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刘师培和何震回到东京。夫妻俩若无其事地继续编辑《天义》报，张罗“社会主义讲习会”，3月出版的《天义》报甚至刊出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和刘师培撰写的序文，称《宣言》的精要，“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东京的革命党人任谁也不会想到，这对革命夫妻已蜕变为清廷暗探，直至两个月后，因章偶然撞破何震与汪公权情事，导致章、刘交恶，事情真相才如冰山一角逐渐显露。
兄弟阋于墙，总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恼怒于章太炎揭破自己情事，何震决定先把章搞臭。章写给他们夫妇的五封涉嫌向清廷运动求款的信件，被她详加批注后，用“针笔板照像法”影印寄往美国、巴黎和香港的华人报纸，迅速见诸报端，成为章“以万金出卖革命”的铁证。她还写信给章太炎的老对头、在巴黎主编《新世纪》的吴稚晖，揭发章和清廷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控告章“不克枚举”之劣迹。这封信对章“暧昧之历史”的揭发几同人身攻击。
一时间，革命家章太炎声名大损，到处都哄传他为“内奸”、“侦探”、清廷“特派员”，虽有陶成章等为之辩诬，“彼居东京，每日讲学，所出入者止学堂，何有官场特派员？”被蒙蔽的朋友学生还是避之惟恐不及，连素以忠厚闻名的蔡元培在与朋友的信中都说，“枚叔末路如此，可叹可怜！”但他也认为刘师培做得太过火了，“然申叔亦太不留余地”，只会“贻反对党骇笑”，让朋友们找机会去劝劝刘师培。
章太炎现在总算知道了，爱和仇恨，都会让女人充满强劲的力量。在何震的凌厉反击面前，他节节败退。他现在是百口莫辩，虽说托人运动筹款一事与革命活动无关，且最后未成现实，算不得出卖革命，但想要出家去印度学梵文一事，毕竟是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再加吴稚晖之流抓住这几封信大做文章，党内同志的内耗更形加大。为了坐实章太炎筹款赴印的事实，何震又使出一厉害杀着，上海《神州日报》刊载了一篇托名章炳麟的“启事”，称“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本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章得知后非常气愤，在《民报》发文称，这则启事是冒名伪造的，自己的一方私章，不久前刚刚被“侦探”窃去。
让章太炎措手不及的事还在后头。这年10月，清廷特使、奉天巡抚唐绍仪赴美途中短期访问日本，传达了要求封禁《民报》等反清报刊的正式照会。法院宣判《民报》“停止其发卖颁布”，并处罚金一百一十五元。章拒交罚金，被判罚服劳役一百一十五天，朋友们花钱把他赎了出来。
刘氏夫妇在《天义》之后开办的《衡报》，境遇也好不了多少，警署以发行手续不全为由传唤了刘，要求他们交足保证金。为筹集这笔款子，何震还单独秘密回国一趟。但警署给他们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他们交齐保证金办妥手续没几天，他们的报纸也被查禁了。
接着便发生了这一年有名的“毒茶案”，有人潜入章的寓所，在茶中下毒，想要谋害章。事情经调查很快有了结果，最大的嫌疑人是汪公权。此事一出，东京留学生界哗然，有关何震与汪公权偷情的细节更是被添油加醋放大了，看到在东京再难立足，他们便准备回国了。
刘一回国，即发布声明告诉海内外同志，说他遭日本政府迫害，拟在上海秘密办报。捞一把政治资本以待下步行动，这正是他的当下之计。可能是何震的日夜嗾说起了作用，他把自己在东京的尴尬归咎于章太炎，回到上海后又再度致函黄兴（黄当时暂摄同盟会），附上章托其运动赴印度学佛路费的五封信的影印件，检举章太炎曾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据说黄兴收到信后只是一笑置之。
此时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往另一个方向越滑越远的刘师培拉回来了。为了早日立功，趁着行迹未露，他先后告密于南北洋。北洋袁世凯置之不理，南洋端方则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密侦党人。逃亡中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成了他纳投名状的首选目标。陶成章因徐锡麟案遭通缉，看风声渐歇计划从南洋归国，打听到这一消息，刘就像一只猎犬一般，带着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成天在码头上侦查，“久之不得，意甚焦灼”。此事不成，接着发生了“天保客栈”案。这年底，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浙江十一府革命党人聚集上海马霍路德福里天保客栈，密谋起事，来自金华的张恭因所带盘缠不多，刘极力拉拢，套得了机密，向端方告密，于是趁党人开会之际，端方命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即派警吏查抄党人机关。陈其美等人见风声不对，易装逃脱，只张恭一人被捕，解送南京，起义计划不得不紧急叫停。
张恭被捕引起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警觉，他们断定内部有告密者。王金发率人经一段时间暗访，终于查实刘师培、汪公权有重大嫌疑。随后，汪公权被王金发暗杀于上海。王金发还持枪找到刘师培，责骂他变节卖友，要将之处死，刘跪地求命，指天画地发誓，一定以自己一命保全张恭，王金发才放过了他。
刘师培在上海再难容身，便跑到南京，正式入了端方幕。革命已成往事，戡乱也太过血腥，他一头扎进了古纸堆里，以声韵、小学、考证筑一个城，把自己困在城里，不闻外界喧嚣。他的还有一项工作是为雅好文艺的端方考订金石书画，同时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1909年6月，端方由两江总督任上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报纸披露的端方随员名单中，刘师培大名历历在焉，“海内外同志”才算是看清了他改换门庭。章太炎闻知朋友失足消息，痛心不已，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他能远离官场，专心学术，不要再铤而走险。“与君学术素同，盖乃长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岂君本怀？”刘得书后，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存心一条道走到黑了，片字未复。
发生于1908年前后的刘氏夫妇变节一案，让革命党人殊伤元气。蔡元培在与吴稚晖的书信中谈及此事，自认与刘“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然走到如今这步，除了外界嗾使，也有三种病态人格之促成，一是“好胜”，一是“多疑”，一是“好用权术”。他说，像刘申叔这样一个书呆子气较重的人，玩弄权术正是用其所短，到末了受满人端方指挥，沦为侦探，真是可悲也欤。
嗣后，刘师培把自己绑在了帝国这辆朽坏的马车上，也绑在了赏识他的端方的车辕上。端方在慈禧太后灵柩安放仪式上让人拍照触怒隆裕太后遭削职，他也去职寓居天津。其间，刘师培与何震生下的一女因病夭折，他至为悲伤，除了偶尔陪端方饮酒，几乎闭户不出。但到1911年初清廷起复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时，他把老母送归扬州，和妻子何震一起又随端方去了四川。他预感此行生死未卜，行至武汉时让何震一个人回了北京。
他的预感应验了，四川局势很快失控，强行把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激起了川湘鄂保路运动。11月底，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时，被哗变的部下杀死，刘师培也被资州军政分府拘押，时刻有被革命军砍头的危险。刘被拘时，外界不知他生死下落，他的朋友兼敌人章太炎以“民国元老”之尊发表宣言，提出不应拘执党派之见而杀刘师培，又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当民国初立，章太炎、蔡元培又在南京联名在报上刊登寻找刘师培的告示，并电请临时政府设法保护刘的性命。后来听到刘师培在川蜀性命无虞，一直关注此事的陈独秀曾有一评：“读书之人，权为稻粱谋而已。”
重获自由的刘师培没有去南京，或许是羞见先前的革命同志，他选择了在成都隐迹埋名，后与南下寻夫的何震一道北上山西。此前，何震已由一个叫南桂馨朋友介绍入阎锡山家任家庭教师。刘到太原后出任山西都督府顾问，夫妻俩虽寄人篱下，却也衣食无忧。不久，阎锡山把他荐举入京，由袁克定引觐给袁世凯。为迎合袁的帝制梦，他又一次介入政治，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杨度、严复等筹组鼓吹复辟的筹安会，上书劝进，一篇《君政复古论》让他出尽风头。等到闹剧终场，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帝制祸首，他又一次成为丧家之犬，逃往天津租界躲避风头。1919年秋天，刘在北京和平医院过完了他善变的一生，终年36岁，临终有遗言“以入政界为悔，以坏祖先清德为耻”，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悔了。据说夺走他生命的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折磨他的肺结核病。
对其由革命斗士而清廷督抚幕僚、再而帝制拥护者的摇摆一生，蔡元培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刘申叔事略》）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了他的丧事，并引康有为诗作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时人把刘师培的变节，大多视作何震与汪公权联手挟持所致。在他们看来，刘的堕落正是从其妻何震的堕落开始。这个虚荣的女人经不起金钱名利的诱惑，也经不起汪公权的色诱，是她的落水直接导致了刘师培的变节。陶成章事后述及刘师培的叛变，就说他是因何震和汪公权“入于侦探一流”而被拖下水的，“其妻何震及汪公权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渐动其心”。一句“内惧艳妻”，对刘的贪欢溺色满是不屑。冯自由写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的《革命逸史》，谈到刘氏变节时多引用陶成章原话，一提到何震更是鄙夷异常，如说到他们回国秘密投靠端方后，品行更形不端，“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另一个党人刘成禺，更是把何震描述为一个常作河东狮吼的女子，“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
这些有意无意替刘师培洗地的文字背后，一个风流成性而又奢侈浮华的世俗女子形象已是呼之欲出。然则，大时代里一个男人政治上接二连三趋附的责任，难道竟要一个小女人来负吗？这个女人一生运势急转而下，直至以凄凉终局，皆在于那个与她有了床笫之欢的男人是个小人，甚或是清廷早就暗暗布置在他们夫妻身边的一枚棋子。
从现存刘师培的照片来看，其人乃一羸弱书生，“短视口吃”，敏感、多疑（章太炎说他性格“靡怯”），却又好胜心强，蔡元培批评他的那些人格缺陷，当是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典型症状，这样的畸形人格，激进起来如狂飙突进，消沉起来又万事瓦裂无一可为，所赖尚有学术一脉，维系其精神生命。一个天生书斋型的学者，忽然成了一个鼓吹革命最烈者，也是生逢乱世，造化弄人，革命浪潮中他的激情能维系多少长度都是堪虞的。相比于病树一般的他，刚到东京的何震当如一株春花。花开缤纷，热辣而又恣肆，有“艳妻”之名，可见其风姿之美，章太炎的学生汪东说“何既好名，而又多欲”，爱慕虚荣当是小女人天性，说她“多欲”，也是男性世界的一种臆测吧。
这样一个魅力女子“闺门不谨”，与汪公权有染，或许是她对丈夫的爱已不再保鲜，以致汪乘隙而入，如果汪清廷密探的身份能够坐实，着意勾引，那么她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她是被汪所魅惑，也是屈从于自身的欲望，她犯的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子都会犯的错误。
汪公权的结局是被王金发刺杀，所谓“大憝元恶，罪有攸归”，王金发的这一锄奸行动，当时也是大快人心的。关于汪的行迹，很少有专文述及，曾与刘师培在北大同事的周作人，对何、汪情事，也只是辗转听说，但他确曾是在1908年夏天见过汪的：
在戊申（1908）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朴实，可是俄语却学得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刘师培的叛变失节，并非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被“劫持”，他是被自己炽盛的名利心蛊惑着走入人生岔道的。其人一再变节，正验证了近代学人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之间的左摇右摆、难得定心，这一代学人的人生之悲凉，也大抵由此而起。
何震确实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样一个受过新式教育、倡言女权“翩然高举不可一世”的新女性，当她沉浮翻滚于清末民初这个乱世红尘，身处种种莫名其妙的思想和主义的漩涡，产生种种不切实际之愿望，也是意料中事。或许，以一个女人的虚荣看来，她期望中的丈夫亦应是出人头地的，起码不应该只是一个皓首穷经的学者。短暂的婚外情并没有对她和丈夫的关系构成致命伤害，刘从章太炎那里得悉她和汪的暧昧事后，倾心袒护，乃至不惜兄弟一怒为红颜，证明刘心里还是深爱她的，起码是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的。而以后的艰难时世里，她与丈夫一路追随，间关相从，及至从太原到成都千里寻夫，也都见出乱世儿女的一份夫妻人伦真情。
刘师培死后，据说何震曾到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其内心深处的惶恐无依，有谁能知？关于她的最终归宿，一种不确定的说法是疯了，最后死于幽闭和疯狂。也有人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与青灯古佛为伴，后来就不知所终了。
一个新星般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女性，就这样突然消失于民元前的天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