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一直想带他们脱贫致富，一直想。但我知道，曾经很长时间，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差极了。我的母亲恨我，甚至他们，我的姐姐和姐夫也恨我。
1989年的8月，沈家园的空气里飘满了成熟庄稼的香味，我们全家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只有我，躲在一旁哭泣。
姐姐亲自去学校拿回盖着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小山村的第一份通知书了，在村头就被许多人争相传阅，无比艳羡。
姐姐像个得胜回朝的将军，满面红光，被人前呼后拥着进了家门。
他们说：你家出女状元了。
他们说：二妮考上大学了。
他们说：兰花不容易。
他们说：多亏了大妮。
他们说：大妮好，也得大顺好，大顺这孩子，这几年帮这个家不少啊。
他们说：二妮这孩子孝顺，三岁看老，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兰花有好运气了。
他们说：可惜得贵走得早，要是得贵在，该有多高兴啊。
他们说：看看二妮这大学，银行学校啊，将来毕业了是要在银行管钱的。啧啧，管银行的！
我站在角落里，淌眼抹泪。
他们说：看二妮激动的，让二妮哭哭吧，这娃不容易。
他们说：二妮这几年，也受苦了啊。
我终于开了口。
我一开口，就石破天惊：我不想上！我今年没有考好，我还想复习，这是中专，不是大学。
一屋子惊讶的目光：不想上？考上了还不想上？
中专？
大学？
邻人、亲戚的目光中慢慢多了一层复杂的内容：啧啧，不想上！
然后就满脸不以为然地，慢慢地相继退出了屋子。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触动了他们心中的隐痛。我是沈家园第一个考出去的，而他们的孩子，或者是弟妹，或者是前来祝贺的他们，可能对考出农门梦寐以求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见过通知书，而我居然考上了还不上，大有卖乖的嫌疑。在他们眼里，我太年轻轻狂了。
可是，我真的不想上。
我的目标是大学，今年蛮有把握上大学的，怎么落到这个小小的中专里边呢？
“你非得上！”那天哭完后，妈妈斩钉截铁地看着我说，“供你上学不容易，咱家再没钱供你复习了，这两年要不是你姐你姐夫，恐怕你连学都上不成了。这会儿你考上了，还是银行学校，连银行学校都不上，你要上哪里？”
银行学校在我们沈家园的人看来应该是最好的地方了，道理很简单：
上学干吗？
上班。
上班干吗？
挣钱。
哪里最能挣到钱？
呵呵，这个时候还有别的答案吗？这个世界上，除了银行，哪里还敢称有钱？
我无法对我的母亲和姐姐讲清楚大学和中专的区别，但有一样我清楚：想要再复习，难上加难！
因为我和弟弟上学，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这几年上学花费了姐姐姐夫的全部积蓄，今年考上了不去上，而再去复习，我再向谁张口呢？谁还会给我钱呢？
我真想站在大街上对所有的人说：谁给我钱啊？谁再供我复习一年呢？我想上中文系，我明年一定能考上中文系！我想当老师，我喜欢当老师！做梦都有人称我“老师”，这种梦常常能使我笑醒。
我还喜欢写作。
那时候，拼命地喜欢，同学们都称我“小作家”。
“银行学校”，距离我心目中的中文目标太远了，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曾经以为理想是将来要实现的事情，现在才知道，上学时的很多理想仅仅只是梦想！梦想就是做梦的时候想想，仅此而已。
你将来不能忘了你妈！这些天，很多人对我都这样讲。
你不能忘了你姐姐，她很不容易。他们也对我这样说。
银行学校是好学校，将来可以帮你家里贷款。他们说。
也可以帮村里贷款。他们说。
有时我有一种感觉，父母养孩子如同养一只猪，待价而沽。
所幸或者所不幸的是，我是养得较肥的那只，我可以沽得高价。
这种念头使我发疯，我不知道对他们该爱还是该恨，似乎都应该又似乎都不应该。
别了，曾经做过的梦！
姐姐姐夫再一次让所有的人感动，他们卖掉了几棵大树，卖掉当年的全部余粮，为我凑足了上学的费用。
“给你买条秋裤吧，”姐姐说，“你穿多大号的？”
“不知道。”
“那你以前穿多大号的？”
“不知道，我没有穿过。”
我的姐姐突然有了泪，转身走了，过了几天，给我送来两条秋裤。
然后，我自己联系一同考到银行学校的同学，跟随送他们的家长，一同来到了省城太原。
这是我第一次到太原。
下火车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么美的地方，我将来要在这里生活了！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毕业前夕我真的得到了留在这里生活的机会，但是最终又无奈地放弃。
毕业前夕，我的妈妈和姐姐直接找到我的校长，恳谈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使我对妈妈大为佩服却又伤心欲绝。你能想象到吗？我的妈妈和姐姐从来没出过远门，没见过火车，可这一次，他们居然汽车火车地一路折腾，居然折腾到了省城，居然折腾到了我们学校，居然还见到了我的校长。并且，居然，恳谈了很长时间。
“恳谈”，是的，我的辅导员见到我时，是这样说的：“你妈说，要是学校敢把你分配到太原，她就上吊。”辅导员继续告诉我，“沈秋丽，你的家庭情况特殊啊！”美丽的辅导员声音有点感伤，她知道廖大伟已经帮我联系好一家很好的单位，她也知道，我计划毕了业就和廖大伟结婚的。
我到现在才对我的母亲刮目相看。寒假期间，她闲闲地问起我学校的生活，问起毕业后的打算，我毫不设防地向她讲起省城，讲起廖大伟，讲我的初恋。她淡淡地听着，没想到，竟然在那个时候，她已经预设了机关。
这么说来，全校师生，至少有一部分师生已经知道了我这两年来苦苦隐瞒的一些事情：七年前丧父，家里寡母拉扯弱弟，上学的费用全靠姐姐姐夫从牙缝里省……文革时的人被押着游街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我现在这样呢？
还有廖大伟，这是最关键的，他会怎么想？他会认为他一向喜欢的沈秋丽是一个抛家弃弟、忘恩负义的人吗？
“二妮要是分到太原，我立马就上吊！”
我的母亲用纯正的临汾西山方言对我的校长说了这句话，对我的辅导员也说了这句话。
谢天谢地，临汾和太原都属北方方言区，大家全都听明白了。
大家都听明白了沈秋丽原名二妮，明白了沈秋丽为了自己想要抛弃母亲抛弃姐姐抛弃弟弟。
天地良心，我一直计划工作之后报答他们的，我和廖大伟都商量好了，上班后节省一个人的工资来资助我的家庭。
“你受苦了。”
当我第一次和廖大伟坐到一起吃饭时，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不争气地“哗哗”掉泪。
全班人，只有廖大伟熟知我的情况。同宿舍的人约略知道一点，但她们，对我更多的是指责。
当妈妈知道我上学每个月还有三十多元的生活补助时，满以为我这就属于带工资上学了。1989年，三十多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
妈给我定的计划是：每个月节省点，退上一部分饭票，可以作为日常开支。在她看来，每个月三十多元，比得上我们村代课教师的工资了，而代课教师，每个月拿五十元还得负担整个家庭呢。
所以，我得每天计划经济，尤其是，有时候饭票也快完了，手头一点钱也没有了，而牙膏得买，卫生纸得买，这是最基本的。但我依然决然地退了下个月的饭票，先渡过眼前这道关口。
晚上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计划，明天怎么吃，才可以用两天的饭票支撑五天呢？
最不可救药的是，我有两大嗜好：一是买书，一是看电影。
只要有心爱的书，心爱的电影，我可以三天只吃馒头不吃菜，在所不辞。
我的邻铺最先发现了这个秘密，紧接着全宿舍就知道了，紧接着全班也约略知道了，但他们知道更多的，是来自我邻铺的看法：花钱如流水，家庭都那么困难，还老买书，还老看电影，乱花钱。
我亲爱的天真的从不知道饥饿是什么的同学试图挽救我，试图改变我买书看电影的习惯，一个个如同忠厚而慈祥的长者。
她们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启而不发。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们：一群温室里的豆芽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风有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