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0月间，刘师培夫妇有过一次短暂的返国，一为探亲，一为筹集款项，以弥补旅日期间的巨额开销和办报费用。其间，章太炎与先行抵达上海的何震有过数封信函往来，信上所谈，是章所托的一件私事。
“民国元勋”章太炎，革命意志可谓坚定，然其心中也有块软肋，同盟会内意见总不统一，孙文又时常排挤之，他时常有扔下这边的一切前往印度研究佛经的念头。西天万里，关键还是路费。这次何震回国，他得悉何的一个兄长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女婿是朋友，想通过这层关系从张那里运动到一笔路费。
路费的事还没着落，11月初，刘师培回国了。何震也由扬州返回上海与之会合。他们在上海张园和一帮文友相会，诗酒征逐，拟发起一文学团体（即日后之南社），然而融融泄泄的表面之下，真相说来堪惊。刘师培此番回国，其真实意图乃是与两江总督端方秘密接洽。
自从徐锡麟在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清廷大僚肃亲王善耆、铁良、端方等已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戒备，同时加紧施展金钱政策瓦解之。此时的刘师培正立于危崖而不自知。随着革命理论家的名头日隆，他的权欲也在急剧膨胀，他曾想援引日人，改组同盟会，由自己出任总干事一职，因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的反对，他的计划流产了。他与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的政见分歧也在不断加深。
革命之于刘师培这样敏感、多疑的旧式文人，就像一场热病，来时容易去时快，他甚至产生出革命不如维新、维新不如守旧的念头来，他与昔日同志的分道扬镳是势所必然的了，只消背后有人轻轻一推。
汪公权就是那个在背后轻轻一推的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是清廷打入革命党内的密探。
何震还是有点活动能力的，1908年1月，章太炎在东京收到了她从国内汇出的第一笔款项。章去信“六弟”（指何震），“家款近已汇到”，“六弟为我尽力，切至周祥，感甚”，并嘱注意保密。去西天需要一笔足额的资金，这点钱远远不够，正当章在东京望眼欲穿盼着能干的“六弟”再寄钱来时，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师培已与时任两江总督接上了头，并上了一封输诚的信。回想起三年前，刘第一次投书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时，一副义正辞严的语气，劝其“舍逆归顺”，这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转弯更让人啼笑皆非。
将近万言的《上端方书》是一封悔过书，也是一封表衷心书。刘师培以他先前写作革命策论的激烈沉痛语气，回顾了自己身不由己被民族主义潮流裹挟的经历。他首先为自己当年的无知告罪，“年未逾冠，不察其诬”，以致被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所惑，“至沪以后，革命党人以师培稍娴文墨，每有撰述，恒令属草，然仅言论狂悖，未尝见之行事也”，加入暗杀会是蔡元培的逼迫，加入同盟会是蔡和黄兴的“诱胁”，也只是较多耳闻党人密谋，“实未敢公为叛逆之举”。尔后他笔头一转，大谈现在的觉悟，“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在刘师培的三寸笔下，所谓革命，不过是下层民众打着造反的旗号敛财糊口，希冀成功之后跻身显贵、改变命运，天生有着强烈的破坏性和非理性。他认为要救民于水火，就要把革命消弭在萌芽状态。这甚至比实行宪政来得更迫切，因为宪政这个东西——他对曾经考察过西方政制的“端帅”称——中国的国体和西欧、日本不同，西欧和日本由封建制度引入宪政，几乎没什么障碍，而中国自战国以后，封建之制早就被大一统的帝国所代替，陷入了朝代更替的怪圈，每到朝代末叶，民穷财尽，豪杰蜂起，一派乱象，他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就看民之苦乐，当今之世，一切的根本，乃在于消灭贫困，因为贫困会搞乱人的思想，使得排满革命之说乘间而入。
他开出的戡乱药方不过老调重弹，想必端方也不会太感兴趣，信后附上的“弭乱之策十条”，方见出此人才干城府，皆非常人所及。他表示，自己以后的写作、讲演，都将以反对民族主义为职司，至于宣扬民族主义最力的《民报》，他透露说，主事者章炳麟已辞编辑，待他“再加以运动”，月之内，便可令其停刊。
关于革命党人在国内的势力，他说，“以两广为最盛，其次湖南、浙江、山西”。两广之事他未能一一尽知，浙江、山西之事，他在东京都已摸得清清楚楚，如果大吏能听他之言早作预防，两省可保不会有大的乱子。关于革命党人在东京的活动情况，“惟张继、陶成章、谷斯盛、刘揆一、宋教仁，稍有势力”，根据各人所长和所短，他为端方一一开出对付法子。
他还举报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一向是从日本炮厂私人定购，近来从长崎聘请了一个俄国工程师，还没人正式学会，一个广东姓李的师傅能自行制造，有六七个留学生跟着他在学习制弹技术。如果这些人有什么动静，他愿意及时提供消息。孙文、黄兴这些“渠魁”，一旦侦知他们潜入腹地的消息，他表示也会即行报告，“否则二三年之内，亦可设法毙之”。
这封洋洋万言的投诚书的最后，他也没忘章太炎的请托之事。他惟恐端方不知“余杭章炳麟”何许人也，信里先对章太炎的学术成就大大美言了一番，说他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又精通小学、训诂，旁及诸子百家，可说是朴学大师段玉裁、王念孙的当代传人。只是因为少年时代读多了荒诞不经的野史，以致成为民族主义的信徒。他为章申辩说，章在狱中时天天阅读佛典，已经摒弃了早年的民族主义立场，出狱后就想入山为僧，以毕余年，他后来东渡日本编辑《民报》，都是出于革命党人的逼迫。而且据他观察，章居东京的一年多来，也都是抑郁不得志，被孙文排斥在同盟会的核心圈外，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偶尔作几场演说，也都系党人逼迫，言不由衷居多。
他知道，这封信一送出去自己与革命党人算是两掰了，如果消息外露，自己身家性命都要堪虞，因此在信中他一再请求端方替他保密，让他自由往来东京、上海间，侍机而动，“则一二载之内，必可弭革命之焰，以纾国家之虞”。如果就此不再出国，久居省垣，人是安全了，但自己的效忠之心起不到更好的效果。
端方给了他们夫妻一笔钱，让他们在东京又生活了将近一年。对于他提出的“按月支给”章太炎路费一事，端方也同意了。他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章太炎，不说自己已投身官府，只说何震的兄长通过长崎的一位领事说动了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同意出这笔钱。章太炎的反应还算机警，接信后，他表示对“按月支款”一说“万难允从”。一年不过千余两银子（说不定只有几百两呐），都不敷用的，搞这么复杂真的好吗？再者，如果摊年过久，端方离任后，这笔钱管谁去要？他在信中告诉刘师培，如果可以转圜，就让他们先付三分之二，二分之一也成，如果实在办不下来，此事就到此为止。
或许在他看来，一次性获得某项资助与按月领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前者尚可称是友情赞助，即使曝光也无伤人格，后者则近同卖身投靠甘为差役。一生精研文字的刘师培难道分不清其中细微的区别吗？他之所以建议“按月支给”，实则一开始就存了拉章太炎下水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