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带重光去拜访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爸的堂弟，叫子友，我叫他友叔。当年我爸妈去成都时在五老爹家住过近两年的时间，五老爹在一家老牌银行任经理，友叔和他妹文秀也住在那里，由五老爹供他俩读书。
友叔早已退休，我还是在前几年他搬新家时去过，那是一个公务员小区，在北四环边上。我和重光约好在地铁站出口等，会齐后便带着他进到一所大院里。小区里绿树成荫，很是幽静。穿过一条小径，绕过一个花坛，乘电梯上了高楼，是胖胖的婶子开的门。友叔坐在沙发上，面前的长几上已放好了水果、花生、瓜子。我说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家乡人来，转身介绍了重光。友叔笑得满脸开花，一个劲儿地说，伢子，快坐下，快跟我讲讲老家的事。
友叔在那里问起一些人的情况，这些名字我都很陌生，搞不清楚是些什么人。可重光却一一说了起来，当然说的也是后人的情况，不过友叔听得津津有味。我转身去厨房帮婶子包饺子，婶子说，你叔1950年就来北京读书了，但至今乡音未改，只要老家来了人就那么高兴。人啊，怎么就那么恋旧。
饭罢，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话题渐渐引向我的舅舅，我问他是否见过？没想到友叔反问道：“你妈还带有一个弟弟么？我咋没听说呢？你爸妈做么事也不跟五老爹说？”
湖北人把“爷”称为“爹”，五老爹就是我爷爷那辈排行第五的兄弟。友叔和文秀姑是二房的儿女，由于父亲去世得早，家道贫寒。他和文秀在我爷爷办的学校读完中学后，五老爹就把他们兄妹二人接到身边来，供他们上学。他后来读了财经专业，文秀读的是建筑专业。
我曾听我妈讲过这段经历。五老爹一早就出门，家里有专门的车夫拉他去上班。几个读书的都去上了学，家里就只剩五老太和我妈，还有几个佣人和一个厨子。五老太的规矩很多，比如到点就开饭，回来晚了的人就不能再上桌了。每次在摆桌子时我妈就着急，一边帮忙一边扭头朝门外张望，生怕我爸回家晚了会饿肚子。结果总是在摆好桌子时我爸跨进了餐厅。我妈说，我那时不知道有钟表这回事，所以在那里瞎着急。你爸也不告诉我，存心作弄我。
友叔问我，你晓不晓得，你爸妈投奔五老爹的时候，五老太是很不愿意的。
我说，当然知道了，我爸讲过这件事。我奶奶借了五老爹的钱，说好了回老家之后还，可没还给人家。
抗战爆发，武汉保卫战打了好几个月，最终敌不过日军的狂轰滥炸，我家龟山下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炸了，还好学校没被炸掉，爷爷收拾了学校的两间平房住了下来。那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我奶奶也想避难四川。而我爷爷是打死也不走，他说他走了学校怎么办？学生怎么办？我奶奶只好一人带着我爸逃难到成都。到成都后先未找着工作，吃住都在五老爹家。这还不算，还时常向五老爹借钱。五老太看不过去了，就在五老爹身边絮叨，供吃供住难道还要供零花？我奶奶是个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尽管是战争年代，但几千年来成都人已习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我奶奶也总是精心打扮自己。我曾在五老爹家中看到一张放大后挂在墙上的五老太的照片，穿着一件高领素花旗袍，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气质端庄高雅。我也翻看过我奶奶的相册，见到她当年的照片，虽也是穿着旗袍，但领口上别着一只大大的胸针，耳朵上缀着耳环，唇上抹着口红，还烫着一头卷发，跟那个时代的电影明星打扮得差不多。后来奶奶找到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才搬离了五老爹家。临走前对五老太说，我借的钱等回老家后一并会还的，家里不管怎样也有300亩地呀。
抗战结束，奶奶回到武汉，八年生死离别，夫妻终于聚首，爷爷奶奶悲喜交集，抱头痛哭。安定下来，奶奶对爷爷讲述了八年只身一人带着孩子寄人篱下的生活，还有如何东奔西走找工作、每日为三餐饭辛劳的困顿，最后说到不得已借了五老爹的钱以渡难关的事。爷爷一听借钱之事吓了一跳，一辈子没有借过钱的他说，这下拿什么来还？奶奶说出打算，卖掉家里的地，除了还五老爹的钱以外，剩下的钱在武汉购置一套寓所。战争已经结束了，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了。
爷爷听罢大怒，说，这不是让我当败家子吗？那些地一块也不能卖，卖了我的学校怎么办？我们安家的子弟到哪里上学？奶奶说，那借的钱怎么办？爷爷说，谁让你借钱了？你自己借的钱自己解决。
奶奶一赌气，便又出去当教师，说，我自己挣钱还债总行了吧？可小学教师的薪水低，她又大手大脚惯了，钱没存几个，又赶上要给我爸提前办婚礼，到最后这笔债也没还上。
难怪五老太有怨言，这事是我奶奶不对。
友叔说，是不是因为这样，你爸妈没说你舅舅的事？不过这事可以问问文秀。我跟你爸妈在一起生活不到一年，之后就来北京读书了。文秀那时读高中，后来又是在成都上的大学，工作了很久，跟你们家来往也多，说不定她知道些情况。
我说，文秀姑多年前就随她所在的建筑公司去了上海，我还是前几年出差时见过她，也不知她最近可好？
友叔笑道，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她的小女儿、你的那个锦表妹还记得吗？她后来去澳大利亚留学，便留在了那里。最近将她父母接过去玩，过几天就要回来。你姑也很多年没见我了，就说先来北京住段日子，到时候你不就见到了？正好重光也来了，可以跟她讲讲老家的事，她肯定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