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就房间里的摆设和接待工作作了明确指示，要求一切本着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的气氛出发。周总理说：我们欢迎人家来，就得要热情，否则就太不礼貌，也不要强加于人。按照总理的要求，国宾馆对5号楼部分房间做了粉刷；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等全部换了新的，对空调等也做了全面检查；还在基辛格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中外名酒和香烟等。一部分普通的家具被换成了名贵的明代紫檀木家具，房间里的陈设柜中摆放上了临时从外交部的仓库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商代青铜器以及明、清两代的瓷器和玉器，而原来悬挂在墙上的充满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也被换成了清代的名家字画。当时是“文革”时期，钓鱼台各楼房间都摆着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等，接待人员按照总理的指示，拿走了语录本和选集。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挑选。还在基辛格住的房间里摆了一个由宾馆赠送的大花篮。
原本钓鱼台里边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树木葱茏，花卉芬芳。但“文革”以后，花花草草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花木全都被毁掉了。连钓鱼台这样的国宾馆内的花坛里都种上了玉米、菠菜、红薯什么的。筹备组认为这“有伤大雅”，在基辛格来之前必须恢复原来的花草。于是筹备组请了几名解放军战士来帮忙，把4号5号楼前花坛内的玉米棒和菠菜给拔掉了。但找花又成了问题。当时北京除了公园里有些花之外，在别处很难找到。但全北京各大公园都被“革命派”占领了，他们说，“找花干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玩意吗？”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就不找公园领导，偷偷地去找公园过去的花工，最终在离天坛公园不远的一位花工赵师傅的家里找到了，把他家中六七盆花全借走了。赵师傅有几分担心地说，用完一定如数还给他，一定要绝对保密。他怕造反派知道了连这几盆都保不住。
周总理亲自带领接待人员到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靠北头、比较僻静的5号楼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处。中方接待班子就在邻近的4号楼办公，周总理和叶帅也经常到那里听取汇报。这个院子里还有个6号楼，当时空着。6号楼与外面由一座小桥连接，桥上安排了警卫站岗。这两座楼靠近北门，当时规定除参加此次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走北门。
基辛格等人到达住地后，顾不上休息，经常在院子里以散步为由商量问题。即使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他们也要把收音机打开，以防有人窃听。有一次，基辛格等人散步到6号楼附近的小桥，被警卫挡了回来，他们不高兴，提出意见。负责日常生活的联络人员说，这是你们自己提出的要求，要绝对保密。基辛格的两个保卫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种秘密任务，常常显露出很紧张的样子，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连与周总理举行的小范围会晤，他们也想千方百计“挤进去”。后因基辛格本人也不同意，他们只好在外面等候。
尽管工作人员极尽所能，细致周到，但仍发生了一些意外。有一次，基辛格的助手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来找中方联络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段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说，这是从他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周恩来听到这件事的汇报，非常生气，即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要摆放这些东西？”礼宾司的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周恩来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自愿拿取。后来周总理在会谈中也就此事表示：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词，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放空炮”是毛泽东在听说这件事后的比喻。
在客人的饮食方面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这是国宾馆第一次接待如此高级的美方官员。钓鱼台平日还没有准备“起司”（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就专门从别处选购。两天的菜谱都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周恩来还提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尝尝烤鸭。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人员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来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另外还安排一名西餐厨师，可后来征求他们意见，他们都说吃中餐，而且他们对中餐显得很习惯。尤其是基辛格的随行官员洛德用筷子和中国人一样熟练，后来知道他的夫人是华裔。
又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鲜贝等。特别是鲍鱼，周总理计划准备1000公斤。当时中国品质最好的野生鲍鱼出自黄海深处，于是接待组把采捕任务下达给辽宁省鲍鱼资源最丰富的獐子岛。獐子岛人民公社的领导找到当时任潜水队长的王天勇，要他必须在来年1月底，采捕1000公斤个大肉肥的鲜活鲍鱼。当时正值数九寒天，采捕区水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作业条件极为恶劣。而且冬季里鲍鱼还不知藏到哪儿去了，要采捕到这么多鲍鱼，决非易事。但是王天勇和他的伙伴没有讲任何条件，拉了三条小木船开始了艰难的寻鲍作业。在冰海寒水中，他一次次潜入海底，一连找了7天，终于在二三十米深的海下礁丛中发现了越冬鲍鱼。连续干了近10天，王天勇和他的伙伴们共采上来1500多公斤鲍鱼。从中选出的1000公斤优质鲍鱼装上军舰，转乘飞机，顺利运抵北京，如期出现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在京期间的宴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