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进北京站，顾维钧看到月台上已有唐绍仪派来的三位秘书候着。这次从美国回国，他是转道欧洲，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行李有好多件，三个年轻人大包小包提得颇为吃重。马车驶到城东北角贵胄学堂里的国务院，一个秘书进去通报，不一会出来说，唐总理不在，到总统府去了。他被安顿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住下。秘书临走时告诉他，安排好了拜见唐总理的日程，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次日早晨，他得到通知，唐绍仪将在下午四点过来，带他一起去谒见袁大总统。他与唐绍仪相识于四年前，那一年（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结盟等使命，在一次使团招待在美留学生的宴会上，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顾维钧被推举致答谢词。年轻人敏捷的思路与一口熟练的美式英语让唐绍仪大起惜才之心，得知他的字和自己一样都是“少川”，唐绍仪更是对之瞩目良久。此次顾维钧来北京，正是唐绍仪向袁世凯引荐回国效力的。唐绍仪是前辈，又是他的保荐人，按理是他先去拜访才对，没想到唐绍仪倒先过来看他了，这不免让他有些惶恐。
下午将近四点，还没有车子来接，他有点急了，下到大堂里，正向饭店经理打听怎么去国务院，有仆役来报，说唐总理已到饭店门口，他慌忙迎出去。唐绍仪在饭店客厅只停留了五分钟，说正要去见大总统，顺路也带他前去引见。于是他坐上唐的马车，一同前往总统府。
进入总统府时，他有意落后了唐绍仪两三步。走过长长的走廊时，他忽感异样，余光瞥见几个工作人员相互做怪脸，其中一个指着走过去的唐的影子低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总统啦。”
袁世凯接见他们是在中南海内一间很宽大的办公室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第一印象是，此人坚强、有魄力，谁一见着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的天生的领袖人物。
总统和总理颇为亲热，彼此称兄道弟。唐称袁“总统先生”，或者“老兄”，袁则称唐为“老弟”。这让熟悉美国式民主政治的顾维钧多少感到些不适。但一想到这两位大佬是多年搭档，早年还是拜把兄弟，他也就释然了。
唐绍仪说，这是奉总统之命刚从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法学和外交学的双料博士。顾维钧赶紧鞠躬致礼。袁浅浅还了一礼，示意他坐在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则落座在袁世凯右边的椅子上。接着他们开始谈事，也没有让眼前这个年轻人避开。顾维钧听得他们在谈的是委派何人担任直隶总督的事。他不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只是静静听着。其间，两人都激动了起来，大声争论着什么，也没有一个结果。那时候他们好像才发觉，办公室里还坐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最后在谈到顾维钧的使用问题时，他们又争开了。唐绍仪说，这个年轻人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国务院的秘书。袁世凯听到这话，声调又高了上去，“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绍仪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对于因自己引发的争执，顾维钧明白，总统和总理所发生的只是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而且这故作的争执，好似在为刚才的不快加一点润滑剂。所以，他一直恭恭敬敬地保持着沉默。最后，总统同意了总理提出的让他“两头跑”的折中办法，出任两府大秘，既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也兼国务院秘书。
此时是1912年4月的北京，柳芽初绽，杨花不飞，空气尚有些凉意。清帝逊位已两月，南北和议甫成，新政府正百废待兴，剪发易服，即为其一端。刚到北京的顾维钧，灵敏的鼻子已经觉察着了民国的新气象。街市上的理发店、裁缝店乃至皮鞋匠，一下子生意红火得不得了。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梳洗剪短的头发，索性剃成了光头，一眼望去，红尘通衢如同佛寺一般，也是民国一景。但也有些男人仍梳长辫，颇有古风地躬身屈膝，相互致礼。女人大多穿过膝的大褂，上层人家的则穿旗袍，外套坎肩，肩下一排纽扣。饶是如此，还是有一些南方来的新派人士，穿着剪裁不十分标准的西服，在古都的市尘中出没。政府在街头贴出的公告，是新旧二历混用。这使他感到，这个国家就像日光照耀下的大屋，阴影部分的旧事物正逐渐退场，现代的新事物正在渐次变得明亮，呈现出从旧体制进入新纪元的过渡色。
这次会见后不久，顾维钧搬进了国务院去住，不几日，有正式命令下达，委任他和其他七人为总理秘书。他的同事几乎都是科举出身，年纪也要比他大许多，二十几岁刚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只他一人。民国刚成立，一切都在开张中，国务院的规章制度也还在拟订中，他的工作分工，上头说尚不是太清楚，大抵是负责总理与外国政府、友人和外国官方的一切来往函电。
工作很清闲，要处理的大多是总理与外国政府中友人的半官方或私人函件，一些年纪大的同事工作量却很大。他找唐总理说，有别的工作可以叫他来做，因为有的是时间。唐总理说：“别太顾虑你的工作，你只是刚刚开始官场生涯呢，除了办公室的事务，你更应该注意一些别的东西。”
别的什么东西？总理不明说，他也不好直接问。唐总理建议他，不妨多和年轻的同事出去走走，看看北京城，多了解了解北京的生活。
“曾广让管总务，可以安排车子。今天下午有一个聚会，我女儿宝玥也参加，你和他们一起去逛逛吧。”
下午的聚会大多是新政府里的一些年轻人和官员子弟。有些也和他一样，刚从美国或欧洲留学回来。开着车，逛了京城几处景点，最后还举行了野餐会。这是他第二次看见唐总理的女儿唐宝玥，有个漂亮的英文名字叫May。之前，他在总理府的时候偶然遇见过一次唐小姐，交谈过几句，感觉此女色不甚美，到底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女子，气质优雅，落落大方，私下很是心仪。
唐小姐没有长住北京，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把家人安顿在天津的寓所里，她是特地过来看父亲的。唐绍仪忙于公务，抽不出时间来陪女儿，安排这次野餐会的目的，就是想找几个年轻人陪女儿逛逛北京城。唐宝玥要赶回天津的火车，野餐会开到中途，就被总理府的车子接走了。年轻人没来得及和她攀谈，不免有些怅怅。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似乎让他有些明白过来，唐总理提醒的“别的东西”是什么。
临时政府开张，度支吃紧，处处都要用钱，大家都兴兴头头想找点事来做，国务院里几个年轻人撺掇着成立一个委员会，发动各省爱国捐。
委员会负责起草征收爱国捐的法令并整理各省对此的意见和建议，初稿是年纪最大的秘书许宝蘅起草的，顾维钧也参与了。不久，各省都督的回文都到了，清一色用电报拍来。最长的电文是直隶总督拍来的，足足五六千字，译码都花费了好半天。
直隶总督府就在天津，从天津写封信，迟至第二天就能收到，如派专人，当天傍晚就能到达北京。顾维钧想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效率也低下。
年长的同事指点他说：这样的事稀松平常得很，官场中，一般信件，不论事情多么重要，不像电报那样引人注意，所以为了提请对方重视，地方大员们的一般做法就是打电报。还有一个原因，拍官电，省方不用付现款，通常是记账，账逐年增加，从来无人催讨，因为电报局也是国家的。所以发报人和收报人就是隔一条马路又咋的，该拍电报还是拍电报。
初次接触官场，这样的小事已足以使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惊讶。他想唐总理沉浮官场多年，他说得没错，官场另有奥秘。
时日一久，顾维钧发现北京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首都的空气与前清没有多大区别，总统府的秘书处以及总统身边的人，老同事、老朋友或者老搭档，在他看来都是旧派人物。他们穿着老式的服装，袖子长得把手遮起来，许多人还蓄着学究气的老长的指甲，以示斯文。他们也好像都是有学问的，其中有两个还是前清的状元。也有人上班来时穿上了西式的礼服，却因春寒未褪，里面穿上狐皮衬里，再罩以直条纹的呢裤子，头上配一顶鸭舌帽，不伦不类得真让人别扭。公文呈式、来往函电也都是老一套，唯一变化的是称呼和日期。年轻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觉得自己走到哪都是个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