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大陆了吗？”晚饭时，杨瑞明端着饭盒以及他的发现，来到我这边。
“没有。”我有点明白校园哥伦布要谈些什么了。周六那天，我就发现舒红的发型奇怪地改变了，原来有些土气的小辫子不见了，代而替之的是运动头，像风靡当时的《排球女将》上的小鹿纯子一样。同行的刘秉树说舒红性格变了，说她在他们那个初中时是个很活泼调皮的野丫头，他推论说舒红变“深沉”了。
当一个人怀有不为人知的使命、责任或秘密时，他就会变“深沉”。舒红怀有的是什么呢？
哥伦布扒了几口饭。
“看见了吗？”他悄悄地说，“舒红削头了。”他说到这儿，并没停下来让我回答，自己接着评论说，“她真好看。”恰如从来就有的一种评论家，总是自己拟定文本，又据此得出自以为是的真理一般。
“好看什么！一般。”我假装不耐烦地说，内心里倒有点真的想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
“敢说！”评论家瞪圆了眼睛，甚至略有点撒娇的意思。
“抢了抢了。”万修波在一旁早不客气了，他用匙子来挑杨瑞明的菜吃，且先作大嚼大咽样，结果还没等我们笑，他自己却先笑起来了。
杨瑞明急忙护住自己的饭盒，万修波频频进攻，造成后方空虚，杨瑞明围魏救赵，转而去抢万修波的菜，万修波大吵大闹，作势要杀杨瑞明，煞是滑稽。
这样，到饭菜吃到末了时，一直猴在我和万修波那里的评论家才又挤出一句话：“她很像我原先一位同学。”
“是吗？”我心不在焉，心里却一下子明白他心底的奥秘。
晚上，杨瑞明依然来我这儿，不断地找借口，一会儿要报纸，一会儿要本子，要不就拿我桌上的东西把玩，身子就亘在我和舒红之间的边际上，不由地让我联想起克什米尔那块让中印烦恼的土地。由于他站着，我坐着，他居高临下扫视的目光使我不能忍受。他说话时声音故意很大，像台调不准的收音机。他夸张地笑。我觉得自己像剑，像火药，片刻就要刺杀和燃放。然而这大火药桶只是在心里升温罢了，长剑也只戳着自己的胃肠。我悲愤地在心里骂了许多“奶奶娘”，就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雷军长一样，也在心里甩了好几次军帽。
杨瑞明根本不知我心里有剑与火药，还能甩帽子，他像块超级糨糊一样，站在我的桌旁就不走了。一会儿说我脸色白了，一会儿又说天气真好。没有人理他。过不几分钟，他又说快吃饭了。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我的剑与火药依然在肚子里，帽子也没从口中甩出来。
下了晚自习，舒红走了，杨瑞明走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了，门外嘈杂声不断传来，我觉得有点冷，抬头见门是开着的。
走过去往走廊里瞅了瞅，两三人正走出西边出口，我掩紧了门，我想两三分钟内不会有人来。
舒红真是细心。她的桌面上放着几样东西：打开而又扣着的历史课本，成45度角斜放的钢笔，还有一个三角板。我刚要忍不住去打开她的桌凳，却突然发现了什么，近视眼发出光芒：她桌凳上的锁斜挂在壁扣上。我像个警官一样，对这高超的锁凳技术报以轻轻点头；又像个小偷，因窥测到主人家的心态而狡猾地一笑。舒红制造了这样一个看似散漫、毫不在乎什么的假象，实际上一切都暗藏心计。我若开凳，必将牵动全部，而她也会在打开桌凳之前，就明白它已被人打开过了。
我小心地打开这个桌凳，像哪部电影上医务人员从伤病员脑颅里取子弹一样细心。
桌凳里面的书籍笔记本井井有条，我借给她的那本《红楼梦》（上）赫然立在丛书的最外边。我把装了信的信封放在她所有的笔记本和课本上面。关闭桌凳，斜挂上锁，摆好桌面上的物什。
仿佛一切未曾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