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更喜欢第二故乡——哈尔滨。并流露如果可能，宁愿舍弃京都生活而重新回到松花江畔。愈到晚年，他的思乡之情愈重。在他的诗词《道情篇——哈尔滨，并念靖宇同志》中，这种思念愈显浓烈：
乱风冻云雪打楼，
寒江一夜筑冰洲。
每忆壮岁凛冽地，
冷在肌肤暖心头。
情傲晨霜气傲剑，
亘世同仇结同俦。
将军岂有封侯意，
慷慨书生孺子牛。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
从诗中人们不难看到他对故乡浓浓的依恋之情。他怀念早年哈尔滨的战斗生活，他眷恋哈尔滨迷人的北国风情。甚至他喜欢吃俄国风味的黑列巴、苏波汤。他时刻不曾忘记为之献出青春年华的那块黑土地。
1928年初，刚满18岁的爸爸，只身一人由齐齐哈尔考入哈尔滨呼海（呼兰—海伦）铁路传习所。呼海铁路不是官办而是中国商人自己开办的，此铁路于1928年正式通车使用。呼海铁路局为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在修筑铁路的同时创办了自己的传习所。前后共办四期，学制一年半，爸爸是传习所的第二期学员。哈尔滨在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有23个国家在这里设有自己的使领馆。五年前当13岁的爸爸随祖父母由奉天去黑龙江途经哈尔滨时，虽然是一瞬间的印象，但哈尔滨的影子时常像一朵彩霞似的浮耀于他的眼前，它富丽堂皇的外貌深深嵌在他的脑海里。说起来哈尔滨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在不长的经历中却遭受了过多的磨难。
1898年哈尔滨沦为沙皇俄国的殖民地。殖民者为利用铁路侵略，掠夺这片富饶的黑土地，1903年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通车。通过这条铁路，沙俄经西伯利亚东通绥芬河，西达满洲里，南抵大连，哈尔滨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中心。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土地上发生“日俄战争”，腐朽的清朝政府却像局外人一样宣布中立。战争以沙俄失败结束，1905年“日俄”签订条约，沙俄将长春以南段的中东铁路划归日本，并把旅大租界权转让日本。长春以北仍然是沙俄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许多谋生之人包括一些白俄纷至沓来，哈尔滨成为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之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分别在上海和哈尔滨建立总领事馆。由于上述地理和历史的缘故使它成为东西方政治、经济的冲撞点，同时也使它成为文化水准较高的新兴城市。在这里，新思想、新思潮异常活跃和兴旺。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1921年秋天）就派马俊来哈尔滨考察，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东北开展工作的根据地、大本营。从1918年开始中东铁路连续发生几次罢工运动，此时，负责北方局的李大钊首先在哈尔滨开展工作。1923年大罢工之后，中共在哈尔滨建立东北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直属中央。接着北方局相继在大连、沈阳建立党组织。党内又有北满、南满之分，北满地委设在哈尔滨，南满地委设在大连。1927年北满地委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但旋即恢复组织机构。1928年，日本人准备以吉林（当时哈尔滨属吉林省）为中心修五条铁路，整个哈尔滨掀起轰轰烈烈的“抗五路运动”。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如同燎原之火，来势迅猛。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和知识青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追求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正是这些因素为爸爸选择人生之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呼海铁路局和传习所校址位于松花江的北岸，属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在南岸属于吉林省。同学共有七十多人，在一个小镇子（松浦镇）中新盖起的一排房子里上课。同学的成分大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高中程度者居多），少数是从其他职业中来的。在七十多个同学中有三个年纪较大、社会经验较多的学生。一个叫郭子修，自称老大哥的温情主义者，他是班长，曾在日本留学一年；一个是非常重感情的正派人刘崇让；一个是从北京来的（中共地下党党员）胡荣庆，也叫胡起，他是乐天的、幽默的，也顶会讽刺。这三个人都喜欢与爸爸接近。因为他是孤僻的，郭子修给予他手足般的温情；因为他是求进取的、刚直的，刘崇让给予他事业上的鼓励；因为他好读“闲书”，胡起吸收他加入读书会，开始介绍他读《茵梦湖》、《少年维特的烦恼》、《苦闷的象征》，又介绍他读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纪念碑》、《战鼓》，鲁迅的杂文和柔石的《二月》等。
1929年3月，一年的文化课结束，开始为期半年的实习。他先被派到呼兰车站实习，三个月后又调回总局车务段做练习员。在学校里那些文艺书籍、自然科学书籍给予他很多思想上的启迪和对革命信仰的追求，而接触社会之后的所见所闻更使他认识到“为富者皆不仁”。反之，那些在贫困中出卖劳动力的人们才是纯洁的。于是他更加同情码头工人、洋车夫、船夫、清道夫以及那些扶老携幼的行乞者，他从来不和洋车夫、船夫计较价钱的，坐船时常常替船夫搬桨。与此同时他开始利用诗的形式诅咒黑暗和赞美光明，并用象征的表现方法预见未来大同世界的喜悦。这些诗发表在哈尔滨《晨光报》副刊《江边》上，笔名洛虹，意为“乐红”。
1929年2月间，祖父因病退职，携祖母来哈尔滨投奔儿子，赁居于松花江北岸呼海铁路启程点——马家船口。当时胡起在马家船口车站当站务员，爸爸在车务段当办事员。因为彼此居住的地点接近，工作接近，于是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解也更深了。夏日的一天，在胡起家里由省委姚茂才（外号姚秃子）代表组织举行简单的入党仪式，同时入党的还有徐乃健。介绍人是胡起，没有候补期。姚茂才当场宣布成立呼海铁路支部，胡起任支书，罗烽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是徐乃健。支部直属中共哈尔滨市委领导，1930年改属北满特委，直接领导人是北满特委的老马（即冯仲云同志）。冯仲云公开身份是江北商船学校的数学教员。
支部建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扩大组织，吸收新党员。于是他们决定利用职业关系在总局成立了一个“知行储蓄合作社”。它是以储蓄为名完成个人事业为宗旨的团体。内分储蓄、贷款、编辑、图书四个部分。以储蓄团结同寅，以贷款惠及同寅。每月编辑《知行月报》，以公布出纳掩护思想宣传，又以贷款的盈余购置新文艺、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各种刊物。许多职工都是他们的社员。另外，爸爸负责路局的工会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组织起足球队和田径队。通过体育活动掩护党的活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团结进步力量。别看爸爸平时斯文儒雅，一旦进入运动场就变得生龙活虎，势不可挡。当年他曾获路局职工运动会十项全能第一名，他还是足球队的主力队员，他常带球队征战哈尔滨和昂昂溪。在呼海铁路提起“老傅”（罗烽本名傅乃琦）没有不认识的。
半年之后，他们吸收了18名新党员，而且建立了三个分支。两个深入到下层——工厂和路工（岔道夫和车童），一个属于职员方面的。1930年2月胡起调任车队长，爸爸留车务段工作，同时接任党支部书记职。此时呼海铁路为北满铁路线重要一环，并兼工作开展顺利，乃将支部扩大为“特支”。
1929年秋天，爸爸遵照祖父母之命与二表妹东兰完婚。虽然，当初妈妈的祖父并不满意这门亲事，但孙女出嫁老人仍然尽其可能使孙女高兴，嫁妆很丰厚，婚礼办得还算热闹，排场。在饭店办了几桌酒席，一些亲友专程从黑龙江赶来出席，妈妈的闺中女友羡慕她找到了如意郎君。新娘子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然而，蜜月尚未度完，新娘子开始心神不宁，愁绪万千。她对丈夫的行为产生疑惑，她发现表哥变了，变得捉摸不透，常常下班后胡乱吃口饭又匆匆出去，深更半夜才回来，而且每次出去都要改换服饰。妻子眼中的丈夫原本不讲究穿着打扮，婚后居然一改常态，翻箱倒柜找衣服。更令她不解的是，他经常一个人关在里屋，不是写就是看，妻子进去又躲躲闪闪将东西藏起来，晚间外出回来常常带着酒味，难道他另有新恋？
开始，她不便说什么，因为毕竟是新婚，家里还有公婆。时间一长，女性的自尊，女人的嫉妒让她忍无可忍。她想：不能呆在家里当花瓶儿，自己念过两年师范，总可以找个教书的职业。她吵着要自立，要去谋事做，甚至也想过要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出走。可是不管她怎样使性子，闹别扭，丈夫总是不温不火。
她还记得那难忘的夜，她和他依偎着坐在松花江畔褐色的堤石上。江水沉静幽深，月色皎洁如银。可是，她的心却回到远方的故乡——沈阳。祖父去世后，寡母和弟弟就南归了。她想起了小河沿儿的荷花，想起儿时和表哥嬉戏的东陵。她劝丈夫离开满染罪恶的哈尔滨，重返儿时欢乐的伊甸园。令她失望的是丈夫反常的一句话：“你想它，你回去好了，我却不愿意离开‘满染罪恶的哈尔滨’。”她生气了，气鼓鼓地说：“不！哈尔滨有你的情人！”
一天，晚饭后丈夫又出去了，时钟已敲过十点。她躺在床上寻思着，今天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一会儿，房门被轻轻推开，她佯装睡熟了，其实她每根神经都在关注着周围的一切。丈夫悄悄打开桌子上的台灯，见妻子睡着，便安然地从西装上衣内兜里拿出什么在读。妻子蹑手蹑脚地走近丈夫。当丈夫准备把“情书”藏起来时，她一跃把“情书”夺过来。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将毫无防范的丈夫吓了一跳，她愤愤地说：
“我要看看有多少海誓山盟要写！”
她满以为把柄在手，可以兴师问罪了，她看着看着，一下子愣住了，这哪里是什么情书？这分明是共产党的传单！面对眼前的一切，她茫然不知所措。她委屈地哭起来，问丈夫为什么不早把真相告诉她？这一夜，他们一宿没睡，他告诉妻子这是党的秘密，他不想让妻子为自己担惊受怕。从此，丈夫在家坦然多了，方便多了。有时妻子还在公婆面前为丈夫掩护。“娜拉”不再苦闷，也不想出走了。她从丈夫那里接受许多革命道理，读了许多进步书籍。慢慢地她知道丈夫是中共地下党员。1931年“九一八”之后，由丈夫介绍她加入“反日同盟会”，她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