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味道就是心烧焦的味道
战争的味道一天比一天浓烈。
它就如同一场瘟疫，起初只是暧昧地潜伏在报纸、广播中，紧一点松一点地撩拨你的神经；然后，周围人的表情和话语会直观提醒你，你不得不明白它正在加速靠近，它并非仅是个简单的传说；随即，亲友的呻吟让你听见了它的声音，溃烂的疮口让你见识了它的色彩，弥漫的恶臭让你闻到了它的气息，僵硬的尸体让你看到了它的踪迹，恐惧的氛围让你领教了它的威力；终于有一天，它和你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你们结结实实撞了个满怀，或者你倒在它怀中，或者它倒在你脚下……
1937年7月17日，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说：“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形势急转直下：7月28日，中方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从8月15日起，首都南京便经常遭遇空袭。
南京人开始熟悉凄厉的警报声，他们把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公共汽车也不例外，成了移动的“黑匣子”；他们挖掘各种防空洞，街上每隔50米到100米就有这样的洞穴供行人临时避难，有些只是路边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所有人都盘算着逃亡后方的可能性，但逃亡只能是有钱人的事。即便这个人口上百万的城市有八成居民选择离开，可以想见，最终仍会有二三十万底层民众无处可逃，他们必将与这个城市同生共死。
一天清晨，大家忽然发现市中心新街口广场出现了一枚巨型炸弹模型，恐慌顿时四处弥漫。几乎是一夜之间，南京城再难找到一幢红屋顶的建筑。可怜的鼓楼也穿上了灰衣，看起来仿佛落难的灰姑娘。只有酷热难当的夜晚仍旧安宁，南京居民摇着芭蕉扇、卷着竹凉席出来纳凉。在新街口的炸弹旁，人们一边抚摸着那个庞然怪物，一边议论左邻右舍又有谁“翘了辫子”，同时庆幸自己和家人又混过了一天。
很快，形势更严峻了。
11月11日，上海沦陷。日军加紧向南京进发。
11月22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宣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不得不做出西迁的最终决定。我主动要求留在南京，吴贻芳校长同意了这一方案，尽管她两头都放不下，但毕竟她分身乏术，而请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守护美国教会学校，无疑是上上之选。
大使馆打来电话问我是走是留，我回答：“我不能走。我觉得我这些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十几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如果我知道我的存在对别人有用的话，那么撤离虽能保存生命，但那样的肉体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使馆的贝茨先生说日本的新闻完全是一边倒，日本民众相信是中国主动挑衅导致战事，而日军不惜牺牲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平。面对这样的宣传，贝茨先生承认，尽管自己有这么多的中国背景，也莫名地受到了微妙的影响。11月下旬，我惊讶地获知一个军事机密：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的淞沪会战，很可能是中方出于吸引国际注意力的原因刻意挑起的。
我对政治更厌恶了。
空袭日渐频繁和随意。中国空军已经丧失防卫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飞机肆虐横行。
南京的难民每天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
我每天加紧工作：登记封存校产，出席各种会议，为即将到来的难民潮做必要的准备……傍晚，我仍努力骑车出去转转，这是我唯一保留的休闲和锻炼项目。我喜欢驱车沿着虎踞关前往人迹罕至的清凉山，只有置身美丽的大自然，只有呼吸新鲜的空气才能全然释放身心。在兵临城下的1937年深秋，古都的一草一木、一湖一泊、一城一垛，仍然是那么宁静美好。面对孤独的清凉寺，面对苍凉的鬼脸城，不经意间两行清泪会出现在我脸上。
有一天，我骑车拜访了金女大的邻居。我发现即便是普通菜农，也把年轻妇女和儿童送到农村去了，只有老母亲以及可能是长子的孩子还留在家里。有一户人家，虽然屋内的地面是泥土，屋顶是稻草，他们却花了一百多美元修建了一个防空洞，并很大方地请穷邻居们分享。见到我，男主人关切地打听金女大防空洞的情况，他说：“炸弹可不长眼睛，就算你是外国人也没法保证安全啊！连德国的拉贝先生都挖了洞呢。听说拉贝先生家的防空洞又宽敞又舒服，他还储藏了许多水和食物，就算在里面待上一个月也没事。”一位老农噙着泪水问战争要持续多久。“穷人撑不了多久的！”他说，“为什么美国和英国不帮中国说话呢？”我无言以对。
有时候，我也骑车前往市中心的新街口方向。街面的变化总是一次次让我惊讶再惊讶，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房屋变成了瓦砾，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大吉，原本热闹的新街口如今大白天也没什么闲人，所有的商品都十分紧缺，以前随处可见的菜农和小商小贩现在几乎绝迹，食品——尤其是西餐常用原料，包括黄油、奶粉甚至鸡蛋——更是量少价昂，什么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人们发了疯似的拼命囤积，市面于是越发凋零恐慌，仿佛世界末日已经降临。我看得心都凉了，这还是南京吗？也许日本人进了城反而能恢复秩序？好歹大家都要生活啊！
费了不少心思，我托人买到几匹蓝、红和白三色棉布，想找一位裁缝加紧缝制几面美国国旗。没想到裁缝都跑光了，后来多亏邻居自告奋勇，以美国大使馆借来的一面九英尺的星条旗为样本，几位邻居婆婆飞针走线，几天工夫居然做出八小一大总共九面星条旗！我把旗帜挂起来试了试。呵！还真不赖呢！八面星条旗飘扬在金女大的东南西北，一面长达30英尺的巨幅星条旗平铺在大草坪上，保证日本飞机找不到任何借口说看不清楚。“这下好了，有这么多美国国旗保护，日本鬼子保管不敢随便进咱们学校！”邻居们扶老携幼特意前来参观，美丽的星条旗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安全感。
11月27日上午，蒋夫人宋美龄把她的钢琴和手摇留声机送给了金女大，她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南京了。
12月1日，吴贻芳校长终于乘船离开了南京，她非常疲倦和沮丧，眼睛里充满忧郁。
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先生宣布国际安全区成立。安全区的范围从上海路的十字路口延伸到汉中路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从金女大院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女大，总面积约8.6平方公里。据说，大约有20万人留在城里，三四万贫民可能前往安全区避难。作为一所女子大学，金女大将只接收妇女和儿童。
12月3日，美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求我在三项中选择一项并签上自己的姓名：1.现在就走；2.过些时候再走；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我选择了第三项。
12月8日，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个通知：随着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离开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剩余外交官今晚也将登上美国军舰帕奈号，并在那里建立临时大使馆。当得知下关城门关闭的消息后，帕奈号将驶离目前的三岔河锚地。用于撤离时帮助外国人翻越的绳索，现在由贝茨先生保管……
放下电话，我喃喃道：“啊，日本人真的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