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四，灯花节的头天晌午。巴彦县城各家各户都竖起高高的灯杆，挂上了灯笼。店铺门口，闹市街面也挂起了各色各样的灯笼，有纱灯、宫灯、龙灯、花灯、转灯，还有写满谜语的谜灯，把节日的县城点缀得格外美丽温馨。
一位老爷爷牵着六岁孙子的手欢天喜地地在街上赏灯，孙子左手举着鲤鱼灯笼，右手拿着一串糖葫芦，蹦蹦跳跳地在人群中穿行。
老爷爷说：“宝贝儿，别乱跑，人这么多，跑丢了爷爷上哪疙瘩寻你去哟！”
天空中一阵轰鸣声引起了巴彦城的骚动。
孙子乐得直拍手：“快看啊，天上有大鸟。”
人们驻足仰望，果然天空中盘旋着六只涂着大红膏药的大鸟。人们不知道这大鸟是什么，争相指点着、议论着、猜测着，表情既兴奋又新奇。突然大鸟栽楞下膀子从肚子底下掉出一些黑乎乎的东西。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大鸟下蛋了！”众人一阵欢呼，纷纷举着手拥向下落的鸟蛋，争先恐后地想看个仔细。小孙子想瞧稀罕跟着人群奔向“鸟蛋”，爷爷在后面边喊叫边追。大“鸟蛋”眨眼工夫落到了地面，“轰——轰——”炸响，地动山摇，烟火冲天，围上来的人们血肉横飞……
“爷的命根子哟！”老人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奓撒着双手，疯了似的冲向硝烟。
日本飞机飞离了县城，留下了漫天的硝烟大火和大大小小十几个炸弹坑、瓦砾堆。无数尸体血肉模糊，数不清的伤者在痛苦地挣扎哀嚎。猛然从梦魇中惊醒过来的人们哭着、叫着、喊着、骂着，涌向废墟，奔向亲人……
张甲洲在清华宿舍召开了进步同乡同学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于九公、郑炳文、张清林、李时雨等十二人。
一个女同学忧心忡忡地说：“你是我们清华的高才生，这一走，你的学业将无法完成，你的前途也就完了。”
张甲洲说：“国破了，家亡了，学业还有用吗，个人还有前途吗？”
另一个男同学说：“你现在已经是北平市委代书记，著名的学生领袖。你回去可是从零开始，我觉得在北平更能展现你的政治抱负。”
张甲洲说：“我们在这里充其量是喊喊口号，贴贴标语。我不是看不起这个工作，我是觉得，我们青年人更应该投身到抗日前线，就像北大原来的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在井冈山已经打下了一片天地，建立了我党第一个根据地。他的实践印证了一句话：真正的政权离不开枪杆子。”张甲洲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拳头，“日寇强占我乡土，蹂躏我乡亲，抢夺我财富，我等男儿岂能坐视不管？中央已经批准我回乡抗日，从今天起我改别号叫张平洋。我发誓，不扫灭东洋決不生还！”
第二天，张甲洲、于九公等六人踏上北上的列车。一声汽笛，火车徐徐启动，车轮的转速越来越快，很快远离北平，进入了苍茫的东北大地。
在美丽的哈尔滨，秀美的松花江畔，一座漂亮的欧式小楼内，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冯仲云、军委书记赵尚志向张甲洲一行传达省委决定：由张甲洲带领张文藻、郑炳文、张清林去巴彦组织抗日游击队，于九公到江北组织交通站，夏尚志留在省委。
会后冯仲云把张甲洲留下，说：“从目前形势看，抗日战争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你们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一定要搞好党的建设，特别是要建设好地下斗争组织，一定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省委为了配合你们，特意派你的老乡李时雨同志回到巴彦组建地下党，他只在必要的时候与你联络。”
张甲洲很高兴，说：“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同学，在北平一直负责隐蔽斗争，有能力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有他，巴彦的地下工作肯定没问题。”
冯仲云说：“他是省委跟中央反复争取来的，只负责地下组织的组创工作。待一切就绪后，他还要回党中央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夜色笼罩着小村张家油坊。在村中的井台旁，张甲洲、郑炳文、张清林、张文藻四人对天盟誓：邀明月做证、苍天可鉴，赴国难、同生死、战沙场、捐躯身。
张英来了，他们急忙装作闲聊。张英叫过儿子：“我估摸着你们是在筹备起事吧？”
张甲洲惊异地说：“什么都瞒不过您老这双慧眼。”
张英说：“日寇占我山河，你们出手反抗我不反对。我只是想提醒你，日本鬼子如今气焰正盛，连蒋介石都要避其风头。你们在这节骨眼儿上起事，与日本鬼子硬磕硬，无疑是以卵击石，十之八九没有胜算，闹不好就要失败，丢了性命。”
“是，我们都想明白了。但是，在国家危亡关头，总得有人当这个扛旗的小卒子，唤醒同胞，同仇敌忾！如果谁也不想做这个出头椽子，等着任人宰割，那样我泱泱中华真就要灭亡了。我唯一过意不去的，是要让这个家、你和娘跟着儿子受苦了。”
“我们怎么都能对付活着，倒是你让你娘挂心。”老人心情复杂地点了点头，背着手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张甲洲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悲壮和惆怅一齐涌上心头，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