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阎连科虽是同乡却不熟，仅记得1999年暮秋，在河南新乡小冀召开的“中原论坛”讨论会上见过一面。我们当时是作为河南省籍在省外工作的作家回去参加这次会议。
北方的深秋，寒意已经十分明显。迎面走来的阎连科，中等个头，面相老成，身架敦实。他穿得厚厚囊囊，不甚利落，整个给人很沉的感觉。他的表情，也不机敏，显得沉郁和拙笨。当他站定那里时，透过树隙，花花搭搭的光线照着他。他厚沉得有些像岩石，但不那么尖硬、冷冽。沉默中，他的身后，是苍凉而古老的中原乡村。白天的天空依旧湛蓝，却是可以感觉到当阳光隐去以后，残缺的夜色，移动的影子，晃动的是难眠的悲哀。
我们开会时坐在了一排，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不擅言辞，但在写作中，他才可以翱翔于九天之上，生死轮回，古今穿越，自由自在。我和他没怎么多说话，但相信心灵深处有沟通。
其实我在这年年初，看过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随后我写了厚厚的阅读札记。却是总没有找到题旨性的东西把它结构出来，无法让文字成型。在会上我没有与他谈到自己所写的这摞札记。该说什么？我的思考还达不到对贫穷而苦难命运的穿透性理解，也欠缺痛彻之中的悲悯情怀。我虽然出生河南，但从小生活在古城开封，我对河南乡村的理解仍是隔膜。不仅如此，后来学会研习的多是西方文化与哲学，满脑袋想的都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迦达默尔的现象学等等，想要做的往往是所谓拔擢当下，致高于清幽渺远的超验世界。这似乎是故意去对乡野世界和根部形态遗忘，有满口的书生腔调。
一个人在没有上到一定段位时，确实体会不了民间更深层的东西。而眼前这个肩膀沉耷耷的同乡，心里则装有太多压人的东西；那些苦难、哀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即使已经从一个农家孩子通过入伍提干，然后又当了作家；他似乎已卷腾了出来，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可他每天仍然看到的是村庄的皮肤上，被划出淋淋的鲜血；土地的褶皱里，藏匿的是惨烈故事的质料。
阎连科坐在会场，很认真地在听别人的发言。我不知道他在听什么，想什么。我只是觉得，看了他所写的文字，再看别的，发现什么都显得很轻了。我甚至会感觉到，自己迷醉于的奢侈话题，都有些显得无聊了。当然，他不会对别人的写作这么想，他不会要求别人和他一样苦难着。他一定会想，如果人们脸上的苦纹展开了笑靥，能吃饱，能穿暖，能活过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了，还写那些劳什子做甚？本不该用千百万人的苦难做素材，去玉成那擅长书写的文学家。但是，一切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正如同无比轭重的车辙已深深碾过泥泞的土地，并狠狠嵌勒进了民族的记忆以后，凡事就都躲不过去了，如果你碰巧是个作家，良心逼使你只有讲述出来才会安心些。
远远打量着他，这个人，他携带太多悲怆，唯有写作，才可以稀释那浓得化不开的辛酸如焚的黑色情绪。他如果不写作，就毁了，因为他多敏易感，因为他对乡村、农人那深渊般受活的疼痛。
时隔十几年，我开始整理自己关于《日光流年》的笔记。我发现问题并没有失效，正如同苦难尚未灭绝一样。我仍然听到三姓村的西山沟那黑色的乌鸦呱呱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而流年的时间，发出的是长牙的咒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