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兰的日记体小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片断
一九七五年，元旦
县革委会知青办号召七三届知青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元旦，我们都没有回城。
这几天，我发现一些奇怪现象，王元成经常偷偷摸摸一个人溜出去，刮风下雪也不怕。还有，苏达看见传炎大叔就笑……
传炎带队，率领十几个青壮劳力去沙洋修堤。
沙洋大堤维修工程的现场，与其说是工地，倒不如说更像一场庙会——不相干的人比挑石运土的人多。一群人扛着红旗四下乱窜，一群人站在高处打竹板，一群人端着照相机要民工“笑一笑”，还有扮成李铁梅杨子荣的在唱戏。这些专职人员之外，各个连队又有业余报道员，周港营第九连的报道员是罗传炎。
苏达王元成和猴哥合拉一辆车。不知是谁设计的，要从堤底下把石土拉到堤上去，空车下来，够呛。上坡时重载，下坡时放空，这叫两头受罪——空车下坡格外要留神，并不轻松。猴哥掌着把手，苏达王元成一人背一条麻绳拉套，拉不动时只好全身俯下，那姿势就回到人类走出非洲原始森林之前的状态了。
王元成来沙洋时正拉肚子，大病未愈，身体还虚得很，猴哥把他那边的套绳加了一条自己栓上，一人又掌把手又帮他分一半力。拉了几趟，又生出个主意，下坡时让王元成坐到车上去。旁边有个监工的看见了，跑过来呵斥，三猴说：“空车下坡不安全。坐个人稳当。”那人板着脸挥挥手走了。这事让罗传炎看见，忙写了一条报道，这经验很快在全工地推广开来。
传炎写报道稿的情景让苏达总是想起孔乙己。“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这形象在苏达他们那一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见到罗传炎倚在石土堆旁扁担不离肩地写报道，苏达造了一个句：
传炎叔是唯一一个挑着扁担写诗的人。
这天起了北风下起雨夹雪。工地指挥部马上开动全部宣传机器鼓舞士气。大喇叭把《沙家浜》里“暴风雨来了”那一段反复播了十九遍。苏达对王元成说：“戏里唱的是十八棵青松，他们播了十九遍！”王元成说：“肯定要播二十遍。”话音刚落，锣鼓唢呐声没了。一个很尖厉的女高音使足了劲宣布：“下面播送工地快板诗，由周港民兵营报道员罗传炎创作！”
苏达王元成洗耳恭听。
一阵快板响过之后，还是那个尖厉的女高音：
风雨交加算什么，
我们挑担如飞梭。
学习大寨赶大寨，
战天斗地乐呵呵。
铁肩挑起革命担，
双手开出幸福河。
贫下中农钢铁汉，
个个都是……
后面仨字儿听不懂了。“是什么？”苏达问王元成，王元成摇摇头。
竹板声又响了，传炎的诗又播了一遍，最后三个字，苏达他们还是没听明白。
王元成说：“好像有一个‘可’字？也说不定是‘克’字？还是‘渴’？”
苏达说：“这个字后面是‘力’还是‘立’？反正最后一个字不是‘哥’就是‘歌’。”
这话总是说不明白，苏达干脆捡了块石子，在地下写了几个拼音字母：kelige。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十八棵青松也好，快板诗也好，实在抵挡不住大自然的威力。大喇叭不得不改换戏码，播出《白毛女》里头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放了工。
回到工棚，苏达让传炎把稿子拿出来看，原来那最后一句的末三字是——可泣歌。
“这可泣歌是什么意思？”高中毕业生苏达心下已经明白是“可歌可泣”，故意问了一句。
传炎有点尴尬，说：“就是可歌可泣。”
苏达笑道：“怎么这样写？”
传炎说：“七律诗一句只能七个字，又要押韵。我这个叫做‘梭坡’韵，很难押。古人把这叫做窄韵，也有的书上叫做险韵。”
苏达也算是马马虎虎混了两年高中的，别的不说，七律诗总还学了一点皮毛。“您这个哪能算七律呢……”这话他没有说出口，他说的是，“怎么广播里念的不是‘可泣歌’，好像是‘可立哥’？”
传炎皱着眉说：“那个播音员真笨，简简单单一个‘泣’字都不认得，念成‘立’了！”
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