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的婚姻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也没有更多的罗曼蒂克。踏踏实实的生活多于浪漫的情调，道德上的责任多于情感上的缠绵，他们的婚姻纯属东方传统型的。他们彼此相敬如宾，是夫妻，是战友，更像师生。妈妈一直把爸爸视为老师和领路人，他们六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大多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度过的。诚然，这生活中有欢愉，有幸福，但也有痛苦，有波折，甚至有危机。他们长期处于紧张而不安定的氛围中，政治上、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抑，势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
1941年初，妈妈到延安，犹如一只小鸟飞入广阔的天地。她要展翅翱翔，她要奋发工作。然而，她发现自己的手脚常常被孩子所羁绊，好不烦恼。哪有母亲不爱孩子的，但她也渴望工作。在哈尔滨，在上海，由于接连怀孕生孩子，她比喻自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这种悲剧意识没完没了地压迫、折磨着她，为了纪念夭折的儿子，妈妈怀着歉疚、自责而又矛盾的心情在《珍贵的纪念》一文里写道：
“我没有母性，怕骚扰，爱孤独，尤其讨厌那呱呱乱叫的孩子，别人誉为‘安琪尔’的可爱孩子，在我看来却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累赘。无论怎样有希望的女人，一生孩子，她的自由会被孩子束缚住，她的意志会消磨净尽了，她会变成一个孩子的奴隶，永不解放。”
现在“回家”的娜拉要再度走出家门，她要去医院做绝育手术，从此，做一个自由的女人。
初到延安，爸爸妈妈有时去毛泽东主席家做客，所以妈妈和江青也时有往来。女人碰在一起，嘴上往往离不开家务、孩子。妈妈17岁结婚，十年间，前前后后共怀孕七次，前边的五个孩子除一个由于庸医误诊小产外，其他四个也相继夭亡。战争年代对于一个投身革命的女人来说最大拖累莫过于生儿育女。闲聊中，江青说她生下女儿便做了绝育手术。多年来，妈妈一直梦想争得自我“解放”。她也想做绝育手术！可心里仍然七上八下顾虑重重，怕婆母不同意，怕丈夫不理解。自己悄悄去医院，当大夫问家里意见时，她谎称家里都同意，就这样办了住院手续。那时延安条件十分艰苦，住中央医院也是病人自带行李。这下可难坏了妈妈，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只有两床被子。因为没有被子，妈妈迟迟住不进医院，毛泽东知道后，让江青送去了一床新棉被。当然，这样的大事终归瞒不过家人，爸爸知道并没有怪罪妈妈。他知道妻子接连怀孕、生育吃尽了苦，不能再让她受苦了。爸爸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情，他尊重妻子的决定。
当时，妈妈只有29岁，爸爸也才30将出头。他们顾前不瞻后，以后会怎样谁都不曾想过。当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该谈恋爱成家了，爸爸妈妈以“过来人”的身份叮嘱子女该怎样或不该怎样。爸爸告诫女儿，婚后即使有了孩子不想继续生育也不要做绝育手术。话虽然不多，但浸透着的生命体验却是沉重的，苦涩的。
然而，无论怎样，爸爸在妈妈眼里永远是自己革命的引路人。而妈妈在爸爸心中仍然是三姨家的二表妹，始终对她关爱有加。爸爸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病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的，可他记着妈妈爱吃干果满口假牙没办法嗑，就常常拿着小锤子把榛子、核桃一个个砸开，送到妈妈面前。
1991年，爸爸逝世前一两个月，神志完全不清，连自己的大小便也常常失控，但他每天仍然穿过客厅，跌跌撞撞地走到妈妈的病床前，下意识地替她掖掖被角，“整理整理”床头柜上的杂物。妈妈总是眼含泪花接受爸爸所做的一切……那情景谁见了都会揪心一般地疼痛！
爸爸妈妈是姨表兄妹。他们的母亲是姐妹，外祖母排行老三，祖母是四妹。爸爸妈妈都算沈阳人，但他们的根并不在东北。据说妈妈的老家在山西，但具体在什么州什么府，什么时间到沈阳她也说不清。妈妈本姓刘，名东兰，她祖父刘紫阳是名闻遐迩的中医，因早年治好蒙古达尔罕王的病被推荐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做军医处长。其父刘瑞臣早亡，曾在沈阳督察处工作，也擅医术。
爸爸原名傅乃琦，字玉瓥。祖籍山东蓬莱。顺治八年傅家一脉别井离乡漂泊渡海，落脚今天沈阳近郊苏家屯。他祖父经常在城乡骡马市场给买主相马，也兼给骡马治病。他父亲名春圃，字景林。早年爸爸的家境贫苦，妈妈对我讲：
“……你爸爸前边有个女孩子，活两三岁死了。后来生你爸爸，乳名大存。你奶奶可苦了，生头胎时在苏家屯乡下。听老人讲，四壁皆霜，跟前一个人也没有，自己咬断脐带，连个接生婆都请不起。老太太刚强，在上海老太爷知道你爸爸还搞地下党的活动和你爸爸生气离家出走的，那么多年你奶奶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当然她知道不怪你爸爸，跟着我们东奔西走吃了不少苦。老太太没念过一天书，但后来能看书读报。”
妈妈和爸爸一样孝敬祖母，祖母在世时一直祖母管家。
爸爸生于1909年12月13日，他的哺乳期是靠高粱米汤代替母乳的。祖母因家庭生活贫穷身体瘦弱无奶水。家中生计最初是靠祖父母替人家糊裱布钱包、洋火盒，给裁缝店缝皮子，锁扣眼……勉强得以糊口。他曾说：“小孩子的天职就是玩耍，但是母亲绝对禁止我和街坊的孩子们胡闹，母亲训练我充当家庭的小勤务，打扫卫生，跑街，除了不挑水什么活儿都帮母亲做。”
爸爸是独生子，家里除了两副悲苦的面孔外，绝难找到得以娱乐的事物。他有时违反母亲规定的纪律，逃开监视去寻求小孩子理想的生活。这种大逆不道的举动只要被祖母发觉，他就要受到严酷的家法，“碰上六姨在，不但不拉着，还会帮助母亲一起打。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啊”。他不屈服于这种家法，而以无言的愤怒代替反抗。祖母对于他的顽强态度越发生气和伤心。祖母痛打他之后，自己常常悲痛地流着绝望的泪。然而，祖母的泪并不能感动他使他成为一个忠诚、顺从的小勤务，反而刺激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使他更好斗起来。当他六七岁的时候入了私塾，整天跟一个糟老头子哼着“孟子见梁惠王”，他认为这又是一座新监牢，但是他却不甘愿做“逃学鬼”，只得委曲求全地安于那种环境。但是，为了发泄好斗的愿望，他参加了征服“回娃”孩子的“远征军”。这些战士多半是和他住在同一关的汉族孩子，他们的战场是在大西关和小南关交界处的风雨台。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弹弓、袖箭、石块和棍棒等。在无数次的鏖战中表现了他的勇敢善战，负伤流血在所不顾。后来就被推为“远征军”的领袖，屡败“回娃”，于是英雄的名声在孩子们的口里传播开来了，他也俨然以一个小李广自居。但老年的街坊们却辱骂他为“饿子”，这个名词在他是无所谓的，祖父母却难以忍受。
这时候，祖父傅景林靠着苦苦自学的结果，考取奉天省立工业实验专门学校的书记员（也叫录士）。祖父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同时也有了定额收入，生活比较安定，于是在1917年爸爸被送到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他入小学后，祖父母改变原来严厉的打骂政策，而用规劝、刺激、比较等方法使他努力上进。从这时候起他的生活天地发生了很大的突变。他接触了新的教育、新的伙伴，他开始尝到父母的抚爱和温情，他好斗的癖性变为斯文而腼腆了。
爸爸所就读的学校是全省的模范校。校长李梦庚把学校办成类似国家的机构，校长当然是大总统，下设官员和宪兵——童子军都是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像爸爸这样的贫寒学生始终是被统治的老百姓。学校在高年级试行“道尔顿”制（有必修课和自选课）。这一制度给他很大的自由，可以放弃不爱好的课程而专攻喜爱的国文、图画、体育、音乐等课程。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接近文学艺术工作的基础吧！
此时，他非常用功，放学回家匆忙吃过饭便开始温习功课，他显得沉默寡言。他聪明伶俐，学什么像什么，外号“小精灵”，课业完成之后，主动帮助母亲干家务。他家住在省议会附近，旁边有座教堂，老百姓叫它小洋楼。偶尔他也去小洋楼后院（菜园子）帮助老头侍弄菜，干零活。他性格截然不同的变化得到亲朋好评，尤其三姨经常在儿女面前夸他，无疑他成为表弟、表妹心中的榜样。三姨有两个女儿东芝、东兰，还有个小儿子肇元。三姨的公公刘紫阳是有名的中医先生，刘家人丁不旺，只有一个儿子，生活比较富裕。他们家住小西关太清宫后面的天德店胡同，那里有里外三进的大院子。爸爸的用功和寡言又引起祖父母新的担心，怕他变成书呆子，更怕他弄坏了身体。所以父母有时带他去亲戚家走动。
爸爸的父系和母系的亲戚很多，但爸爸说，来往最勤的还数三姨家，母亲时常带他去三姨家，和三姨家的孩子一块去小河沿儿、北陵或东陵郊游，他和三姨家的表弟妹们在一起度过许多天真欢乐的时光。大表妹东芝比他小半岁，二表妹东兰1912年8月20日生，他们大小差不多，有共同的玩兴和内容。东芝对表兄大存最好，明明是表妹却常像大姐姐，事事照顾他，处处偏袒他。爸爸说，大表妹文文静静性格像林黛玉，二表妹像假小子。但二表妹崇拜表哥，佩服他点子多，也羡慕他伶俐过人，精通一切玩技。表哥踢起毽子花样翻新，抖起空竹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不但能抖空竹，还能把壶盖抖得滴溜溜转。只要表哥来，她总是前后院子跟着。那个年代不要说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就是一般人家也不能随便出去玩。对于东兰来说只有和兄弟姐妹在一起才能无拘无束地欢蹦乱跳，才能开心地嬉闹。童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即使生气拌嘴，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也是甜蜜的。有一次东兰不知因为什么把表哥惹急了，表哥顺手举起竹竿打了她一竿子。这下可坏了，她哭着跑去找继祖母告状。为了这一竹竿，表妹记了表哥一辈子。六七十年后，妈妈卧病多年，有朋友说罗烽对白朗照顾得好，妈妈“不领情”地说：“好什么好，小时还打过我一竹竿呢。”
1922年妈妈的童年惨遭不幸。两三年前，她的祖父刘紫阳带着继祖母和姐姐东芝去黑龙江省督军署工作。1921年，患病的父亲瑞臣也到齐齐哈尔治病。转过年来，该换季了，也不见北边派人取衣服，她母亲放心不下，派听差（东兰表叔）去黑龙江看看。听差回来告诉少奶奶，“人没了！”听此噩耗如同五雷轰顶。上世纪初，对中国女人来说死了丈夫不啻于天塌下来，她发了神经病。当时东兰十岁，弟弟肇元七岁。祖父看不行了，派人把孤儿寡母都接去。不久，刘紫阳为儿媳妇的四妹夫傅景林在黑龙江督军署军医处谋得主稿员（拟稿员）职务。是年冬，傅家三口也迁往黑龙江，住在督军署前面官舍胡同刘紫阳家里。虽然住的是厢房，但是不必出房银，这对于傅家的经济确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表兄妹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
1923年春季，爸爸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齐齐哈尔位于东北的边陲，由于军阀的统治，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五四”运动的波澜经过几年的荡漾，可以说在这死水般的所在没有激起一点涟漪。这里的文化等于漫天的风沙加上无边的黑暗。在他初中的三年中，外界发生许多变化，但他们仿佛是处在另一个星球上。大环境如此，小范围的情况也并不多好。他曾经讲，在中学最后的一位英文教员是他喜爱的人物之一，这位老师在“欧战”时做华工到过英、法两国。他在教文法分析时以《西厢记》中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译成英文为例，这件事学校当局竟认为是诲淫诲道的教育，几乎把那位教员斥退，由此可见学校的文化思想是与时代何等地背道而驰。在学校之外的社会生活中，他通过所见所闻清楚地认识到军阀是残暴不仁的，官僚是贪污腐化的。爸爸在中学时代喜欢文学书籍，是名少年藏书家。所藏的书籍大抵是些古董，他虽好学，却又不求甚解，实际上有些奥妙的东西想解也解不开。但是，这一知半解的“博学”也居然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1926年初中毕业，爸爸幻想着继续深造，却因祖父几年惨淡积蓄存在官办储蓄会社的一点钱，只是听到一个“倒闭”的消息就无影无踪了，致使渐有起色的小家庭又还原到四年前的状况。因此，他的升学希望遭到彻底的破灭。
没有钱读书，只好自谋生路。未几，经刘紫阳介绍给新上任的讷河县县长当幕僚。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学校，离开家，踏入社会。但是这人生第一步使他十分厌恶。他过不惯也看不惯幕僚那种花天酒地的罪恶生活，上任不久便不辞而别。逃回家中以后，他经常到南门外的两个书店蹭书看。后来又与书店两个小伙计合股在南门里路西的小坡上租间小房，开了个小书店——中华书店。但书店开张不及三月就倒闭了。
妈妈晚年，两次当着爸爸的面“酸溜溜”地对我们说：“我是续弦嫁给你爸爸的。”第一次爸爸还分辩说：“我也没结婚，怎么叫续弦？”
第二次妈妈再说起，爸爸知道她逗乐开玩笑也就任由她说了。说起“续弦”，爸爸妈妈的婚姻还真有一段波折呢！爸爸妈妈的外祖父姓崔，是辛劳一辈子的手艺匠人。在沈阳小南门有两间平房，开一爿小镜子铺。在爸爸记忆中，他外祖父整天一声不响地坐在小凳子上往玻璃上画画，然后做成各式各样的镜子，漂亮极了。每去外祖父家，他总爱蹲在一旁看外祖父劳作。崔家六个女儿所嫁的婆家顶数三女儿家境最好，但她并不幸福。自己娘家穷自然就矮了一截，更何况女婿又是花天酒地的公子哥，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年纪轻轻守了活寡又守死寡。她不想让女儿也过那种日子，她常对女儿们说找婆家不管穷富，只要男人知冷知热，肯上进就好。
爸爸妈妈两家搬到黑龙江后，孀居的外祖母不顾公婆反对，为大女儿东芝和外甥大存订下婚约。当时他们都在读书。订婚后，表兄妹见面反而拘谨、不自然了。1926年东芝因肺结核（旧时叫肺痨，几乎是不治之症）病故。出殡那天，按民间风俗未婚夫不能参加葬礼。大存隔着玻璃窗看着人们把大表妹东芝抬走。他的眼前模糊了，除了远去的哭泣声，院子里空荡荡的。爸爸的初恋在朦胧和痛苦中结束了，1986年冬，爸爸回首往事作《哭东芝姊逝世六十年》：
极北“望江楼”，
未作少年游。
百年遇本世，
相逢古渡头。
嫁衣化殓衣，
红颜伴白首。
狂飙挟黑雪，
夜半走沙丘。
丙寅冬
东芝去世后，三姨又将就读于黑龙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东兰许给他做未婚妻。东兰性格和姐姐完全不同，她爽朗、外向，品学兼优，特别在数学方面尤为突出，常是班里第一名。大存与二表妹再续姻缘引来刘紫阳更强烈的反对，他坚决不同意。在世俗的观念里，一个是官宦人家的小姐，一个是贫寒子弟，确实门不当户不对。但外祖母摒弃这些世俗观念，坚决支持两个年轻人。同时表兄妹也作了“鱼死网破”的准备。经过他们的奋争，老人让步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