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46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一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他即兼程回国，途中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小作停留，想筹措一些经费，却分文未获。中经香港，他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有人问孙带回来多少饷和枪炮，孙笑着说：“余一钱不名也，只带得革命精神回来。”四天后，革命军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进行临时总统选举，孙以16票当选。新年元旦，按旧历为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十时许，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在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的欢呼声中，孙文就任临时总统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
武昌起义也给了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机会。三年前，这个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领直隶总督已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开缺回籍。从刀口下侥幸捡得一命的袁世凯在老家河南彰德赋闲，自詡“洹上钓叟”，以一副万事不挂心的逍遥者姿态保命，但他警觉的眼睛没有一刻合上过，并通过效忠于他的北洋六镇遥控着时局。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诏授袁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讨价还价，拿到了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的大权，又拜命组阁，才准许北洋第一、二军开赴武汉前线。他知道大清气数已尽，而武昌的革命党人是棋局上的一个眼，他要做活这个眼，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故对革命党人的策略，是养而不剿，作为熟读历代谋略的政治强人，兔死狗烹的例子他见得太多了。
养敌自重，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这就是袁世凯的基本策略。这套把戏他玩得炉火纯青，不仅清迁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迅速就范，革命党阵营中也普遍有这么一种舆论，革命的成败关键，取决于袁的态度，如果硬逼着袁成了曾国藩或李鸿章，革命就没有多少希望。孙文就任临时总统之前，南方的革命军已与袁达成了一项默契，只要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就可推举为临时总统。当其时也，南方北方，一直不雨不晴地谈着，北方的全权代表，是袁的老朋友兼老搭档、“总理大臣”唐绍仪，南方革命军全权代表是伍廷芳，一对老朋友。
和议地点，先是在汉口，后来迁到上海。伍廷芳提出和谈的前提是北方得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唐绍仪请示于袁，建议不宜拒绝南方的要求，袁出于借手革命军迫清帝退位的打算，同意了此项建议。但唐、伍达成的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方法，却引起了袁的不满。南方革命军占领的14省，北方清廷治下8省，每省各派代表3人，组成国民会议，14对8，袁认为不待国民会议召开就决定了北方处于绝对劣势。袁打电报声明此项协议无效，并撤销了唐的全权代表。
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孙文随即履行他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举袁继任。他的条件是，临时政府须设于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受任，且需遵守临时约法。孙以临时政府的名义派出了蔡元培、汪精卫等五人为迎袁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就职，但袁认为这是南方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不想到南京来当个空头总统。当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时，北京城里发生了一场真假莫辨的兵变。据说袁的直属护卫队也参与了抢劫。专使团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担心袁一离开北方真的发生大规模兵变，恐断送共和事业，就不再坚持要袁南下。袁终于如愿在北京宣誓就职，随即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临时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就是所谓南北统一的实现。南北议和成文后，曾被派为北方总代表的唐绍仪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德刚曾胪列过袁政府及唐氏内阁最早的人事架构，并一一注明当事人年岁。年龄最大者袁世凯53岁，最小者宋教仁30岁，大多皆是四十前后的少壮派：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基城人，53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48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52岁；
外交总长：陆徵祥，字子欣，上海人，41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53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47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河南凤凰人，42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31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44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30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36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35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36岁。
这些都是顾维钧来到北京之前发生的事，年轻人只知道民国出世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哪知道有那么多曲里拐弯。
新政府刚刚成立，名义上按共和体制基本原则进行改革，底下却是暗潮涌动。共和是新事，并无成例可循，领袖人物虽有良好愿望，但不知如何着手，也在暗中摸索。对于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大家也都在拭目以待。就在此时，先天孱弱的唐内阁倒台了。
唐绍仪早年是容闳率往美国的第三批留学幼童之一，1874年到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这批最早的留学生是一锅夹生米饭，因保守势力的作梗，嫌这批留学生过于西化，学业未竟就被召回了国，回国后的境遇也普遍不太好。唐洞悉外务，精明强干，回国后逐渐成为了时任军机大臣袁世凯的心腹，是这批留美学生中官运最好的。袁以“总理朝鲜通商事宜”的官衔驻扎汉城时，他即在当地担任海关和领事的职务，袁扶摇直上，1900年后，实授直隶总督，他也官至天津海关道，迨袁内任军机大臣，他便任邮传部左侍郎、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集外交、铁路、电信、税务各种办事权于一身，成为京朝显宦。
据唐绍仪的下属说，唐是个美国通，洞悉外界事务，又自认为对于北方的政情了解颇深，跟袁的交情不错，南方革命党人对他也颇信任，因此自以为在南北间可以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居间缓冲。政府由他组阁，自然不甘心只做袁的附庸。袁是武人出身，从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起家，创练新军，出任直隶总督，是个崇尚强权的实干家，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有时看上去似乎也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思想，但这些只是出于他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骨子里还是旧派人物那一套。这两个多年老兄弟同跻高位，又都系干练、个性坚强之人，一碰到具体事务，自不免意见相左，随时要发生冲突了。
有一位部长级的官员证实，唐开始组织内阁时，根据《临时约法》，内阁应向国会负责，袁却以一副老官僚的口气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一切可以商量，总统内阁，相辅而行，不分彼此。”思想冲突既开，唐绍仪势难与袁一个鼻孔出气。袁的左右有对唐不满的，就挑拨说，唐与孙文是同乡，又走得近，挟南方革命党自重，似乎别有所图。唐开始以为袁不会被这些没见识的人蒙蔽，但有一次谈完了事，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这才明白，老大真的对自己存有芥蒂了。
他那个内阁其实也是指挥不动的。内务总长赵秉钧直接听命于袁，很少出席国务会议，遇到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袁请示。财务总长熊希龄也不是善茬。孙文辞去临时总统职后，南京政府机关须迁移北上，又要大幅裁军，度支吃紧，唐南下接收时，除了携带四国银行团垫付的三千五百万两白银，又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了100万英镑作为遣散军队的费用。这本是内阁完全可以做主的事，却不料惹怒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也使袁唐关系更形恶化。熊希龄也在国务会议上跟他拍了桌子，责怪内阁总理不该侵犯他的职权。
顾维钧初到北京时，那天唐绍仪带着他第一次去见袁，他们争吵的直隶都督的任命问题，是直接导致唐内阁倒台的一道催命符。
直隶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再加直隶都督与中央关系密切，权重位尊，各方政治势力都盯得很紧。直隶谘议局推荐曾任广西巡抚的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曾请示袁世凯，后者口头同意。于是唐发电报让王芝祥北上就任。不料当王芝祥到京后，袁却改了主意，借口手下的直隶军人通电反对王芝祥任都督，拒绝委任。因直隶是袁的起家之地，他在小站练过新军不说，该省官员如海关、税务、盐务及地方道台、知县都是他的亲信，他不想在卧榻之旁来一个与南方革命党人走得过近的军人，想要另行委派一个心腹来担任这个要职。争吵越来越烈，竟至无法调和，于是未经国务院依法副署，袁就把王芝祥委任为南方宣慰使，打发到南京去了。这一下，不只唐绍仪面上无光，谘议局和《临时约法》也是形同虚设，民国政府法制可谓荡然无存，唐只得递上辞呈，总统也未感意外。
照例，总统应予以挽留，即便是惺惺作态，但袁连稍微的客气一下也没有，就好像他根本就没有收到唐的辞职书。6月15日，唐未及辞呈批准就微服离京溜到了天津。有人责怪唐“不忍小忿”，他也懒得解释什么。他实在是厌倦了这种争吵，伤了老兄弟多年感情不说，还于事无补。十几天后，已经到了6月27日，总统府的准辞电文才到天津，那时候唐绍仪已经做了十几天寓公了。他明白，他和袁，就此已经一刀两断。
总理出走，宋教仁、蔡元培等四个同盟会阁员也连带辞职。袁假意挽留：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阁员们回答：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准我们辞职。
民国首任内阁不到三个月就骤然垮台，顾维钧沮丧莫名，也有些震惊。四十多年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向夏连荫小姐口述自己的一生时，他回忆曾和袁世凯在这年秋天有过一次谈话，斯时尘埃落定，由今视昔，过去身在局中时模糊着的历史面目全都清晰了起来，他得出的结论是：袁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他根本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政体优越。他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一方面。他就像一辆腐朽的老车，做了大总统不够，还要做皇帝，向着旧制度的辙道上快速滑过去，谁都拉不住。
我记得1912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自然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共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我接着说，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赃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