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派出所，迎面就遇到前一天见过的那个胖警察，他也认出我来，笑着问，你舅妈怎么样了？我说，挺好的。他哦了一声，问，那你今天过来，有事？听他这么一问，我心里就有种说来话长的感觉。我说，其实还真有点事。胖警察笑，说，你说吧，只要别站大街喊口号，其他的都可以想办法。我说，我舅妈想见一个人。胖警察问，谁？我说，她叫张金莲。胖警察反问，这人是谁？我说，我舅妈说，这个女的是大老板的外甥女，这次她跟着大老板一起来了。胖警察疑惑地看着我，反问，大老板的外甥女？我点头，说，是啊，昨天我舅妈闹事，就为了见这个人。
舅妈跟我说，莲子的大名叫张金莲。她真的是大老板的外甥女，革命来了以后，张金莲他们家没有跟着大老板去香港。我问，为什么？舅妈说，因为莲子的爸爸是最好的酿酒师，他离开了，酒厂就要关门。再说他自己也舍不得那些原酿酒。我冷笑，问，留下来？那还有他的好吗？在我有些的印象里，所有和旧社会有关的东西都会被“文化大革命”摧毁，包括肉体。舅妈笑了，说，留下来有什么不好？他有手艺，那时候是讲手艺的，绿酒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得靠好手艺人。我点头。舅妈说，再说了，这里是小地方，大家都熟得跟一家人一样，谁还不知道谁呢。
舅妈说，莲子和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小城孩子，还有你爸爸、你妈妈，都在一所人民小学读书，哦，你不会知道人民小学，现在改叫二小了。舅妈说，莲子学习不好，人又瘦小，穿得也邋遢，大家都欺负她，我们几个人里，只有你爸爸帮着她。舅妈说这话时看着我，我脸上的表情应该是冷淡的，那个人在我印象里只是黑白照片里的模样。
舅妈说，莲子为了讨好你爸爸，做过很多出人预料的事。
我其实并不关心舅妈说的事，我只是担心她的身体。我打断她的絮絮叨叨，说，这些事我不爱听，反正你不能再去闹事了。舅妈还沉浸在回忆里，好半天才说，我不是闹事，只是想见莲子。我说，这不可能！人家是大老板，来咱这个小地方，周围那么多警察保护着，怎么会让你靠近？舅妈说，我必须见到她，谁也拦不住我！
舅妈的执拗让我无言以对，我犹豫了好半天，才说，那好吧，我去帮你联系。舅妈笑了，她笑得那么开心，笑得我都有点心疼了。在我的印象里，舅妈总是苦着一张脸。
我对胖警察说，我舅妈就这么一个愿望，她喊口号也为了这个。胖警察听完我的话，脸上的表情有些哭笑不得。他说，这个事有点难。我问，怎么难？胖警察拉着我到派出所门口，外面阳光灿烂，街上热得连条野狗都看不到。
胖警察用手抹抹脸上的汗水，吐口粗气，慢吞吞地跟我说，这次接待大老板的是省里的领导，这一路上来了谁、怎么安排，都由省里安排。顿了一下，胖警察指点着派出所的牌子，说，你看到了，我这里是幸福路派出所，我呢，只是这个小派出所的所长，我能知道多少大老板的情况？还不和你一样？胖警察的语气里透着无奈。可我没有被他的话打动，我说，那也不一样，你毕竟是警察，你总还有同事吧，总还有省公安厅的朋友吧，最少你可以帮我打听一下，这张金莲到底来了没有。胖警察吃惊地看着我，说，闹了半天，你还不确定张金莲过来了？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他笑了，说，我看还是算了吧，她来了又怎么样？人家现在是大老板的亲戚，你舅妈呢，就是一个炸洋芋饼的老太太，这差距也太大了。
胖警察见我不说话，兀自伸了个懒腰，说，这几天累死了！他转身看着我，说，我看上去是比你有点权力，可你要知道，我跟你一样，只能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顿了一下，他用教训我的口气道，人啊，不能总觉得自己的事很重要，那不行！
或许就是他这话激怒了我。我说，你这话不对，自己的事不重要，什么事重要？听我这样说，胖警察一时没反应过来。他看着我问，那你想怎么样？我说，我就想找到张金莲。胖警察也不耐烦了，问，你想怎么找？我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你帮我！你一定有办法。他愣了一下，接着大笑。
第二天我又去了派出所，没有找到胖警察，我跟外勤要了他的手机，打过去，胖警察一听我的声音就烦躁起来，说，小子，你怎么那么闲啊，你知道我一天接多少个报案吗？我这个月下了三十八次现场！我哪有那个闲工夫陪你？说完他挂断了电话。我再打，他却不接了。
从幸福路派出所出来，我心里一点不幸福。
太阳很大，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懒散地走着。我拿不准要去哪里，只是顺着东风路一直走，走到一半，我才发现心里想去的地方是神州大酒店，就是大老板住的那个小城里最豪华的三星级酒店。
酒店门口停满了警车，进出的每个人都要被检查身份。我在酒店外面走了几个来回，就有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挡住我的去路，他问我在这里转悠什么？他操着很难听的普通话，一听就不是小城人。我没说话，转头就走，他又追问了一句，我却不想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