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旗长得和我们想象的一点儿也不一样，黑瘦，个矮，最明显的是长了一头黄枯枯的头发，就像田野里割完麦子以后留下的麦茬，穿的衣服也有些不合适，裤子太过肥大，整个下身看起来就像一个没有扎口的大棉布口袋，还挽着裤管，裤管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泥点子。可能是一晚上没有睡觉的缘故，郑红旗看我们的神情有些麻木，江老师催促他赶紧回宿舍换衣服，他才明白过来，抬脚往宿舍跑，差点把脚上的塑料凉鞋给甩出去。季长军一看到江老师从车厢里把郑红旗扶下来脸就黄了，也可能是被那身厚厚的中山装捂的，额头上还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儿，他费劲地解开刚才系得严严实实的挂钩口，眼巴巴地看着江老师，江老师也正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季长军低下头，江老师又说，郑红旗回来了。季长军抬起头，故作轻松地忽闪了一下上衣领子，说既然班长回来了，这个言还是让他发吧。说着才把发言稿递给了江老师。郑红旗的这个发言让我们更感到了失望，满嘴的土话加上发音的徂徕腔把江老师精心准备的发言稿给毁了，坐在后面的高年级同学竟然鼓起了倒掌，还有人发出了嘘声，台下的我们也感到了无地自容，不敢看摆在我们前面写着八五级二班的牌子，我身边的季长军更是把嘴唇紧紧抿着，牙关紧咬起来，手指头使劲扣住前面的椅子背，恨不得要戳出个窟窿来。郑红旗从台上下来，紧张得不行，连自己的班级都找不到了，是江老师上前把他领了回来，见了我们，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不敢抬头。季长军这时已经站了起来，眼珠子朝郑红旗挤瞪着，目光如火把一般甩了过去，见郑红旗没有反应就愤恨地跺了一下脚，大声地说耻辱啊！郑红旗刚把瘦弱的身子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听了这话本来已经成了紫茄子的脸膛显得更紫了，脑门子上的汗珠子如雨后春笋般急不可耐地往外拱，半晌才把右手圈成半握状从左至右地在额头上刮了一下，他自我解嘲般地说，我咋就佛（说）成了这样呢！我咋就佛（说）成了这样呢！……季长军一开始对郑红旗的看法和我们颇有一致，都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性，一下子就把距离拉近了，刚开学的那阵子，我们都愿意跟季长军泡在一起，把他当成了我们行动的风向标。季长军虽然也来自农村，但长得白，穿的也比我们利整，在我们中间就像混进羊群里的一头驴。我迈进师范校门认识的第一位同学就是季长军，当时就发现他跟我们有些区别。开学那天学校很热闹，校园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拥拥挤挤的人们个个笑容满面跟过节似的兴高采烈，学校大门上还悬着一条很宽很长的横幅：“欢迎您！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面对这么大的场面，我有些晕，背着一大卷行李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不知去哪里交代自己，是一个穿白色的确良衬衫的男生过来帮了我，最后这位同学又把我带到了宿舍，看他那熟门熟路的样子，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老生，直到他把我的行李放在贴有我名字的床上后，才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说他叫季长军，是我的同班同学。说着还很男人的伸出手来跟我握了一下。握完后马上就把手臂竖起来，开始摇晃自己滑到手腕上的手表。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手表可是个稀罕物。来城里参加中考的前一天晚上，我的父母想在村里给我借一块，结果串了大半夜门都没有借到，为此还白白搭进去二十个鸡蛋跟一筐子青菜。季长军和我们的不一样表现在许多方面，会打篮球会吹笛子；还会唱“三月里的小雨哗啦啦流不停”，把我们早晨喝的糊糊叫成稀饭，喝起稀饭来不像我们端起饭盒来呼呼啦啦的一会就进去了，而是拿着个小勺一下一下地舀着喝。最重要的是季长军对学普通话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怎么认真，上语音课的时候经常在偷偷地看小说，课下也不拿小镜子练口型，而是用小镜子反射出来的光柱到处照女同学，照到顺眼的就对着镜子跟人家做鬼脸，一副不知道害臊的样子。在某种程度上他这一点很对我们的胃口，因为我们这些人从心里对学说普通话也不是太热衷，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恢复高考已经有七八年了，城市里的师资已经基本饱和，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要分配到“大有作为”的农村去当“孩子王”。而在农村普通话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在我小学跟初中经历的所有老师中没有一个老师是用普通话讲课的。据说教过我五年级数学的唐老师曾经说过普通话，那时唐老师年轻，刚从城里的学堂回来，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上衣的口袋盖布显眼地绷在一条直线上，左边的盖布上插着黑色的钢笔，冬天围一块灰白的长条围巾，无论多冷都不像村里其他人那样蒙头盖脸地把整个头脸包起来，而是在脖子里围成一个单圈，把一端搭在胸前另一端甩向身后。刚开始给孩子们上课，唐老师的口音问题经过学生们的口口相传，立刻就引来了大家的不安，于是就开始有人找校长，要求换老师，怕自己的孩子跟着唐老师也学成洋腔怪调的了，校长找唐老师谈话，让唐老师不要再撇着说了，唐老师感到奇怪，说城里的老师都是用这种口音来教学生的。校长说，城里是城里我们是我们，城里人拉屎还不出屋呢！我们也跟着学？这次谈话之后，唐老师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还是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撇腔，直到一天有几个家长闯进教室把唐老师从讲台上拉下来，并组织了几次专项的批斗活动，唐老师才终于改掉了说普通话的毛病。到教我的时候，唐老师那一口土话已经标准得不能再标准了，一点也看不出曾经说过普通话的影子来了。
跟我们不一样的是郑红旗，他学说普通话的热情很高，用现在的眼光看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上课的时候老是缠着语音老师问这问那，晚上关灯之后还要拿着手电筒躲进被窝儿里用小镜子练口型，有次教导处查夜的老师还以为他是在看手抄本的黄色小说，差点要把他给抓起来。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郑红旗还把这种习惯带到他的职务行为中来。他是班长，一些学校或者班里的活动自然要给同学们安排，所以每次他站在讲台上安排活动的时候，不仅撇着他那特有的半土半洋的普通话，每说完一句还要让同学们给他校正，这对我们简直就是种心灵的摧残，有次季长军就高喊，你杀了我算了。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郑红旗败坏了我们学说普通话的兴趣，我们觉得不能让郑红旗这样肆无忌惮浑然不觉来摧残我们了，我们应该反击，让郑红旗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些代价。
不久一个关于郑红旗的笑话就在校园里流传开来。说郑红旗回家跟着他爹下地，乍来到一望无垠的田野，郑红旗有些晕，不知是一时没有认出来还是故意的，指着绿油油的麦苗问这是啥？他爹当时白了郑红旗一眼没有搭腔，继续躬身搂自己的麦地。这时有路过的街坊问郑红旗，红旗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郑红旗用普通话说，昨儿晚上回来的。说这话的时候，郑红旗故意突出卷舌音，再加上语速较快，听起来就像是坐着碗回来的。问话的人听了捂着嘴哧哧地笑，郑红旗的爹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了一声，你他娘的还坐着盆回来的呢！说着举起手中的抓钩猛地就朝郑红旗抡了过去。郑红旗一时躲闪不及被抓钩柄敲到了后背上，疼得一龇牙撒腿就跑，一边还喊着，要打死人了，麦子地里救命啊！要打死人了，麦子地里救命啊！……尖厉仓皇的声音听起来是地道的老土话，一点儿普通话的味道都没有了。
但这个笑话很快就得到张继富的质疑，张继富来自良庄镇，跟徂徕紧挨着，张继富说他去过徂徕山，由于缺水，那个地方根本就不种麦子，更别说一望无垠了。张继富最近刚跟郑红旗打了一架，因此张继富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两人打架的原因非常简单，郑红旗自己没有收音机，就跟他下铺的张继富协商，由他提供电池，两个人共用一个收音机，后来郑红旗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一个小窍门，用过的电池在粗棉布上摩擦之后还能重新使用，此后郑红旗就光捡别人废弃的电池。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收音机坏了，打开后盖一看，原来是电池用的时间太长，里面的硫酸液淌出来把电源线腐蚀断了。张继富让郑红旗赔收音机，郑红旗理屈说拿去修，张继富不干，两人就吵了起来，最后在其他同学的斡旋下，以郑红旗负责给张继富修好收音机了事，两人的合作自然也就宣告结束了。
张继富的质疑并没有阻挡这个笑话的传播速度，反而随着同学们口头的创作，其中的情节愈加曲折细节愈加丰富了。原本一些坚持说普通话的同学开始逐渐退出阵地，最后只剩下郑红旗死不改悔，像电影《英雄儿女》上的王成那样独自顽强地挺立着。
人们当然并不相信郑红旗会有这种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热衷传播这个笑话，关键还是因为郑红旗是班长。在师范里当班长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班长本身，人校不久我们就了解到，前几届的班长们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大都留城了，有的还留校做起了我们的老师，这种瞬间的角色转换是毕业分配的最佳结果，也是我们每个师范生的梦想。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在觊觎班长的位置。尤其是季长军，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就连一向不怎么关心班级事务的张继富都说他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际上当时我们人人都有司马昭之心，别忘了，我们在初中时可都是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来到师范乍受别人的领导，从心里也感到不舒服。怎奈我们班主任对郑红旗似乎有些偏爱，我们所有努力在班主任那里都没有任何的响动，再加上郑红旗又是这样刀枪不入的继续我行我素，我们很快就失去兴趣了。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水路不行走旱路，通向人生目标的道路有千万条，关键是要自己去寻找。
我为自己寻找的出路就是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的想法是：自己利用两年的时间拿到大专文凭，这样一毕业就有两个文凭，就算是将来分回到农村也加大了分量，公社往下面学校安排的时候也会有所考虑的。但自学考试是一种面向社会的成人高等教育，不允许学生报考，好在也不是没有变通办法，我找到一个在公社当干部的本家大叔，让他托人从公社下属副业单位弄了一张假证明，这才具备了报名资格。这么折腾下来，报名就仅剩下最后一天了，但这天是星期二，上午有两节代数课，只有请假了，当时我编了个理由向班长郑红旗请半天假。原本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没想到在下次课上，代数老师拿我开了刀。
代数老师姓申，第一次上课我们就觉得这老头有些奇怪，大热的天他却戴着帽子。帽子也不是很时尚的那种，而是一顶前面带遮檐的极普通的帽子，仔细一看又有些跟普通帽子不一样，帽子的主要部分是由米筛般的网状组成的。我们再看申老师，注意到他的鬓角及耳朵后面没有一根头发，至此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戴帽子了。申老师是唯一上课不说普通话的老师，第一次上课他就给我们介绍自己是南方人，南方人说北方话就是南腔北调了，所以他不说普通话，但我们听他的口音却没有一点南方味道。后来我们了解到申老师是江苏丰县人，实际距离跟我们很近，过去微山湖就是丰县，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南方。
申老师的课讲得很沉闷，再加上代数本身也比较枯燥，我们大都不愿意上他的课。对此申老师看得非常明白，时常在课堂上暧昧地问我们，年轻轻的想么呢？对他这种明知故问的口吻我们都非常反感，他的整个语气连同神态都透着一种亵渎的信息，我们把他这种态度理解为对我们青春的嘲弄与调侃。这天申老师在课堂上就我旷课的事情引申开来，说年轻轻的不能想那么多，想那么多也没用。又说旷几节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你们铁饭碗已经抱上了，我担心的是不来上课又不打招呼，万一死了人怎么办？……申老师越说越离谱了，我在下面实在坐不下去就霍地站了起来。申老师显然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厉声地问你要干什么？
我说，不千什么，我只想请老师尊重我的人格。
申老师说，我怎么不尊重你的人格了，你不来上课还不允许老师说说了？我说，我是跟班长请了假的。申老师说，请假了？跟班长请的，我怎么不知道？
班长郑红旗站了起来，一下就被逼到了死胡同。在申老师的逼问下，郑红旗半响没有说话，教室里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寂静，我感到自己沮丧到了极点，我是打击郑红旗的积极分子，断定他不会因为我去得罪申老师的，那么我的下场会怎样呢？无故旷课又加上在课堂上顶撞老师，情节恶劣，说不定还要背负一个处分放在档案里，这对我本来就暗淡的毕业分配恐怕更是雪上加霜了。
最后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郑红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就证实我确实向他请过假了，而且他在上课之前也已经跟申老师说过了。申老师没有想到情况会是这样，他本来以为在他眼中老实听话的郑红旗是会维护他的，感到有些下不来台，反复地问郑红旗你是跟我说过了？在得到郑红旗肯定的答复之后，申老师只好自嘲地笑了笑说，说过就好，看来我真的是有些老了，事情才过去一天居然就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