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文思远跑来找我。
“文思清——”他叫我的名字。我也一样，初中时便不唤他“弟弟”了，直呼其名。这一点上，文老师对我们很有意见。他认为彼此称呼“姐姐”“弟弟”是有家教的体现，而且亲切。可文思远不喜欢，一米八几的大男人，还一口一个“姐姐”，实在肉麻。为了避免与文老师正面冲突，他在家里尽量不叫我，或者用“哎”“那个谁”来代替。如果说姐弟这层还有眼开眼闭的余地，那么，关于“爸爸”“妈妈”的称谓，文老师则绝对不许我们有半点含糊。
“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别学那些时髦的叫法，什么‘老爸老妈’‘爹地妈咪’——不许，坚决不允许。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父母的尊重，我们家的孩子，只能叫‘爸爸’‘妈妈’！”文老师说得斩钉截铁。
文思远说他这是心虚的表现，是没自信。“否则没必要计较这些。不就是个叫法嘛，父子间要是关系好，就算叫阿猫阿狗，心里也是亲的。心里不亲，就算叫‘亲爸爸’‘亲亲爸爸’‘嫡嫡亲亲爸爸’——也没用。”
当然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文思远通常不会与文老师太较真儿。他叫“爸爸”，音色像白开水一样淡。稍不留神便倏地飘过去，像词的尾音，念轻声，可以忽略的那种。背地里，他称呼文老师为“老头子”。开心的时候是“有劲的老头子”，闹矛盾的时候是“死老头子”。我很少附和他。即便不当着文老师的面，我也总是称呼他为“爸爸”。因为没必要。正如文思远说的，只是个称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自己显得有修养些呢。
“文思清，”他说，“老头子又发神经了。”
我没有接口。给他两秒钟冷静的时间，同时示意他坐下，起身给他倒了杯水。我知道接下去又会是一通长长的牢骚，一篇夹杂着无数“死老头子”的诉状。而我照例是法官兼“死老头子”的辩护律师。这便是家庭关系的微妙之处了。文思远需要一个聆听者，适时地火上浇油，与他一起骂人，然后再是各打五十大板，把他顶回去，偃旗息鼓。从这个角度上说，文思远其实是有些贱骨头的。我那些冠冕堂皇的和稀泥的话，像一块硕大无比的铁锅盖，到最后往往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非对错，就那样兜头兜脸地盖下来，硬生生把火扑灭，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这次是因为一顿饭。周末下了班，文思远和管悦在外面吃火锅唱K，却忘记打电话回家。文老师为此大发雷霆，说就算是保姆吧，主人回不回家也要通知一声，你们倒好，大大咧咧在外面吃，电话也没一个，你妈烧了一桌的菜，都成隔夜的了。——文老师倘若就此打住，估计也就没什么事了。可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永远是家庭矛盾的主要诱因。文老师从儿子儿媳的生活费说起，每月只交那么几个钱，晚饭就不提了，上班那顿午饭还要带，有时候连早饭都过来蹭，回到家两手一摊，什么事都不做，完全以少爷少奶奶自居，一个玩手机一个看电视，碗都不洗半个。文老师问，你们要把父母当牛做马到什么时候？当天晚上文思远玩得太累了，没怎么吭声就睡了。第二天起床，文思远看见文老师面色浮肿，眼睛微红，坐在沙发上如老僧入定。文老师对文思远说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一辈子忙忙碌碌，扑心扑命，却好像什么都不如意。没一件开心的事情。临老了还是累。一天忙到晚，没个停的。”
我可以想象文老师说这番话时的模样是多么的惆怅，多么的万念俱灰。当了多年的中学语文老师，他在控制语气语调这方面相当的有心得，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旁人带入他所营造的氛围当中。文思远说他最烦老头子这么说话，小题大做，无病呻吟。“你喜欢钻牛角尖是你的事，可你不能不给别人活路。”文思远说老头子纯属没事找事。当初各住各的挺好，是他非要让文思远夫妇搬来同一个小区，说互相有个照应，你们方便，我们也热闹。饭钱的数额也是文老师定的，其实谁还在乎多个三百五百的，你要是不满意就直说，别又想做好人又怕吃亏。还有上班带饭，也是文师母的意思，说外面的东西又贵又不干净，还不如自家带的好，反正做都做了，也不在乎多那么一口，现在反倒成他们小夫妻的罪状了。文思远向我反复强调这点，谁家都会闹矛盾，但不能为了闹矛盾而闹矛盾，也就是不能太“作”。女人“作”，勉强还能称得上可爱，男人“作”，尤其是老男人，那就是可怕了，不能忍受。
我劝他把饭钱加上去，每天和管悦轮流洗碗，先堵住“老头子”的嘴。文思远说这不是问题症结。我说不管是不是，先把表面问题解决再说。“一个月一千是说不过去，他们客气你们不能当福气，再说又何必落人话柄，你不是不在乎这三百五百的嘛，那就加上去。”
我说，爸爸的脾气是这样，能忍就忍吧。谁让我们是子女呢。年纪大了，发牢骚就让他发吧，就当为了他的健康着想，气闷在肚里对身体不好。
文思远说老头子的气多着呢，千头万绪，这辈子都出不完。“他对谁都有气，看谁都不顺眼。”文思远说完，加上一句，“——这世界欠了他的。”
老祝去香港出差，我让文思远留下来吃饭。他说晚上要和管悦去喝喜酒。我提醒他：别忘了打电话。他嘿的一声：再忘就成脑子有病了。
晚饭前，我从酒柜里拿了一瓶红酒，又去附近熟食店称了些文老师喜欢的卤水门腔和猪耳朵，开车来到父母家。应该是文思远夫妇不在的关系，晚饭很简单，文师母只炒了个素菜，再弄个紫菜蛋花汤，猪耳朵和门腔装了盘，摆在旁边。我忽然有些后悔，即便文老师喜欢，其实也不该只买这些的，再加个桂花鸭什么的就好了。文老师问我，怎么突然来了？
“老祝不在，一个人吃饭没劲。”说完便觉得不妥。
果然，文老师幽幽地来了句：“只有老公不在的时候，才想到我们。”我替他把酒倒上，“这酒是老祝一个法国朋友送的，据说很不错，你尝尝。”
“我懂什么呀，好酒给我喝就是糟蹋了。我喝惯了黄酒，七块五一斤，舌头早喝麻了——还不如这个。”他拿筷子敲了敲盘里的卤水门腔。
文老师的腰受伤了，隔着衣服仍能闻到狗皮膏药的味道。文师母说他是下午晒被子时扭伤的，“被子太重，拎着竹竿一头晾到阳台外，实在很考验腰力。”文老师年轻时腰就不好，找街道医院的瞎子按摩过一阵儿。我劝他们雇个钟点工，文老师不搭腔，我识相地住嘴。换作文思远，多半会往死里劝，然后换来文老师一句“家里有外人我不习惯，休息天你做儿子的帮我晒晒被子又怎么了，有工夫出去逛街吃饭，十条被子都晒好了——”我承认我比文思远狡猾，无效的且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通常不做，没必要白白受一顿奚落，破坏心情不算，万一控制不住起了争执，那这趟就算白来了。
我没那么娇气，老祝不在的日子，我大可以去做个美容看场电影，或是在家里看书看碟。随便煮碗面下几个饺子，就能对付一顿，不至于为这个就来父母家蹭饭。——与其说是来为文思远收拾残局，倒不如说是替自己救火。文老师为什么生的气，我再清楚不过。文师母昨天电话里就告诉我了，我送二舅的那件羊绒衫，文老师到底是知道了。这事很麻烦，不能关照二舅保密，否则人家会说怎么送东西还要偷偷摸摸的，干脆别送了。原先是想一人一件的，可文老师一米六六的个子，肩窄腰细，在男人里属于特别娇小，S号也偏大，尺寸不对。两人都不送吧，二舅那边这阵子都没怎么走动，到底是关系不同的，他下月去九寨沟旅游，平时挺节俭的一个人，也难得出去的，想着给他弄件新衣服出门穿，也算是一番心意。文师母说是二舅自己告诉文老师的，本意是打个招呼道一声谢，可听在文老师耳朵里就像炫耀了。“买就买吧，”文老师对妻子唠叨，“反正是她的钱，给谁买都不关我的事。又不是搞特务工作，还保密。”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症结。还是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跟文思远小夫妻吃不吃火锅打不打电话其实没多大关系，住得近就这点麻烦，偶尔会当一下替罪羊出气筒什么的。文师母的意思是，让我跟文老师稍微解释一下，挨几句骂听几句牢骚，这事也就过去了。我担心越描越黑。她说不会，“这就好比白衣服上沾了一块黑，越早洗越好，拖久了颜色就糊掉了，再怎么也洗不干净。”文师母到底是资深语文老师的家属，打起比方来很形象。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淡青色的羊毛围巾，告诉文老师是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才织出来的，亲亲热热地替他围在脖子里，然后做出很随意的样子，告诉他，前几天和老祝逛街，给二舅买了件羊绒衫，“打三折，挺合算的，可惜没爸爸你的尺寸，否则也给你一块儿买了。”
文老师端详着脖子上的围巾，慢腾腾地说：“一个羊绒，一个羊毛——自己人随便些没什么，外头人才是要讨好的。”
还好，这话的刻薄程度在可控范围内，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迅速将他弹回去：
“帮帮忙哦，羊绒衫算什么，老祝说了，凡是钱能买到的东西，都没什么大不了的。真正宝贵的是这条围巾，纯手工制造，一针一线一片情。二舅想都别想，我只给爸爸织。”
最后这句很有些煽情的效果。文老师嘴角抽了一下，应该是想笑，强自忍着。
“我是穷光蛋，不能跟你家老祝比。他说钱能买到的都不是好东西，那行，你让他买一卡车黄金，我让你妈织个十条八条围巾，纯手工制造，跟他换。”
我笑了笑。文师母在旁边也松了口气。她说我要是不来，任文老师这口气自生自灭的话，那家里最起码还要“冷战”三天。文师母说天气这么冷，气氛要是再冷下去，房间里就要结冰了。文老师的通常做法是，不直接跟人发生口角，而是把自己的坏情绪打成无数细小的分子，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还有家人的身上，让人无可避免地受到感染，这很要命。文师母说他上午好端端的，忽然莫名其妙洗起了厕所，毫无征兆，就那样戴上手套默默地扒着马桶刷里面的污垢，很专注很仔细，把马桶洗得比脸盆还白。这本来不是件坏事，可问题是文老师吭哧吭哧干完后，把手套一扔，便对着文师母叫起撞天屈来：
“有几个男人会像我这样？看看我整天都在干什么，男人的活也做，女人的活也做。可我得到了什么？你问你爸爸，在家会洗厕所吗？你再问问你弟弟，会洗厕所吗？啊？”
应该说，文老师称得上是个勤快的男人。买菜、做饭、打扫……什么都不落下。但他做家务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把自己推到一个悲壮的高度，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文师母的观点是，你做了就不要怨，要怨就别做。可没办法，文老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风格。像是自己给自己设一个圈套，跳下去，踩到地雷，爆炸，有点自编自导自演的意思。除了这，还有一个比较要命的，就是胡思乱想。文老师的胡思乱想是以全方位立体旋转的模式展开的，时间空间上完全自由开放，毫无规律可循。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也是让我非常难过的一次，是我刚工作那年，我问他，为什么疼爱文思远多过疼爱我？他回答，因为你自私，对父母刻薄。这话让我吃惊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再三追问，我怎么自私了，怎么刻薄了？他说，如果将来我和你妈跟你住在一起，你一定不会善待我们。我冷笑，你什么逻辑？这是结果，不是原因，纯属因果倒置，你平常就是这么教学生的吗？——我那时是太年轻气盛了，说话拆皮拆骨，让人难堪，也不让自己好受。这件事让我着实伤心了一阵。
文老师其实有他的道理。初中毕业时我听他的话，以全校第一的会考成绩进了上海的一所中专，这么做是为了能分在上海工作。谁知毕业前学校忽然宣布，外地生一律要回原籍。慌乱之下，他们把我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二舅，从而顺理成章留在了上海。这件事是文老师毕生的痛，痛彻骨髓的痛。文老师从此对我心存内疚，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法实在奇特，正如我前面所说，大多数情况下始终处于“胡思乱想”的状态。因为内疚，他断定我必然恨他入骨，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所以毫不留情地把我设定成了一个假想敌。这种逻辑很可笑，是拿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证明目前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可我不能因此而跟文老师较真儿，就像他常对我和文思远说“孝顺孝顺，要孝，更要顺。”——至少表面上我不能显得与父亲意见重重，毕竟我是一个那样在乎别人看法的人，想要事事都做到完美。中专毕业后我又读了研究生，认识了做投行的老祝，组成了一个大多数人都艳羡的家。所以我没有理由不保持心情平和，小心经营着与文老师的父女关系。不开心的事情时刻都会有，否则就不是人生了。不去碰它便是了，绕道走，或是上面铺层垫子，遮住了，只作没看见。
这便是我与文老师不同的地方了。虽然我必须承认骨子里我和他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年文老师从安徽调回上海，我陪他去学校办手续。我能感受到他的激动，整个人是木的，若不是我托着他的手臂，只怕他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填表格时他手抖得连自己名字都写得七歪八扭，那种心情，不是身在其中的人绝对体会不到。他说他一直觉得是做梦，这么美的事情不是做梦难道还是现实？他一定以为我不能体会那种感觉。其实我能。虽然我年纪还轻，也没有当过知青，可我真的能。就像从小到大，我贴在写字台前的那些小纸条，“我要回上海”、“做上海人”、“不想一辈子留在这里，你就必须努力”……这些直白得甚至有些幼稚的话，像一道道鞭子，抽在我的背上，然后是日以继夜地不停地奔跑，朝着我心中的方向——与文老师的方向是一致的，这点我们心知肚明。正因为如此，文老师才会把成绩优异的我送进中专的大门。许多人不解，说你三年后再考上海的大学不是一样？他们不知道，三年太长了，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文老师不敢冒险，我也不敢。只有太在乎一样东西，才会变得如此胆小。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我猜想文老师心里也是欣慰多过遗憾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到最后我会以那样的方式留在了上海。文老师曾多次在家庭聚会上当众洒泪，说“如果没有国新（二舅的名字），我就一辈子对不起这小姑娘了。”但这事只能他自己说，以表示他有多么后悔多么感恩。旁人提都不能提，尤其是我。一提就等于是在旺火上浇滚油。我只能不断地对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情况总结下来就是——你必须允许别人失误，而且在他失误后还要照顾他的心情，绝不能发牢骚更不能有怨言，要像老祖宗那样捧着他、顺着他。
吃完饭，我替文老师腰上换了片伤筋膏药，并提出过完年后请他们去日本旅游一次，“出去散散心，挑个品质好的团，什么都安排好，完全不用你们操心。”
文老师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朝我看了一眼：“老祝今年又赚了不少啊。”
“不管赚多赚少，”我表忠心，“父母都是要孝敬的。”
“怎么好意思占你们的便宜？”
“欢迎占便宜。能让你们占便宜是我们的荣幸。”我笑。
“还一次没去过呢，听口气倒像占过你们不少便宜似的。”
文老师的特点在于，能让痛快的话题不知不觉走向不痛快。他的路线图是——拒绝你的孝顺，从而证明你是不孝顺的。文思远要多缴饭钱，他不接受，反过来说你啃老；我请他旅游，他不去，下次便多了指摘女儿女婿吝啬的罪证。这多少有些奇怪。文老师喜欢把人放在一个随时随地能让他奚落的位置，好像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别人的不是。所以我劝文思远无论如何也要把饭钱加上去，即便文老师再怎么推辞，就算是翻脸也要把钱一分不少地加上去。还有这次日本之游，如果文老师不同意，那我预备把他们的护照偷出来，办完手续付了钱，让他们没有退路。当然可以想象的是，文老师一定会嚷着“孝顺孝顺，要孝，更要顺”，把我痛骂一顿。这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了。在文老师面前，没人能面面俱到，必须见招拆招、抓大放小。
我要是把这番话说给老祝听，他肯定会觉得我思想太复杂了。可人生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这些老祝不会懂。虽然他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金融从业者，世面见得不少，跟人打交道如鱼得水，场面话说得天花乱坠，但这是两码事。他骨子里是一个简单的人。小康之家出生，平安地考上大学、就业、成家，没遇过太大的挫折。努力从不白费，得到与付出永远成正比。所以他的心态很好。我之所以选择嫁给他，一半是因为他的性格。老祝是那种看着张牙舞爪其实很乖很纯的人，而我从某种角度来说刚好相反，看着循规蹈矩，心底却总希望能打破些什么。当然这跟作风无关，扯不到男女问题头上。我指的是更宽泛的概念，更虚无缥缈些。文老师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行事做人都要把眼光放远，不能落于俗套。说得简单些，就是要做个“与众不同”的人。每一个信誓旦旦要把孩子培养成天才儿童的家长，实际都是胆大包天的试验家。文老师应该拿我试验过一阵，并在不断地、悄悄地调整。这很容易造成自相矛盾。现在想来，文老师的教育方针其实是有些教条的，纸上谈兵，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当然这也并非全无益处，那就是当我成年步入社会后，一旦接触外界的东西，便很容易将其摆脱，并且打破。我二十岁以后的人生，好像就在不断地寻找与反省，当新的事物与文老师灌输给我的理论相冲突，不可避免地挣扎、困惑，可结果往往都证明了后者是悖论。这些文老师或许并不知情。我越是想通了那些，便越是不介意做一个温顺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