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兰的小说片断
苏达写了一封信来，告诉我们好多新奇的事儿，叫人简直难以置信。
苏达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沙洋大堤上名声大噪的“可立哥”会在一个特定的非常时刻用另一首惊天动地的诗作改变命运。
九月八号这天是丙辰年中秋节。
苏达和来自全县的一百名新生九月六号到襄江县师范学校报到，七号一天休息，熟悉环境，八号上午举行入学典礼，晚上学生会和团委会举办联欢晚会，并且早早放出风来，有月饼吃，有西瓜吃。事后苏达他们才知道，这月饼西瓜其实是诱饵，联欢晚会其实是幌子——学校要分政文、数理两个班，又不敢用考试方法测验学生成绩，便想出这个办法。每年新生入学，都用联欢会形式观察学生，弄出几十道以游戏为名义的测试题来，多少算是可以了解一下学生的兴趣和专长。学校也是出于无奈。新生号称“工农兵学员”，实际上只占了一个“农”字，六成农村青年，四成下乡知青，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务处实在没办法编班。
联欢晚会在篮球场上举行。主办者的构想还是颇有诗意的，先开会，然后关闭灯光吃月饼，赏月，猜灯谜。这所谓灯谜说穿了就是测验题。
学生会文体部长出的第一道题是，“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的月亮最圆。请问这是为什么？”
马上有个小伙子站起来说：“月亮是根据农历日期生长变化的。十五这天最圆，然后慢慢变小，到三十初一就没有了。过了初五初六再一点一点长出来。”
好多人鼓掌。
也有人偷偷发笑。
第二道题：“一斤棉花和一斤钢铁，哪样重？”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异口同声：“钢铁重！”
几位老师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闹了一阵，文体部长宣布“下面猜字谜”，一共十道题，前几条还简单，“手无寸铁”，“文武双全”，很快就有知青猜到是“控”和“斌”。往下有点难度了，谜面是“镜中人”、“正月无初一”，学生们抓耳挠腮，不得其解。有位语文老师提示说，“镜子里看人，是不是方向相反？”几个学生说：“方向相反总还是个人。”老师又进一步提示说：“这里说的人，不是活生生的人，是‘人’这个字。”这时学生们恍然大悟：
“入！”
全体女生把脸捂着低下头偷偷地笑。这个“入”字在襄北方言中含义很要不得，不知为什么扯到它上面去了。
接着又研究“正月无初一”，有个学生可能进校之前当过生产队长，站起来说：“我们这几年，年年都不过正月初一，学大寨赶大寨，搞开门红。这个谜语就是开门红！”老师说，不是这个意思，字谜字谜，要从字面上分析。“正月”两个字合起来，去掉“一”，明白了吗？还真有好多人不明白，底下全是嘀嘀咕咕的，“正月”两个字怎么合得起来！哪有这个字？老师没办法了，伸出手指头在空中写，“上面一个‘正’，下面一个‘月’，然后去掉‘一’……”
原来是个“肯”字。
第十道题一公布，苏达忽然心头一动，巧嘞！怎么是这个字。
第十道题是，一个成语，打一字。
谜面“欲哭无泪”。
苏达站起来大声说：“立！”
语文老师又惊又喜：“解释一下。”
苏达说：“哭，就是泣。哭没有眼泪，就是泣字去掉三点水。”要是在宿舍里聊天，他一定要讲述“可立哥”的精彩故事。
语文老师当场奖给苏达一枝大公牌钢笔，还把他拉到球场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最后关照说：“明天下午到我办公室来谈谈。”
第二天，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文理分班方案没定，这天还没正式上课。下午三点多钟，苏达如约去了语文老师办公室，推开门一看，那位老师愁眉苦脸坐在办公桌前抽烟，见苏达进去，全然没有昨晚的热情，淡淡地说：“坐吧。”
苏达懵了。这位老师怎么回事？不是你约我来的吗？昨晚那样热情，现在怎么爱理不理的？又不好问，乖乖地坐下，等老师发话。
老师苦笑道：“昨天那个字谜，惹出麻烦了。”
苏达好生奇怪：“什么？”
“今天上午，工宣队的人来找我，说是目前国际国内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问我为什么说‘欲哭无泪’。”
苏达不知道他为什么欲哭无泪，只能欲言又止。
老师说：“还要写检讨……小苏，我本来想让你当班上的语文科代表，好好培养你一下，我觉得你将来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甚至还可能……唉，不说了。分班的事情还没有最后定，你现在拿定主意……我看最好到数理班去。文科这条路，不好走的。”
苏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正在犹犹豫豫，忽听操场上高音喇叭响了。
一个叫人浑身发麻的很低沉很缓慢很悲痛的声音在校园中回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老师和苏达慌忙站了起来往外跑。
“……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四个字还未落音，操场上已是一片嚎啕大哭，好多人倒在地上。
苏达感到浑身肌肉发紧——昨天的“欲哭无泪”居然一语成谶？
一个月后，校园中弥漫的已是浓浓的喜庆气氛。
鞭炮声锣鼓声不绝于耳。苏达和学生会宣传部的几个同学闹中取静，在赶抄“热烈欢呼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墙报稿。
正忙着，听到门口有人叫：“苏达在里面吗？”
苏达抬头一看，差点叫一声“可立哥”，词到唇边呑了下去，“……传炎大叔？”
驻襄北师范附小贫宣队员罗传炎投稿来了。
“我写了一首‘七绝’诗！”传炎很激动地说，“听说你在这边办墙报，给你送来了，你看看！”
苏达接过那信笺，朗声读道：
大快人心喜讯降，
掀出万恶四人帮。
万众紧跟华主席，
坚决拥护党中央。
“这诗……七绝……”苏达心里嘀咕了一阵，又不好扫他的兴，只是点头连连，说：“写得好写得好，放在这里，我们马上抄出来。”
苏达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首“七绝”会在整个襄北县引起一场文坛大地震。
罗传炎的这诗始而抄贴在襄北师范墙报上，继而于十月十三日发表在《襄江报》头版右下角，过了十来天，就在连他自己都快忘记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全国各大报刊电台同时发表了一位声名赫赫的诗人写的《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上下两片，上片九句，字数依次为五五六五六六五五五；下片十句，三三三六五六六五五五。大诗人的首两句是：
大快人心事，
掀出四人帮。
末两句是：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苏达那天一眼看到报纸就觉得这一前一后两句词儿好生眼熟，稍一回忆就想到出处了，急忙去看那墙报在不在。跑去一看，完了，墙报早换了内容。回到学生会活动室，翻箱倒柜找原文，怎么也找不到。坐下来静心想了一阵，有了！可立哥的诗在《襄江报》上发表过！手忙脚乱从报架上取下《襄江报》，一张一张翻，好！十月十三日头版上！
苏达大吃一惊。这事情非同小可！
这……可立哥的诗——“七绝”——发表于十月十三日，大诗人的词——“水调歌头”——发表于十月下旬。这这这，这可怎么解释？
这实在是无法解释。
苏达呆呆地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份《襄江报》，一份《人民日报》，天渊之别的两份报纸，天渊之别的两个人，惊人相似的一诗一词……
苏达感到头都要炸了。
这时听到一个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声音。
“小……小苏……”罗传炎站在门口。
罗传炎手上拿着两份报纸，那两份报纸哗啦哗啦直响，罗传炎的手在发抖。
罗传炎又叫了一声“小苏……”罗传炎浑身都在发抖。
苏达完全能够理解罗传炎此时此刻的心情。这种事搁在全中国任何一个业余作者头上，都得浑身发抖，甚至发狂。
和这事比起来，范进中举算啥。
襄北县城的传言日盛一日，越传越邪门，越传越玄乎。
有一个版本说，“我县业余作者，农民诗人某某某的诗被大文豪某某抄袭了”。
另一个版本说得更为活灵活现生动翔实，“我县业余作者、农民诗人某某某的诗寄到北京某诗人处，某诗人将原文四句当作开关结尾，将一首‘七绝’改为‘水调歌头’……”
总而言之，是某某某大诗人抄袭——或曰改写或曰引用或曰借用或曰化用或曰参考了——我襄北县业余作者农民诗人的作品。
襄北县城没有一个人认为是业余作者农民诗人抄袭了大文豪的诗，襄北县城没有一个人不认定是北京的诗人抄袭了业余作者农民诗人的诗，因为有十月十三日《襄江报》为证。正合了这十来年天天让人们挂在口边的一句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十一月二十日，襄北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组和宣传组联合行文，“著名农民诗人罗传炎同志转为国家干部，任襄北县宣传队创作员，工龄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算起”。
按传炎的专长，他应该分配到文化馆当专业作家，可是前几年县文化局改叫文化组之后，下属单位也全改了。人员最多的花鼓剧团改作“襄北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几个小单位，楚剧团汉剧团文化馆曲艺团啥的，一勺烩，全进了宣传队，这宣传队下边有一个刊物《襄江潮》，传炎当上了文学编辑。
传炎提着行李铺盖推开县宣传队的栅门，在院子里和一群人对面相遇。这群人中间有三个是认识的：姚队长，崔一尘，高云沛，这三个人都耷拉着头，脸色很是难看。另外两个人不知是何方神圣，只见一脸杀气，威风凛凛，传炎暗想，这事情怕是不妙。
姚队长悄悄摆一摆手，使劲眨一眨眼，说：“罗老师来了？先到里面坐坐，我马上转来。”
崔一尘高云沛两个老朋友居然招呼也不打，跟着那两个陌生人走了。
传炎凭直觉感到这里头有大事儿。慌忙进了里屋，直奔《襄江潮》编辑部办公室。这《襄江潮》的韩桂昌是目前除姚队长外唯一的熟人。
韩桂昌趴在桌上看稿子，听到响动，抬头一看，打个哈哈，“欢迎罗大诗人！”
传炎行李铺盖都顾不得放下，急急地问：“崔老师高老师他们……？”
韩桂昌把传炎的行李接了，放在木椅上，又倒了一杯水递过来，小声说：“刚才省里来了两个人，把老崔老高弄去隔离审查了。”
传炎吃了一惊，手上的茶杯掉在地下摔成十八瓣，“为……为什么？”
韩桂昌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好像，大概是为他们那个剧本的事。”
“剧本？”传炎嚷道，“剧本有什么事？”
“说是那个剧本里头写了一个女军医，是按江青的意思写的，现在可能要查老崔老高他们与江青有什么联系。”
传炎忙问：“人弄到哪里去了？”
韩桂昌说：“我哪里知道。”
传炎急得直打转，踩得满地玻璃咔咔响。
这时姚队长回来了，罗传炎冲到她跟前大声问：“崔老师高老师呢？”
姚队长看了看地下的茶杯碎片，不动声色地说：“在县招待所。”
传炎语无伦次地说：“两个老师是好人！县招待所什么房间？我们螺蛳湾的人都晓得这是两个好人！”
姚队长拿了一把扫帚扫那满地玻璃碴，边扫边说：“老罗不要着急，你先坐一坐……”
传炎跺脚：“我坐不住！”话未说完冲了出去。
县招待所这地方，传炎以前开创作会来过两次，因此门路还算熟，到了登记处，留个心眼，对服务处的人说：“我是县宣传队的，这里住的省里领导要我们送材料来。”那服务员信以为真，告诉他说：“二楼五号房间。”
传炎到了二〇五门口，使劲敲门。稍等片刻，门开了，一个陌生人挡住门问：“你干什么？”
传炎说：“我叫罗传炎。《襄北星火》那个女军医是我写的，不与崔老师高老师他们相干。你们要抓就抓我，把他们放了。”
那人盯着传炎看了半天，忽地哈哈大笑，回过头对里边说：“你们两位还有江湖上的朋友来搭救？”
崔一尘走过来，紧紧握住传炎的手：“谢谢！谢谢！”
又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很和善地对传炎说：“来来来，进屋坐。”
传炎昏了头。这是哪一出？
高云沛走过来和传炎握手，笑道：“花鼓戏《站花墙》里有冒名顶罪的情节，想不到老罗学会了。”
传炎急得说话都不利索，“你你们这这到底……”
省里来的那个年纪大点的人说：“他们二位的事情都弄清楚了，”说罢和另一个耳语了一阵，回头说：“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概，你不要到处乱讲就行。”
传炎说：“我保证，我保证。”
那人说：“北京那边查到我们省有人给江青写的效忠信，信上有老崔和老高的签名，……内容就不细说了……我们找老崔老高之前已经通过技术手段查过，认为不大可能是他们亲笔签的，今天找他们来是为了核实一下。已经可以肯定，签名是省革委会文化组王某人冒充的，没他们二位什么事了。”
传炎这才放下心，连连擦汗。
省里来的那个年轻人笑问：“这位同志和他们二位什么关系？还想‘顶罪’？我告诉你，幸好没啥事，真要有事，谁顶得了。”
传炎很认真地说：“他们是我的创作老师——真要有事，我也要顶，本来那个女军医就是我提供的材料，与江青不相干。”
“什么女军医？”那两个人愣住了。
传炎心里嘀咕一下，暗想，韩桂昌在吓唬我？
姚队长在宣传队食堂备了一桌酒，一来给崔高二人压惊，二来欢迎罗传炎上班。席上，崔一尘高云沛一而再再而三给传炎敬酒，赞叹“老罗有古义士之风”，“令人不胜感佩”，什么什么的，说了一大套，传炎半懂不懂。
谈着谈着谈到那个戏，姚队长说，县文化局前天开过会，传达上面精神，眼下除了“揭批四人帮”这件头等大事外，文化战线还有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创作新剧目，那几个样板戏暂时都不让演了，群众文化生活不能一片空白。又透露一条消息说，省京剧团想崔高二人赶快回去，县里的意思，希望他们能留下来。那个《襄北星火》剧本，反复审查了，找不出“四人帮”的影子，可以算一个很好的基础。姚队长说到此处举杯站起身来，对崔一尘高云沛说：“我不会喝酒，今天破例，和二位老师干一杯，请你们无论如何在襄北还呆两个月。”
崔一尘已经有点晕晕乎乎了，推辞道，实在不能再喝。高云沛说，女同志敬酒，岂有不喝之理。说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崔一尘只好站了起来。
传炎也被几杯酒弄得心潮澎湃，他激动不已地说：“那个戏要改就大改，以我家石头哥为原型，写一个新四军战士抚养烈士后代……”
高云沛颇有酒量，三两杯酒没让他冲动，但听了这话，他摇摇头说：“这倒不好写，难，难！”
崔一尘却觉得这主意不坏，有戏。也是一点酒性作怪，便大包大揽地说：“试试！我们明天再去罗家祠堂！”
传炎忽然提出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问题，“姚队长能不能帮忙借一部录音机？”
姚队长见这话说得突兀，不解地问：“录音机？要录音机干什么？”
传炎很神秘地说：“前几天我回家休息，听知识青年小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