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6年的4月，我奶奶60岁了。我母亲早在一个星期前就把我父亲、我老爷、我二姑、二姑爷召在一起开了个会，为的就是给我奶奶打棺材。那天，家里热闹得很，院子左半边，陈聋子正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在改木料，徒弟坐在下面带锯，陈聋子在上面拉锯。陈聋子围着一条粗糙的牛皮围裙，站在大板凳上，左腿弓着，右腿绷着，亮开膀子，一来一回用力地拉。锯齿在木头里发出了一阵阵尖锐而流畅的声音，随着这声音像水一样流淌，锯末四处飘扬，一阵阵新木的香味在院子里四处弥漫。
院子左边支了几口大锅，尽管锅是昨天晚上就支好的，但是，还是能看到新泥的样子。锅上热气腾腾，锅里的肉开始向外散发着浓厚的硝和八角的香味。因为要开九桌席，大哥和老爷家、舅舅家、二姑家的一大帮孩子都来忙，摆桌子的摆桌子，架板凳的架板凳，忙得腿绞腿，人撞人。
哦！我忘了说我奶奶了，她可是主角啊！记得我奶奶那天就像个新娘，脸颊红红的，一副合不拢嘴的样子，兴奋中还有点羞涩。
我放学回家后，客人都走光了，一条狗和一只猫正在为掉在桌子下的骨头翻脸。我进二道门时被我奶奶拦住了，奶奶满面笑容，拉着我就往堂屋走。我家堂屋是个三间儿，当中有两道篱笆隔成了墙，进门向右的那间是我父母睡的，我奶奶那新打好的老堂屋就放在左屋的篱笆墙边上。看到棺材后，看愣了一下，因为在我心中，棺材是一种死亡的符号，能使我想到那一片片纷乱的白，看到黄昏中一座座若隐若现的坟堆和坟堆旁袅袅升起的纸烟。可我奶奶却是那么开心，她低头看着我，一指那口棺材，笑眯眯地说：“你看，我的老堂屋！”奶奶说话时，一副喜不胜收的样子，好像是一个得到了宝贝的小女孩。
第二天中午，二姑娘和二姑爷就要回去了，酒席后还剩下一些菜底子，我母亲就要大哥和我把老爷、老婶都请到，后来又说，多人不多菜，把这两天帮过忙的都喊来，算是酬客，其中，就提到了大厨大会子、打材的陈聋子、看风水的梁家箩和挑水的四姑娘（小好子的父亲）。提到四姑娘，我母亲瞟了父亲一眼说：“四姑娘这次真下劲，忙得鞋带子都扯掉了！”这些年，我父亲见到四姑娘眼就红，这会，他拿出风凉话来说：“酒也真舍得喝。你还没看到他盛饭，一下又一下，恨不得上脚踩。”我母亲不理我父亲，照样让我去叫。
吃饭时，开了两桌，从来不上桌子的奶奶，被四姑娘拽去围裙，硬是弄上了桌子。奶奶很高兴，坐在当中，呵呵地乐。众人筷头子刚刚打湿，婶子就逗猴奶奶：“我娘，从早想到晚，老堂屋盖起来了，你满意了吧？”奶奶一磕一磕地点头，笑得直呛，“喀”“喀”地咳了一阵，说：“满意……满意……”见我奶奶说话时，被一口气隔了，有点翻白眼的样子，吓得我母亲忙去拍奶奶的后背。
等缓过气来，我奶奶表了态，她说：“从今往后，我的心事就了啦，如意了。到时候我在那边一家送一个袁大头。”大家笑了。笑累了，四姑娘说：“表大娘，你别用袁大头来哄我们，这老堂屋你可看好了，说不定是谁的呢，赶明我要是贪玩掉沟里了，我就到你老屋檐下躲雨。”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自从有了老堂屋，我奶奶的腿脚好像也比以前更快了，有人见着了提醒说，老奶奶，慢点慢点，怎么看你走路跟刀在心尖上悠。我奶奶也不知是听错了，还是耳朵有点背，就大声地回人家：“就是的，你看今年日头多足，别说是果子、稻子和麦子，连土都甜，哈哈……”我奶奶很少这样笑，笑的时候那张脸如一只极端快乐的桃核。
后来，这老堂屋就成了我奶奶心中最大的供奉，每年的年二十九下午，她都要到梁家箩家去，要梁家箩给她写福字，然后乐呵呵的，两手拎着几张大大的福字，红通通地张扬地穿过庄心。回到家后，她会亲自动手，把那些福字一一贴在自己的材头上，另外，她每年都要我父亲用上好的桐油刷一次棺材。我父亲也极为精心，刷油时从不抽烟，也不说话，往往一刷就是一天，那认真的神情连坐在旁边的猫和狗都看得发傻。再后来，为奶奶的老堂屋刷油就成了我父亲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一种习惯，每年那个时候他就会把两手袖在一起，胳膊里夹了只咖啡色的装敌敌畏的空农药瓶子，顶着寒风向城里走，别人见着了就喊：“大呆子，打桐油？”父亲就说：“嗯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