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橥拔”，大家听说过吧？
晋南农村使用次数很多的一句话，大意是措手不及或是情形窘迫，正确的写法有没有，是不是如此，或者纯粹就是一句土话？我不得而知，也无意考证。只是见有人或写作“猪扒”，理由是，在农村，一块平整的地方，最怕猪来，只要主人稍不注意，那家伙会用嘴头子给你拱得乱七八糟，好比一张光光的脸给扒得血肉模糊，你说闹心不闹心，你说倒霉不倒霉？我觉得这样的比喻也有道理，但比较一下，还是感觉“橥拔”更形象些。橥，拴牲口的小木桩，意同“橛”；橥拔，亦即拔橥。人家早把牛偷了，你却只拔了个橥，还被牛主人撞个满怀。唉，世上还有比这更倒霉的事儿吗？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麦秀时节，丰收在望，倒伏的麦田一片狼藉；五黄六月，龙口夺食，一车小麦翻在了路边；大雨在即，忙着抢种，穿在牛鼻子上的牛桊子给扯坏了……
农人的无奈，生生地就是这“橥拔”啊！
我之所以生造这个词，是因为父亲把我关在家里的那些日子不久，我就“橥拔”了一回。
那天晚上，我在熟睡中被颠了醒来，发现大哥背着我在巷子里吭哧吭哧地快跑，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也踉跄着紧跟其后，感觉就有几只手搭在我的背上，似乎还有人小声啜泣。
去哪里？我问。
父亲说，去看电影。
看电影应该往大队院里去啊，我直纳闷，怎么朝相反的方向，还这么急忙地跑，发生了什么事呢？
及至转了几个弯，大家停在三伯父家门口。父亲一边迫不及待地拍打门环，一边变了声调高喊，三哥，快开门！我这才真正醒了过来，三伯父是医生啊，我，受伤了。下意识用手往头上脸上一摸，全是血，一股浓烈的腥味和早烟味呛人鼻孔，头上便辣辣地疼开了。
三伯父的动作很利索，剪去伤口周围的头发，再用镊子夹了药棉清洗干净，敷药，包扎。一阵忙过，这才问，怎么回事，打得这么厉害？
父亲说，老二下晚自习回来睡觉，从架板上取被子时，不小心把架板给抽了下来，打在了老三的头上，一寸来厚的架板，又那么高，一下就把孩子给打懵了，幸亏睡得熟，没有知觉。我照你教的做，用旱烟捂在伤口上，先把血给止住，就往这边跑。由于刚才过度紧张，父亲说话有气无力，结结巴巴。
哦，三伯父不再说什么，顺口问了句，老二呢？
早吓跑了，母亲也缓过神来，插了句。
我这才发现，二哥没有来。
又不是故意的，你跑什么呀？第二天，我照镜子时，看头上包的绷带像极了电影里负伤的战斗英雄，竟觉得好玩，反过来安慰二哥。
二哥惊悸未定，有些不信他的弟弟，想摸我的头。手举在空中又没敢落下来，问，你不怪二哥，你不疼？
不疼，我凑近二哥的耳朵说，我还得感谢你。二哥越发不解，不怪就谢天谢地了，还要感谢？我说，三伯父说了，每天去他家换一次药，这样，我就可以走出这个院子，也不用再背那《三字经》了。
我的头上从此就留下一个很大的疤坑。这多年，我回村和二哥在一起，提及这个疤坑，他总是心存内疚，说看这事“橥拔”得很，怎么就打在了头上，多危险啊。我总是调侃道，还好在头上，有头发遮住看不见，要是放脸上，那不连媳妇也难娶了？二哥也跟着笑了，憨憨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这样，只比我大六岁，在家里却什么活都抢着干，好像早就知道父亲的心思，学习一样地很用功，只是话少。母亲常数落我话多人懒，说看看你二哥，你要是有他一半好，我们也就省心了。
打这以后，父亲不再提我去书房的事。那段时间，也许是由于大哥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父亲意识到得给大儿子找份儿体面的工作，随后两三年内又得张罗给他完婚。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父亲自然顾不上我这个多头了，每天早出晚归，言语也比平时少了许多。
一个星期天，在镇上读高中的大姐回家取馍，见父亲又不在家，只有母亲一个人又是和面又是做菜地忙活，便问今天什么日子，做这么多菜，要摆席？父亲呢？
打酒割肉去了。母亲难得高兴，一边喊大姐帮忙干活，一边说，你哥推荐去县化肥厂上班的事定了，你爸承包生产队豆腐坊的事也定了，今晚一并请大队干部来家里喝酒。
这些细节是父亲去世多年以后，我们说起父亲当年养儿育女的诸多不易时，大姐讲给我听的。那天晚上，六岁的我，眨巴着眼睛，看着许多陌生的面孔因为酒喝多了涨红着脸，趾高气扬地对父亲大声讲着什么，父亲呢，则只是一个劲地陪着笑脸一遍遍说着些恭维的话。中间有人就叫着九哥或是九叔问，孩子们呢，都叫出来一起吃啊。母亲赶紧说，大家吃，别管他们，明天还要上学，都睡了。
讲到这里，大姐鼻翼微微颤抖，说，母亲哄人，满屋里飘着猪肉香，哪里会睡得着。
我家兄弟姐妹五人当中，父亲最疼爱我大姐，经常给大姐零花钱。偏我的大姐大方得不得了，班上同学家里远的，她总是借钱物给人家，有时候星期天，还把困顿的女同学带回家吃饭。次数一多，母亲便牢骚满腹，直埋怨父亲娇惯大姐，骂大姐不体量家里紧张。
父亲说，这有什么，儿要穷生，女要富长。
有了这句话，过后大姐仍旧往家里带女同学吃饭，每到星期天，家里总是南腔北调叽叽喳喳，母亲也懒得再说什么，因为这些人当中有的多次提出要给母亲做干女儿，做干女儿的不只是来家里吃饭，还争着帮母亲干活，而且比大姐勤快多了。
中间一位叫京华的姐姐，记不清姓什么了，家在黄河边的滩地上种有花生，每次来，总会带一些给母亲。有一次，她问我，小弟，怎么不去学校呢？
我还没想好如何回答，大姐说话了，他呀，说学校有鬼，怕着呢。
大家一阵哄笑。见我有些不好意思，京华姐说，小弟，想吃花生吗？
想，我脱口而出。
那好，问你几个问题，答对了，就给你花生吃，答不对，那……说着，京华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来，听她的口气，看她的表情，分明想着我一定答不上来的。
你问，我都急切了，到底花生是稀罕物啊。
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
铁！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又是一阵哄笑，直笑得我莫名其妙。京华姐更是前仰后合，半天好不容易止住，拍着我的头说，小弟呀，听仔细了，一斤棉花，一斤铁，一般重啊。
我有些着急，连连说，这个不算，重来一个。
大家复又静了下来。京华姐指着石榴树下的一个方桌问我，几个角？我答四个。再问，锯掉一个，还剩几个？
三个，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错了，错了，又错了。姐姐们纷纷起哄，锯掉一个，变成五个了，你别急，试着数一数啊。
这一回，我的小脸胀得通红，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莽撞答错了问题，还是因为吃不到眼前的花生。走又走不开，站又站不住，好难受。
京华姐笑盈盈的，一把拉过我的手，将花生放在我的手心，然后又刮了刮我的鼻梁，轻轻地说，小弟，你得上学啊。
我又一次“橥拔”了，不过这一次是心理上，我那套不想去学校而臆想出来的说法，曾经多么稚嫩却又多么顽固，不想被京华姐这么轻轻一击，便彻底溃散了。数年后，我在老屋的阁板上翻找东西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拭去蒙尘，原是大姐和京华姐两人高中毕业时的一张合影。两个人都荚盈盈地透着一股精气神，特别是京华姐，齐耳短发，英姿飒爽，幼年的那一幕一下子又浮现眼前……
我对母亲说，给我做个书包，明天我要上学去。
母亲正在织布，听我这句话，觉得太突然，手中的梭子不由停下来，愣了半天，忽然朝院里的父亲喊，听到了吗？你老三同意去书房了！
中午吃面条！
父亲大声说。他一高兴，家里又要吃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