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居京后，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新报，又接触了不少名流和女士，视野大大开阔，思想进步很快，心情舒畅多了。刚来北京时，她的婆母也住在北京，因屈氏不习惯北方生活，不久即带着孙子沅德[1]回南。这时她暂时脱离了封建大家庭的牢笼，住在北京，比在湖南清闲多了，既不需要每天早午晚三次向婆母请安，也没有大家庭中勾心斗角的那些事了。王子芳每天要到工部值班，又忙于各种应酬，剩余时间就是打麻将、吃花酒、逛窑子。秋瑾倒落得清闲。她从京中书局购到许多新书报，读得最多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那上面刊登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爱国歌》、《东欧女豪杰》（此小说为广东人罗普著，馀均系梁启超的作品）等，秋瑾真是爱不释手。她特别对法国女英雄罗兰夫人、俄国女英雄苏菲亚更为敬佩。作品中所描写罗兰夫人殉国前的勇敢坚强、从容自若、视死如归、置生死于度外的光辉的英雄性格，以及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自由平等社会的革命理想，都给当时的秋瑾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力量。她在写给妹秋珵的信中说：“任公（梁启超的号）主编《新民丛报》，一反以往腐儒之气。……此间女胞，无不以一读为快，盖为吾女界楷模也。”秋瑾在梁启超等人的这种新思想的启迪下，进一步唤起了她的女性觉醒意识和爱国思想，使她头脑中的妇女解放思想具有更为充实的内容。她这时已经不仅仅是反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习俗，而且在开始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秋瑾开始认识到妇女要想解放，必须走向社会，首先是兴办女学，使妇女有知识。有了知识，才能自谋生路，才能独立。用秋瑾的话来说：
“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
秋瑾在北京时，就有办女学的设想，但并未能最后实现。中国女学之兴，较之欧美、日本都晚得多。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有《倡设女学堂》的建议，1898年5月31日，经元善等文化精英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学——中国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在上海创立。北京当时是清王朝的京都，保守思想很重，于兴办女学尤多障碍。但既然上海和其他各地都有了女学，北京女学之兴也就是时间问题了。1904年2月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农部主事杜德舆（字若洲）拟在北京城南创设女学堂，请秋瑾为教习，讲堂设在绳匠胡同杜宅内。但因为秋瑾要出国留学，后来这个女学因缺乏像秋瑾这样理想的教师也未能办起来。这次兴办女学的失败，使秋瑾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封建势力的顽固和社会风气的落后，她开始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这个念头终于成为现实，几个月后她便东渡扶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