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滨城市大连临海区，有一片三十年代的小洋楼，在那片洋楼之中，有一个红色砖墙的小洋楼，门牌号是浅水街46号。据说那个小楼在满洲事件前，是东北一个有名的军阀的小别墅，在那个小别墅里发生过浪漫的爱情故事。后来那个小楼住了一位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课长，课长一家人是四六年回日本的，课长的女儿叫岩下叶子，是日本一家通讯社的专栏作家，她曾因写小说《洋槐下的小楼》，在日本文学界声名大噪。那个小说写了她出生在美丽的殖民地大连，她的童年以及她凄美的、难以忘怀的初恋。解放后，那个小楼住了一位从战场的硝烟里下来的高级军官，也发生过一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只是，本篇要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是发生在现在的故事。
到了“文革”初期，浅水街小洋楼里住了七户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到九十年代，那个小楼就破旧不堪了，外表看那个小楼还十分漂亮，而里面就不行了。打这么一个比方，你关门的力气大一点儿，就有成片的墙皮掉下来；你要在小楼的二楼蹦一蹦，就会担心地板经不住你，把你漏到楼下。小楼里七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共用一个自来水水龙头。单位没进行“房改”之前，我就住在小楼的二楼，而我的楼下住着姓冯的母子俩，母亲叫冯翠花，病退前是红光理发社的服务员。她的儿子随母姓，大名叫冯志强，小名叫小满子。
我要讲的就是小满子的故事。
我搬到小楼时，小满子已二十三岁了，他没有固定的职业，高中的时候就辍了学，跟人家贩卖过服装和海产品赔得一塌糊涂，把冯翠花的一点儿积蓄全部赔了进去。刚兴直销时，他又鼓弄推销化妆品和以色列项链，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
一天，小满子来楼上找我，他谈了一些直销的好处，云山雾罩的，我怎么感觉都觉得他是在吹牛，也许是他性急了点儿，把挣钱的事说得太容易了，反而露出大量的破绽。见我不动心，小满子失望地走了。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小满子的直销活动并不怎么顺利。三个月之后我再见到小满子，我问他挣了多少钱，他说不多，也就五万来块吧。事实上，我问他之前听到冯翠花站在小楼的汀口骂他是“千刀万剐的败家子”。我听说，小满子又把他几个姨的钱全赔了进去。
说起来，我对小满子的印象并不怎么好，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社会上混混儿的影子，他把一头浓黑的头发染了半头黄色，他说话时常带脏字。我和小满子在小楼的门口碰上了，他总讲他如何能打架。像在红星电影院那次，他一个人对付四五个人，还有在码头那次，他与三个大汉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我对他说的那些缺乏起码的经验，只是听他讲而已。小满子还说他认识社会上的谁谁谁，小满子将烟叼在嘴的一角，斜眼对我说：“有事儿吱声！”
我对小满子讲的那些十分反感，我隐约地觉得他有威胁我的成分，所以就尽量避开他，闲的时候不同他聊天。
大约半年之后，我在小楼前街的小饭店里请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吃饭，正好遇见了小满于，他凑了过来，又讲他“辉煌”的历史和他在社会上的“面子”。当着我同学的面，我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就任他吹牛，谁想，旁边一个吃饭的人不高兴了，说你再吹牛逼，我就砸你！小满子吓得浑身直哆嗦，连忙跑了。那个人说：“小满子这小子胆子最小，就是吹牛的本事大。”
事后，小满子对我解释说，他考虑到我和我的同学在场，怕把血溅到我们身上。
不过时间长了，我对小满子改变了看法，甚至对他有了同情的好感，我发现小满子的外表虽然流里流气的，整天一副滑稽相，心肠却挺好，对冯翠花也挺孝顺的。有一天下大雨，冯翠花犯病了，在小楼前面的浅水街小学操场上手舞足蹈，小满子知道之后，连忙把冯翠花背了回来，弄得一身的泥水……
生活依旧按部就班地向前走着，谁也不可能期望一夜之间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那人是我爸爸，我一定宰了他！”
一九九六年春天，小满子二十五岁了，他在浅水街市场口儿摆了一个烤地瓜炉筒，整天蹲在那儿烤地瓜。就在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位陌生人来到了他的炉筒前，买了一个地瓜，坐在小满子临时搭的台子前吃了起来。那个人走的时候，扔给小满子一百元钱。
晚上，小满子对我讲了事情的经过，赞叹着说：“一看就是大老板，待人非常和蔼。”我问小满子那人的长相，小满子说那人六十来岁，穿青色的西服，皮肤油光锃亮，戴一副茶色的墨镜，跟外商大老板似的。听了小满子的讲述，我也想起，下午时我看到小满子说的那个人在小楼前转悠着，我突然想到小满子多年没有音信的父亲骆万英。
小满子为什么不随父姓而要随母姓，这里有一段令人同情的往事。据说小满子的父亲骆万英是广东汕头人，大学毕业后辗转来到了大连，由于他出身不好，加之复杂的海外关系，所以，从五七年反右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骆万英一直受到打击和管制，就在他倒霉的时候，山东籍的青年女工冯翠花同情他并把她美好的爱情献给了他。结婚之后，他们虽然顶着社会上舆论的压力，家庭里却是充满了甜蜜，特别是儿子小满子出生之后，小满子的哭声给这个“不敢高声语，恐惊屋外人”的小屋带来了生气和欢乐。
然而，小满子十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八一年，骆万英与他在泰国的父亲联系上了，小满子的父亲就以探亲的名义去了泰国。临走，骆万英对冯翠花说，现在虽然改革开放了，可他还心有余悸，说不准哪一天又来了运动，他实在是经受不起了，所以，这次去泰国探亲他就不准备回来了，待自己站稳了脚跟之后，就来接冯翠花他们母子。他们夫妻哭哭啼啼的，难舍难分，一直到半夜。
骆万英走了之后就再无消息，头两年，冯翠花还抱着希望，谁一说骆万英不好她就不高兴，后来，从泰国那面传来了消息，说骆万英出国不到一年就和泰国华商里的望族吴家大小姐结了婚。冯翠花听到这些消息，她才心凉了，她把对骆万英的怀念变成了仇恨，并做下了心病。那年元旦前夕，红光理发社的主管单位饮服公司工会组织联欢活动，照惯例公司的领导先讲话，正在领导讲话的时候，冯翠花犯病了，她怒气冲冲地上了主席台，揪住讲话的领导的衣领子，抡圆了手臂给了他一巴掌，大声说：“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打了公司的领导之后冯翠花的病情真是“纸里包不住火”了，好在大家都同情她，为她说好话的人也不少。
本来，红光理发社的人担心冯翠花犯病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和声誉，不想，她反而给理发社带来不少的生意，一则因为冯翠花的手艺不错，另外，那个时候热闹事儿少，所以就吸引了一些顾客，有一定的知名度。经常有人进店就找冯翠花理发，说：“让那个彪子处理一下。”彪子，在当地方言中是指有精神病的人……
我对小满子谈了我的想法，怀疑那个人是他多年没有联系的父亲。小满子说不太可能，他听说他爸爸早就死了，再说，那个人长得也不太像。骆万英离开大连时小满子十岁，他对骆万英的印象只能是儿时的记忆。
我还是预感到那个神秘的访客与小满子一家有关系，即便不是小满子的爸爸，也可能是小满子爸爸派来的人。
小满子说：“操，如果那个人是我爸爸，我一定宰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