗外一样。他不知道我身上也是热一阵冷一阵，像是一会儿在火炉旁，一会儿又跑到冰天雪地的门外去一样。
万修波建议我回家，我说不必；他又让我回宿舍，我说再等会。那时再有几分钟就要吃晚饭了，我想我还是能坚持到那个时间。万修波听我这么说，先跑出教室，打饭去了，我在刚刚趴到桌上时，试出凳子后档上那双鸟儿又飞来了，这次它们破例地动了动，像是在安顿，又像是在用力，我的双脚是停在凳下的，那两只鸟儿中的一只不小心触到了我的脚。我的脚下意识地向前一挪，我也能觉出她的脚在这同时也往后一缩。这是半秒钟的事。世界上时空无限，造物者创造这个世界可以万年、亿年为单位计时，半秒钟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我忘不了这个半秒钟。在那个下雪天，在我得了重感冒的时候，在万修波跑出去不久。
晚饭后，百无聊赖。我翻看以前的笔记本，翻到“交朋友”一节。这是一种简易的算命办法，不知从哪儿摘录的。我一阵机灵，想给自己算一下命。
找来一张白纸，分成几小块，又做成十八个纸条，写上十八个名字，九个男的，九个女的，然后把它们团成纸团，混杂在一起放在手里晃，晃几下便往桌上一撒，从中取一个纸团打开，并依次这样做下去，一直把纸团顺次打开，再和笔记上列的十八种态度一一对照，“命”就算出来了。
算的结果令我很满意，这种满意甚至又使我相信算命有时是很准确的。按照笔记本上所说的，舒红是“永远和我在一起”的人，朱平是“关心我的人”，丁鹏是“你最可靠的朋友”，万修波“对我忠心耿耿”，杨瑞明“和我交情一般”。我手舞足蹈，又歌又笑，把打水归来的万修波吓了一大跳，以为我神经错乱。我不在意他的打趣，只感到很满足。我甚至立刻想象到舒红对着我幸福地微笑。“永远和我在一起”，不就意味着我们要永不分离，我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忧乐向她诉说了吗？
年轻人的心啊，从来就是那样单纯。晚自习时我便开始给舒红写信。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写信如同聊天；在我当时心目中，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而是正常的交往。我只是想找人交流一下对人生的看法，找一个与我心气相通的人，找一个灵秀的人。我写那封信的速度比那天大雪纷纷而下的速度还快。万修波大感惊奇，说我写信像我的名字一样——“像风一样快”。我没力气说什么，我在心里说：那是因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掩饰和虚假。
我不知道的是：如何给舒红送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