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夫人的见证
日军是12月13日进城的，后来这个日子成为南京陷落的标志。人们一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我对这个日子起初并没有那么敏感，而且我不相信会发生大屠杀。我以为只要日本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激烈的战事就可以宣告结束，接下来也无非是如何管制的问题。安全区对外开放以来，每天涌入的难民呈几何级数增长。尽管如此，人们的表情也还是轻松自如的——直到12月13日，一切全变了。
毫无疑问，通读《魏特琳日记》是还原我当时状况的最好方式。但我那时候根本不可能离开金女大，目力所及的只是金女大这一隅。所以，要想全面了解南京城陷后的情形，你还需要更多详细的资料。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我的助手程夫人当年也偷偷留下了珍贵日记。程夫人大名程瑞芳，早年毕业于湖北武昌护士学校。1937年12月，吴贻芳校长委托程夫人瑞芳、陈先生斐然和我组成“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后来，在拉贝先生的协调下，我们建立了金女大难民所，程夫人受命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程夫人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日记中的“华小姐”就是指我明妮·魏特琳。由于程夫人是中国人，她与难民交流很多，而且她本人对国破家亡也有相当多的情感，所以程夫人的日记为后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正好可与我的日记互为补充。
程夫人在1937年12月13日这天记道：“……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还炮声。下午二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我们的黄警察在南山看见日兵在广州路上，他一路跑一路脱掉警服，跑到四百号这边下来的时候，都骇得跌倒了，脸上都白了，他真胆小。我们就上南山去看，那时有十几个兵站在老邵房子后面，工人都惊慌了。不久，日兵到了后面养鸡子处要鸡子。工人把华小姐找来，华对他们说不能吃，他们走了，因为听见鹅叫声他们来的。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的不少，因日兵跑到他们家里要他们走，因为兵要睡。这些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被窝日兵要用，这些人也骇死了，都是在安全区内，以为他们不到安全区。我心酸了，上四个月，南京城就没有平静，并且南京城只打了三天，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今日五百号三楼也住满了。中午有七个兵由三百号后边竹篱笆跳过来，华小姐不在，只好随地走。正是卖粥时，他们要看难民，难民骇死了。有几个工人胆大，招呼着他们走，有的到五百号，有的到一百号，我也招呼着他们走。他看看难民也没有什么，他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有点怕的样子，那兵跑去叫几个兵来，把刀对着他，要他脱衣服，我叫他脱了，无事，走了。到院子内看见美旗在草地上，他对佣人说，不要卷起来，工人只好点头。这些兵是队伍的，外面一叫，他们都走了。幸而没有跑到四百号，没有人，他好抄钱。魏师傅今早送信到鼓楼医院，今晚未回来，恐被日军拖走了。街上有许多人拖走了，不知死活。金女大现有四五千人了……”
因为担心日本兵随时会来，12月15日，我和程夫人一起坐守到半夜12点钟，看似乎不会有事了，才敢回去睡觉。程夫人记道：“今早来的难民不少，华小姐多半在大门口照应，有兵来她好挡住，有时兵看看大门口的告示就走了。安全区内的人家都去，找钱、找吃的东西、找姑娘，并且把他们赶出去，有时把姑娘留住，所以这些人都跑到此处，人民也不敢做生意。”日本兵抢劫是很厉害的，“今日有兵进来看过走了，又有兵到南山房子，把门打破，西人放吃的东西，房内有番茄和别的小东西，恰巧Mr. Riggs来了，叫他去赶他们，把他们赶走了。不但拿此地的东西，连国际委员会的酒和香烟也拿去了。”
程夫人对国际委员会很有意见，认为他们失了面子：“先前他们怕我军抢，想是日军很好的，开会时总是这样说。现在觉得不对，连安全区都不承认。知道日军的厉害，他们也有点怕。日兵也住在安全区内，日小兵也进来，好几支冲锋队进来，总有一闹的，这是哪一国的兵？都是如此！由南门进来的兵不多，现在难民衣袖上有日旗了。华小姐是西人，真忙不过来，一日总有几次兵进来。”程夫人似乎怪我不肯请那些“男西人”帮忙，她哪里知道，有限的几个“男西人”实在是分身无术啊！
12月16日早八时半，就有好几个日兵进来调查。“华小姐招待他们，我也在旁，不知他们如何调查。他们一开口找中国兵，我们不怕他们找兵，因知道没有兵在内。但是不光是兵，若是看见兵的衣服，他就说你有兵在内。他们都在三百号，我和华小姐有点怕，因为有许多伤兵衣服和背心，自己做的、外面寄来的有好几麻袋，都在三百号楼上地理学系房间里。我站在门那里，华先带他们到别的房子。那时难民很多，后来带他们到三层楼，就把那间房子走丢了，就带他们下楼去，那时我的心才定。他们凶得很，凡是灰色的衣服都是兵穿的，那时人有灰色衣服都丢在塘里，简直好似见了鬼一样。……今日一天有好几次兵来，又有兵到南山抢东西，华真跑死了。我又怕日兵害她，叫工人跟她一路去，虽不能做什么，有人知道他们的举动，我又跑不来，真急人。现在难民有七八千了。”
12月17日，发生了我被日本兵打耳光、陈先生被日本兵抓走两件事，程夫人深受打击，她觉得更没有安全感了：“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白日来过四次，南山二次，鸡子的地方一次，未想到晚上会来的。他们白日来是看路子和姑娘，晚饭将吃完未散，工人来报告说好多日兵来了，华就快去。到一百号门口遇见他们，对他们说没有兵，有一兵打华一耳光。他走后，我叫年青人都到难民处，因我怕兵到四百号来。他们都到一百号，一到那里，就有兵站在那里，也有兵不敢进去，有一兵站在楼梯处。”
程夫人十分担心我的安危：“我同戴师母赶去找华，问他们看见华否，他们说没有。我见兵在那里站着，不便多说，就同戴师母再去找华。将由一百号出来，有一兵跑到四百号，我就跟他到四百号。他由北门进南门出跑到厨房，我将到厨房门口，他又跑到六百号横门打门，我跑去告诉他们不能开，因有难民睡在那里。又带他到六百号北门进去，戴同我一路，外有杨师傅跟着他进去。六百号又出来另一兵，也来与我们同他到七百号。我以为华在彼处，不知到了转弯的地方，遇见陈斐然同了三个兵走七百号撞门出来，会在一起时，那些兵叫我们都同他们到前面去。我问陈见华否，彼曰未见。我想到她在那里，叫我们都到前面去，知道不是好事。陈斐然说，一路走不要分散。不知一到前面，见华一人同几个兵站在那里，有许多人跪在那里，陈斐然一到，也把他跪下，就是我和华和戴三人站着……”
程夫人在日记里哭诉道：“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邬小姐今晚也危险，她不知时局，穿得很好，在难民中自然不像难民，日兵就是叫她睡，因她站在那里，后来只好假睡。再打听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陈斐然的房子也抄了，三百号也抄了，拿的东西有限。现有人来告诉我陈斐然回来，真是感谢上主。他早已回来了，是由后门进来，到中学才知他已回来。那些兵带他到广州路，叫他脱衣服，那时他想，要用枪刺死他了，他就跪下求他们，说他家有老母，有妻子。其实他们不是刺死他，是抄他身上有钱否，把他的皮包拿去了，内中只有毛钱，后来叫他回来。不管失去什么，陈斐然回来就是大大的幸事……”
拉贝的见证
《拉贝日记》现在是很著名的历史文献了。身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先生的日记当然要比程夫人的日记更全面、更丰富、更有参考价值。拉贝先生在日记里记录了日军制造的500多个惨案，包括很多针对西方人乃至针对外交人员、外交使馆的事件，如入室抢劫、纵火焚烧、暴力冲击等，其日记时间跨度为1937年9月7日至1938年2月26日。
1937年12月13日，拉贝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
约翰·马吉的红十字会成立得非常及时，因为那时候南京的医院已经瘫痪了！“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撒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12月14日，大概只有拉贝先生他们才敢继续行走在南京街头：“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大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被日军枪毙，这是导致南京大屠杀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拉贝先生就亲眼见过：“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到12月15日，“安全区不安全”的说法已不需要证实，拉贝先生在日记中这样说：“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德国顾问的房子几乎也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人敢出家门了！为了让汽车出入，有的时候要打开院门，这个时候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我已经接纳了100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眼前的悲惨局面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又出现了大规模屠杀俘虏的事：“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12月16日，拉贝先生的公馆也不再安全了：“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
拉贝先生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在拉贝先生的努力下，金女大进驻了一批日本宪兵，尽管未必完全管用，但有宪兵总比没宪兵要好一些：“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领事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