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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农村，我虽然岁数不大，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这里我不妨先吹嘘一下，我长得是一表人才，家庭条件也不错，要给我介绍对象的“职业媒人”和“业余媒人”真是恨不得要把我家的门槛踏破才肯罢休。但我一点儿也不感谢这两种媒人。因为这两种媒人没有一个是来给我介绍我心中所暗恋的那个女孩儿的。
我暗恋的那个女孩儿叫张云霞，是我家的右邻。张云霞生得天仙似的，高挑的身材，白里透红的瓜子脸儿，还双眼皮，一笑便显出两个甜蜜的小酒窝儿。我只要见到她都会瞟着她发一阵子呆。她好像也钟情于我。可我和她却没光明正大的谈过一天恋爱。原因很简单，我和她的家里都不同意。
既然我和她的家里都不同意，我和她的戏自然也就演不成了。我没想到，戏刚终场，我家左邻的厉大嫂又为她的小姑子到我家说媒来了。为此，我暗自好笑，过去那么多“职业媒人”和“业余媒人”都被我的父母亲打发了，为什么厉大嫂还要来自找没趣呢？
厉大嫂的小姑子长得也很秀气，至于她叫什么名字我就不说了吧。因为我对她的恋情实在是短暂得很。
好了，说到现在，该说一下我是谁了吧？我叫柳小健，1970年的早春，随父母亲从省城南京下放来到苏北这个生产队。
我们家是“下放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嘛？
我们家由父亲、母亲、我，还有大哥的一个女儿四口人组成。父亲身体不好，不能下田苦工分；母亲身体马马虎虎，一天能苦六七分工；我还在上学；大哥的女儿尚小。
看到我们这样老的老、小的小的一家人，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直摇头。而一开始，当我们一家和其他两家下放户被三辆货车拉到大队部时，这两个队长可是竭力抢要我们一家的。因为当时我的两个已经插队的哥哥“老插子”二哥和“新插子”四哥也一同跟了来。二哥和四哥的身体是很棒的，下田干活自然不成问题。当两个队长知道实情后，怎么能不摇头呢？当我听不懂当地话，加上“文革”闹得功课也跟不上而辍学回家后，两个队长便动员我下田苦工分了。虽然我才只有十五虚岁。而按当时农村的土政策十五虚岁是不能下田苦工分的。苦工分的“法定”年龄是十六虚岁呀？
后来我常想，还是两个队长英明，我下田苦工分了，我们一家的口粮“抬”回家也就八九不离十，也就少给队里添麻烦了。
我和母亲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下田苦工分呢？那是由于父亲有“历史问题”，我们一家只能“安分守己”，而不会像那些成分好的下放户那样动不动就给队里添点麻烦。
刚到这个生产队时，我们一家是暂住在政治队长家里。
政治队长姓厉，他家有三间堂屋，两间锅屋。堂屋是正屋，很好理解；锅屋就是厨房，也放农具和其它杂物。厉队长夫妻俩带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男孩已有八九岁，到他奶奶家住；女孩还在襁褓中，和厉队长夫妻俩睡在堂屋左边一间房里。而堂屋右边的一间房就由我的父亲和母亲使用了。我却在堂屋中间搭了个临时铺。侄女的户口已被我大哥迁走。
后来我知道厉队长的两个小孩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多岁数。因为厉队长很不喜欢他的老婆厉大嫂，除了结婚那天睡在一起，以后再也没有和厉大嫂同过房。虽然如此，厉大嫂也没离开这个家，后来也不知怎么就又生了这么个女儿。
对厉队长这个人，我一开始没觉得怎样。也许是我还小，还不大懂事。但过了些时候，我就觉得他还真有点不简单。他给社员们开会，说起话来政治术语是一套一套的；而农活也很精通，生产队长虽然比他大好多岁，却要听他的。厉大嫂呢，看上去人很粗，心却很细。我们刚来时，厉队长不大听懂我们说的南京话，厉大嫂倒当起了翻译。为此，父亲提醒我和母亲就是在私下里说话也要特别注意。
厉队长的家在庄子顶西头，是新盖的屋。三间堂屋的基石有米把高，基石上面是土墙，也就是泥巴和麦秸垒成的。屋顶一半是青瓦，一半是麦秸。这样的房屋在当时当地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家的新屋是下放当年春暖花开后建的，就建在厉队长家的西边。按政策，三间屋要由队里给建。由于“上面”只给了很少的青砖和瓦，所以青砖当了基石，瓦却没用。我们家又自掏腰包在三间堂屋的西墙头搭了间一顺坡的小厨房。别看是小厨房，顶上却全铺了瓦。
和我们家同时建屋的还有一家姓张的。张家的旧屋已破败不堪了，要重建，而老宅地方又不宽敞就新报批了新的宅基地。不过旧宅还保留着。张家的新屋一下子建了八间。后面三间堂屋，前面过道也是三间，中间帖左是两间锅屋，加上帖右垒了一道土墙，整个一个四方院子。张家这八间屋，建在我们家的西边，除了堂屋和厉队长家的堂屋一样，其它的也是草房。
说来，我在生产队里干得还算可以吧。也就是这么一年多一点儿，我当上了记工员，后来又当上了会计。而一开始，我基本上是和“妇会”们在一起干活。“妇会”就是女同志，女劳力；男同志，男劳力呢，却称“农会”。我常想，这样的称呼，对男劳力似乎较公正；但对女劳力似乎不怎么公平，好像“妇会”不会干农活似的。
虽然我还很小，可没一年，个头却串高了不少。也许这是杂粮吃得多的缘故吧。不是吗，一开始干农活抬东西时，我在前，母亲在后；没一年，就改母亲在前，我在后了。也正因为我个子串得高了，也就有人上门来给我提亲了。而两三年后，我父亲有了退休金，上门来的媒人就更多了。
父亲怎么会有退休金呢？这得从头说起。
父亲是干部，“上面”叫下放自然是要带薪下放的。可父亲考虑到种种原因，没有带薪下放而退了职后再下放。这样一来，连同母亲的退职，父亲和母亲就成了在城里吃闲饭的人了。父母成了在城里吃闲饭的人后，下放也就顺理成章？
按当时的政策，退职的人，每工作一年是可以拿到一个月原工资的退职金的。父亲和母亲都拿到一笔退职金。然而这两笔少得可怜退职金不到两年就花完了。而这时母亲因身体不好，不能再从事生产劳动了。母亲急，父亲更急。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跑了几趟省城，要求恢复带薪下放，原单位领导发了善心，又考虑到父亲身体太差不能再上班，就改退职为退休，还吃了商品粮，又有煤炭供应。
父亲改退职为退休后，每个月除了扣还一部分已经拿过的退职金外，还能拿到30多块钱的退休金。这还了得。这在当地的农民眼里简直就是一笔大收入啊？而当时生产队里一个工才一两毛钱，一年苦到头，到年终结算时又能拿到多少钱呢？
父亲有了退休金，最大的受益者似乎不是父亲而是我。我在前面不是说过，上门来的媒人更多了，但不管媒人怎么花言巧语都被母亲以我还小而拒绝。
其实我小什么呢？当时生产队里哪家相亲或订亲不是在我这样的年龄？那些个说媒的不成便不再说了。而有些胆子大一点儿的女孩，干脆借故跑到我家里来和我套“近乎”，我是一概地装痴卖傻。其实我心里装着一个人哩。她就是我家右邻的张云霞。当时她在大队七年制学校上初中。
一次我和她邂逅时，大雨过后的一段路埂被淹，她不敢过，我便“逗”她是不是不敢过？她说水太急了，是有点儿不敢过。我说怕什么，趟过去就是了。她说是想趟过去的，可不知道水有多深呀。她求我到队里社场找块木板或石头什么的垫一下。我说太远了。心里却想，找什么木板或石头呀，我就是木板，我就是石头。想到这，我却假装要走。她急得都要哭了。我不走了。我笑着说我就当一回木板和石头吧。她没听懂我的话。我便告诉她要抱她过去。她不吱声了，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我又假装要走。她前后左右望了望，说趁现在没人，你就快点儿抱我过去吧。听她这么一说，我便疾步走到她面前。可我正欲抱她，她又说你还是背着我过去。我没背，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了她。趟进水里后，我可没快点儿，而是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挪动着脚步。她身上的肌肤真柔软，她身上的气味真好闻啊？放下她后，我看见她的脸又红了，而我的心跳也迅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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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只要我和张云霞相遇，她的脸似乎都要泛起些须红晕，而我的心跳更是无以复加。
虽然如此，我和她每次相遇也都要向对方打招呼的。一开始，她叫我柳会计。可不知从哪天起，她叫我小健哥；我呢，就叫她云霞了。
也就是她叫我小健哥，我叫她云霞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和母亲把我教训了一顿。
父亲教训我：“小健呀，你现在是不能谈任何人家的女孩的，说不定今后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回南京的。”
母亲也教训我说：“如果你不想回南京，就谈好了。但我们是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我只能唯唯诺诺？
可后来，父亲和母亲还是承认了张云霞的长相好。
一天，我听母亲说：“如果我们回不了城，小健倒是可以和张云霞谈一谈的？”
父亲随即附和道：“张云霞确实长得怪秀气的？”
听了父母这番话，我更加迷恋她了。
这以后，我背着父母去过她家好多次。她父亲工作在外，家里除了她和她母亲，还有她小哥和她小弟。我去她家，表面上是和她的小哥张云松玩儿，实质上自然是为了她。我和张云松玩儿时，她经常凑过来，我好开心，有时闻到她那散发着姑娘特有的气息，我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我和张云松经常下旗玩儿。下象棋我老是输给他，我不如他会算计；下军旗我却总是赢他，他不如我会摆阵。
我还和张云松换书看。虽然那时的书价不高，也就几毛钱一本；而“农村版”图书一本还要便宜一、两毛钱，但在这个生产队里，也只有我和他能买得起书了。我买了《青春》、《剑河浪》、《农场的春天》、《胶林儿女》和《雁鸣湖畔》等书。他也买了《红雨》、《擒龙图》、《东风浩荡》、《激战无名川》和《盐民游击队》等书。她有时也会向我借书看。
一次我问她：“好看吗？”
她答：“没多大意思。”
我说：“那我借一本好看的给你。不过我要告诉你，这可是禁书，你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就是你的小哥也不能说。”
她问：“你和我小哥处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告诉他？”
我说：“你小哥也不是只和我一个人处得好，万一他把禁书借给别人，别人再借给别人，这样一传开，上面追查下来如何是好？你还是不要让你小哥看见为好。”
她点了点头说：“我记住了。”
我借给她的第一本书是《青春之歌》。
她把《青春之歌》还给我时我问她好看吗？她回答说太好看了。我再问她什么地方好看？她不回答，脸却红彤彤的。
我又借了一本《家》给她。
她还《家》时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借下一本，我告诉她没有了，就这两本，她似乎非常难过，但只一会儿便说《青春之歌》很好看，想再借一下看看。我说好吧，却没拿《青春之歌》，而是拿了另一本《三家巷》。她接过一看书名，当即就拍了我一下，说我坏。我笑了，她也笑了。
还《三家巷》时，她没再迫不及待要借下一本，而是问我哪来的这么多好书？我告诉她这些书都是“文革”前我的四个哥哥看过后一本本丢在家里，而“文革”开始后，又精心保存下来的。我又告诉她我家里还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几个选本和一本《诗词格律十讲》的小册子，问她想不想看，她直摇头，说诗词有什么看头。
后来我又借给她好几本书，有《风雷》、《美丽的南方》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我借给她的最后一本书是《灵泉洞》。我告诉她真的只有这一本了，还问她相信不相信？她说她相信，还说下次就借已经看过吧。
她在还《灵泉洞》时，我望着她没说话，她却红了脸。看到她红了脸，我想了想，问她为什么脸红，她不回答，我非要她回答，她一连说了我几个坏后，不仅脸红，连脖子都红透了。见她这样，我真想照这些好书上写的，男女拥抱接吻的场景，也抱着她亲上几口。
虽然我没亲她，但我还是觉得和她接触很开心。
然而我忽略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她父亲在邻近的一个供销社里当了个小干部，母亲又是大队的“贫协”主席，大哥前年到部队服了兵役，还提了干。
像这样的家庭能把女儿嫁给我吗？
这不，终于有一天，她小哥张云松的一番话着实把我给“惊醒”了。他说：“柳小健呀，你们下放户的成分是不是都不怎么好呀？我妈妈是竭力反对我和你来往的。还有这事我也不得不告诉你，我妈妈说要把我小妹说给公社曹书记的儿子，只是我小妹现在还在上学，暂时还没提亲，但已有这个意思了。我想我小妹一旦不读书了，很快就会嫁给曹书记的儿子的。”
震惊过后，我忽然想到他的父母亲可能已猜到了我的“意思”而不屑开口，就叫他这样说了出来。我非常感激他。幸好我们家还没请人去提亲；如果提了，再遭到拒绝，那多难堪呀？
从此，我很少到他家去玩儿了，但他仍然常到我家来玩儿。每次他来玩，我都装出开心的样子来，只是有时会走神，每当这时，他就逗我说这说那的。
又一天他说：“柳小健呀，你家的条件那么好，你还愁找不到好姑娘吗？告诉你，我大哥在部队提了干，我们庄上有两家的姑娘都争着要嫁给我大哥哩。也有人来给我提亲，只是我妈妈说要等我大哥订了亲后再给我提亲。反正我现在是一点儿都不着急，说不定今年寒里我也要去当兵呢？在农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了，你要是能和我一起去当兵多好？”
我说：“我可不想这些个好事儿。现在当兵多难啊？你家要不是和曹书记家攀亲，你哥能当上兵吗？你呀，也别想这个好事？”
他说：“柳小健呀，你虽然辍学了，可你爱学，还找了那么多的中学课本来看，而那么深奥的古典诗词你也肯钻研。你也在写吧？”
我当即否认：“我没写，我能写什么呢？”
他笑了笑说：“你瞒不了我，有一天我在你的窗前看到一个小本子，翻开的一面上好像是首诗。其中两句我还记得呢。好像是‘世上风云犹变幻，梦中前景尚依稀’吧？柳小健，那诗是不是你写的？”
我不承认：“是我抄来的。”
他不笑了，严肃起来：“柳小健呀，我不管你是写的还是抄来的，你都得注意。千万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
我苦笑道：“这我知道。张云松，今年冬天你如果当兵去了，希望你写信多给我鼓励好不好？”
张云松轻声说：“部队和地方上不同，到时看情况再说吧。反正你各方面都要注意。哦，还有这事我也要提醒你，那首歌你最好也别再唱。”
我问：“什么歌？”
他说：“‘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啊。”
我没说话。我在想，我偷偷地唱《南京知青之歌》，他是怎么听到的？
他又说，“我告诉你，我小妹是很喜欢你的，我爷也说你人不错，就是我妈妈……”
他说的爷就是父亲。这里称父亲为爷，叫祖父为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