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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老师年轻时的笔名叫“文若军”。听着像是真名,但并不是。有一阵儿我也爱在报纸杂志上发些豆腐干文章,给自己取个笔名叫“文若君”,与“文若军”谐音。那时我十四五岁年纪,文笔稚嫩而真诚。曾有一篇散文发表在《少年文艺》上,题目叫《父亲的少白头》。文章中我写道:“从我懂事起,父亲头上就有白发了,是家庭遗传,但我知道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他不是那么辛苦那么操心,也许白头发不会那么早出现……我爱我的父亲,发自内心地爱,我很想为他分担,可我并不能做什么,所以我选择努力学习,至少让他不必为我操心……等我工作了,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买一瓶染发剂,把他的白头发染黑。”

文章的结尾部分,原先我是这么写的:“等这篇文章发表,拿到稿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买一瓶染发剂,把他的白头发染黑。”文老师觉得不妥,劝我改了。说编辑也许会觉得不舒服,小小年纪文章发不发还不知道呢,已经开始惦记稿费了。这是那个年代的通病,放到现在,说不定反而会觉得有趣,是个噱头。事实上,拿到稿费后,我的确为文老师买了瓶染发剂,并且在阅读了说明书后,戴上薄膜手套,亲自为他进行操作。那天,文老师端端正正地坐在方凳上,全身拿报纸遮得严严实实,伸长脖子任我折腾。最后总算是成功了。虽然洒在地上的染发剂比涂在头上的还要多,但文老师的白头发好歹是被消灭了。接下去的几天里,廉价染发剂让他看上去像戴了一顶假发,黑得极不真实,而且很快便大片大片地掉色。据说文老师的额角处也因为过敏而红肿褪皮,只是那时我还太小,并不十分留意这些。在我的记忆里,文老师好像只染过三次头发,一次是这次,还有两次分别是我和文思远结婚。文老师染发后的效果其实并不很好,深色有压迫感,显得个子更矮了。花白的头发反倒能增添些儒雅的气质。但不管怎样,染过发的他是显得年轻多了。这几年偶尔我也会染一染头发。二十岁之后,白头发便悄无声息地出现了,除了少白头,文老师还把他的过敏症遗传给了我,不能化妆,尤其不能涂粉,否则就有破相的危险,还有不能吃芒果和花生,一到春天,空气里的粉尘会让我不停地打喷嚏。据说过敏的人比较聪明,这或许是我们父女俩的另一个共同点。文老师在去安徽插队之前,一直是上海某所重点高中的尖子生,他说他的理想学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是他们那代男生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可现实跟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他最终只是沦为倒霉的六六届高中生里的一员,被安排在安徽某军工厂里烧大炉。一烧就是十年。

文师母的名字里有个“清”字,所以文老师给我取名为“思清”。我出生那年,全国恢复高考,文师母这边推入产房,文老师那边坐进考堂。直至我满月,文老师才见到我第一面。“思清”这名字取得非常文艺范儿,却也是那时的实情。文老师在北京读大学,文师母一人带我。夫妻两地分居,“思”是必然的。后来文思远出生了,文师母实在吃不消,便把我寄放在上海外婆家。直到小学三年级才被接来安徽与他们长住。关于这点我曾经问过文师母,为什么把我放在上海而不是文思远。她回答文思远小,离不开妈妈。这话没有道理,就算一两岁的时候离不开妈妈,那再大一点总可以了吧。她又说文思远比较适应安徽的生活,而我比较适应上海。这里头有个典故:我六七岁的时候,一次去安徽小住,文老师买了两根冰棍给我和文思远,文思远吃得咂巴有声,而我只咬了一口便把冰棍扔在地上。文老师说我在上海把嘴吃刁了,吃不惯安徽产的冰棍。这事无从考证,反正我全无印象。文老师说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笑,而且笑起来像傻大姐那样没心没肺。这话他说过很多遍。我觉得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现在非常不喜欢笑,而且心眼也多。小时候的事情真的没什么印象了,扔没扔冰棍,喜不喜欢笑,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每次他们来上海看我,临别时我都会哭得稀里哗啦。那种伤心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仿佛什么东西硬生生从身体剥离,伤心,还有恐惧、绝望。我死拽住他们的手臂不放,可最后总会被拉开,然后不知被谁抱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船驶离码头。那种滋味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全部。父母离开了,他的世界就塌了,至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会这样。即便我再喜欢笑,再怎么没心没肺。后来他们改坐火车。他们在车上,我在月台上,隔着一扇打开的窗。我曾经动过脑筋,想趁人不注意,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偷偷蹿上去,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尝试,估计就算试了也不会成功,毕竟我不是铁道游击队,年纪也太小。直到现在,我看见码头和火车站还是会忍不住难受。心里有阴影。我也曾遇见过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孩子,父母都是知青,或者父母一方是知青,不知为什么,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共同点,人群里很容易就能把他们辨认出来,额头贴着标签呢,“孤僻”“敏感”“要强”“低调”“自卑”“极端”……每个人不同,但或多或少都能贴上一两个。我中专时一个同宿舍的女生,父母也是知青,她是十六岁时按政策回的上海。文老师和文师母属于支内,与她父母性质不同,所以我和文思远不能享有这项优遇。女生很漂亮,歌唱得也很棒,得过学校歌咏比赛一等奖,竞选过学生会干事,属于挺活跃的那类人,追求者特别多,毕业后我们都以为她即将展开一段多姿多彩的人生,谁知才一年工夫,她便匆匆嫁了。丈夫是相亲认识的,比她大七岁,某国有企业的科长,长相普通,条件也不见得多么优越。这让我们很是吃惊。我猜这女生骨子里其实还是不自信的,因为她父母的关系,她可能会觉得人生充满变数,而且是负面的情况占多数,所以做了这么个四平八稳的选择。虽然避免了最后“捡芝麻丢西瓜”的悲剧,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她父母退休之后,据说也住到了她家里。文老师嘴里常说的“落脚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拿着外地的退休工资,上海无业无产,只能到子女家“落脚”。“落脚点”与“家”完全不同,里面透着无奈,完全是从权的意味。但这却是大部分知青回沪后的状况。文老师是个例外。本来他也做好了以我和文思远的家为“落脚点”的准备,可他赶在退休前调回了上海。他一个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帮了忙,让他以人才引进的形式进了上海的一所中学。虽然只是普通高中,却也相当不易了。据说文老师之前有一次试讲,凭着渊博的知识面与优雅不凡的台风,让台下人员完全折服。所以说人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文老师在安徽的时候,方圆几十里都是有些名气的,如果他愿意,可以背无数只“小猪”赚钱。但他没有。倒不是不想,而是心思压根儿没在那上头。他心心念念想的只是如何调回上海。当文思远考入上海一所大学后,这想法便更加迫切了。“一家人争取在上海团聚。”——我考上中专,他送我到火车站时,说的便是这句话。看似平淡的一句,却是包含了太多东西。像饱蘸着墨汁的笔,初时不觉得,落在纸上便是千言万语。

应该说,小时候我和文老师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甚至是非常好。《父亲的少白头》里写的全是我的心里话。那时常有人会问些促狭的问题,诸如“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我至今仍然记得文老师挨着我睡给我讲故事的情景。文老师的声音略带沙哑,语速很慢,每句话都带个夸张的尾音,讲究抑扬顿挫。他喜欢和我聊天。与小孩聊天是需要耐性和智慧的。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觉得他是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我那时是一个有着许多古怪想法的小姑娘,冷不丁就会做出些让大人头疼的事来。外公曾向文老师告状,说我老是说谎。文老师解释说这不是说谎,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小孩子分不清现实与虚幻,混淆了。在我还不识几个字的时候,文老师便给我买了简写版的四大名著。我煞有介事地看完,然后讲给外婆听。我那文盲外婆压根儿不晓得这些全是我编的,还当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外公知道后,又觉得这是说谎的一种。文老师却为我那些张口就来的想象力而感到惊喜。他称我是“神奇的小清清”。我没头没脑地问他能活多久?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因为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你活得越久,我才能活得越久。这些仿佛恋人间蜜里调油的情话,却是我的肺腑之言。我说,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爸爸。文老师像对待大人那样,很理智地向我解释: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还小。

办领养手续那天,二舅、二舅妈、文老师、文师母,加上我,一共五个人,去了民政局。整个过程很顺利,也很沉默。几乎没人说话。结束后,我听见文老师对二舅说了几遍“谢谢”。二舅再三强调不用。我那时候已经满十七岁了,但到底还太年轻,讲话不经大脑,居然问文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还叫你‘爸爸’?”文老师提高了音量:“不叫‘爸爸’,你想叫什么?”我猜我当时或许是想开个玩笑,否则不至于那样不合时宜。当天晚上文老师便和文师母吵了一架。当然表面上为的不是这事,而是随意挑了个由头。这件事比较尴尬,文老师只能自己兜着,连脾气都发不出来。让我考中专是他的主意,把我过继给二舅也是他的主意。给人家女儿,还得承人家的情,文老师满肚子的闷气无处可发。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与外婆家的亲戚渐渐生了嫌隙。之前讲起外婆家,他还是一口一个感激,后来口吻就不对了,有一次他居然对文师母说:“他们帮我带女儿是没错,可现在女儿都送给他们了,是他们家的人了,应该什么情都还了吧?”甚至有一次,他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其实小时候他们待你也是马马虎虎,无非多个人多双筷子,在粥里多加一碗水,吃不饱饿不死,谈不上多么宝贝。”——这就有些小儿科了。通常情况下我都是一笑了之。既不反驳,也不附和。我了解文老师对这件事是多么耿耿于怀。凭他那喜欢钻牛角尖的个性,他会围绕这件事不停地打转,衍生出无数的情绪与是非。

老祝第一次上门,是某年的正月初三。应该说,这次毛脚之行还是比较成功的。文老师与他相谈甚欢,话题涉及政治、文化、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气氛友好、和谐,到后来还添了几分翁婿间的亲切。老祝离开后,文老师说他“除了长相有点老气,别的好像没啥大毛病”。按照文老师的说话习惯,这已是了不起的称赞了。不久后的正月十五,老祝被邀请参加我们更大范围的家宴。外婆家的亲戚几乎都到了,团团坐了一桌。这次出了点状况。主要是因为老祝对二舅太过殷勤了。给文老师夹一筷菜,给二舅也夹一筷;给文老师敬酒,接着就是二舅;邀请文老师和文师母到苏州老家玩,同样也邀请了二舅夫妇。连买烟也是每人两条中华。礼遇完全相同。这就等于是把两人摆到了同一个层次,触到了文老师的痛处。当天晚上他一直沉着脸。老祝为此很纳闷,问我:我是不是怠慢你爸了?我说没有,但劝他以后当着文老师的面,千万要与二舅保持距离,至少要把两人的待遇分出高下来,显得亲疏有别。老祝很是迷糊,问我,那万一把你二舅给得罪了呢?我说,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把握好分寸,两个都别得罪。老祝被这个技术活弄得郁闷不已,也亏得他江湖阅历丰富,又善见机行事,才勉强做到不过不失。

老祝喜欢听我讲以前的事。我从不添油加醋,即便如此,这段真实的人生在他看来,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他尤其喜欢听一些细节。比如文师母以前在招待所餐厅工作,把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打包回家,文老师嫌脏,叫她扔掉,她偷偷留下,让我和文思远大快朵颐。那时有一道臭鳜鱼,是安徽名菜,不知为什么,客人点了却总是吃不完,被文师母带回家,我和文思远喜欢得不得了。后来再去安徽菜馆点这道菜,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老祝总是让我唱黄梅戏给他听。他以为在安徽呆过的人都会唱黄梅戏。我说不是,就算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也未必唱得有我好。我和老祝去唱K,偶尔会点《夫妻双双把家还》,七仙女的声音曼妙无比,而董永则一直跑调,声音还像个伤风病人。他说平时与客户去唱K,大家总是夸他唱得好。我表示这世上许多好话都是假话,“谁说你唱歌好听,就等于在说这地球是方的,千万不能当真。要警惕。”我郑重其事地提醒他。除了唱歌,我们还常常外出吃饭、看电影、做SPA、打球,始终保持着新婚状态。我好些女友结婚后与丈夫二年都不看一场电影。她们很羡慕我。事实上,当初我和老祝公开关系时,她们大多持保留态度。因为老祝那时只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年纪也比我大了不少,更重要的是——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前妻在电视台工作,离异无孩儿。

文老师是直到我领了证儿才知道这件事的。那天他大发雷霆,与我足足吵了三个钟头,吵得昏天黑地。最后他瘫坐在沙发上,浑身无力,而我则目赤面红,披头散发站在一边。他把这视作我中专事件后的第二桩失败的决定。我说凭什么只许你做错误的决定就不许我做?他说我那是迫不得已。我说我也是迫不得已,我吃死他爱死他了,没有他我宁可去死。文老师骂我没出息。我叹气说,没办法啊,没上过大学没受过高等教育,眼皮子就是这么浅。文老师顿时说不出话来。我很刻薄地,招招直击要害。有些事情可以和稀泥,唯独这事不行,我是要和老祝做一辈子夫妻的,势必要让文老师无条件地妥协,发不出一点反对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给老祝打电话,说事情搞定了。他问我是不是跟父亲闹得很不愉快,我说没有,“完全和平地解决。”事实证明,文老师确实是妥协了。除了冷淡些,他还是给了老祝应有的女婿待遇,也没再提这事。反倒是老祝有些不自在,说你爸这样子,让我心里直发毛,我宁可他骂我几句,倒还爽快些。我说骂是肯定会骂的,早点晚点的事,等着吧。

我和老祝的婚宴,堪称精彩。虽然早料到文老师那口气要找个发泄处,但万万没想到他会挑这么个关键时候。婚礼前半段很顺利,接新娘、拍照、敬茶……文老师的表现基本正常,稍有些沉闷,但问题不大,旁人会把这理解成对女儿的不舍,还有作为女方家长的矜持。老祝的父母从苏州赶来,亲家间说着客套话,文老师甚至还捧了个小场,说老祝沉稳可靠,现在这样的青年实在不多。礼尚往来,我的公婆也跟着夸我懂事、漂亮、可爱。我一边忙着招呼宾客,一边腾些工夫观察文老师,毕竟他对这场婚事是不满意的,我心里始终有些不踏实。

婚宴开始不久,文老师突然失踪了。流程里有一项是他代表双方父母讲话。我手捧鲜花站在台上,敏感地觉出台下有些不对。接着,看到文思远朝我做手势,一副大事不妙的神情。并指着娘家席上的空位——那是文老师的座位。我扫视了一遍现场,没有发现文老师。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一会儿,司仪宣布新娘父亲上台致辞。我抢过话筒,笑吟吟地说:“我爸爸说舍不得女儿,怕在台上说着说着哭出来,所以改由新郎父亲,我的公公上台讲话。”台下一阵笑声。老祝有些诧异地朝我看。总算我公公做了几十年的党政工作,关键时候很拿得出手。他整了整西装,正要上台,谁知这时文老师竟然变戏法似的出现了,并且是箭一般地蹿上了台,来到我身边。我心跳得比刚才还快,敏感地觉出一丝危险。但到了这时候,只能听天由命。

“今天我嫁女儿。”文老师握着话筒许久,憋出这一句。我曾经看过他的发言稿,写得四平八稳,很大路的那种——没有这句。对一个资深语文老师来讲,即兴发挥不是件难事。我下意识地握紧了老祝的手。手心里都是汗。

“——嫁女儿不是件轻松的事。从女儿出生,看着她一点点长大,长成大姑娘,然后突然间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冒出来,把她抢走——”台下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文老师缓缓地说下去:

“——你还不能生气,因为这人是要和女儿过一辈子的,他也叫你‘爸爸’,笑眯眯地,好酒好烟地侍候你。如果你看他不顺眼,女儿就会跟你闹别扭,甚至还要大光其火。在女儿心里,现在爸爸妈妈已经不是自己人了,最最亲的就是这个家伙。你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现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在儿女面前,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处于弱势。父母怕儿女不理你,怕他们光火,怕跟他们闹翻,所以你只能捧着他们顺着他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一点不敢得罪他们。而儿女则一个个有恃无恐,想怎样就怎样,完全不理会你的感受。在座许多都是为人父母者,应该明白我的感受。”

台下鸦雀无声。文老师停下来,转过身,面朝向我。我竭力保持脸上的微笑,背上一片冰凉,应该是出冷汗了。大厅打着追光灯,光束落在他脸上,五官反倒看不甚清了。有什么东西在我和文老师之间游走,只眨眼工夫,便凝结了。半晌,我听见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转向台下:

“不管怎样,儿女就是儿女——不说了,祝他们新婚愉快,白头到老。”

我目送着文老师走下台,回到座位。文老师走路时有些佝偻,而西装尺寸又偏大,四分之一个脑袋似是缩到了衣服里,看着有些滑稽。接下去的流程,我完全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像个牵线木偶,被老祝拉着倒香槟、切蛋糕,还有接吻。直到司仪宣布“请新郎新娘为双方父母送上亲手做的抱枕”。事先我和老祝自制了四个粉红色的小抱枕,上面印着我们的结婚照,做成心形,挺精巧的小物件。预备送给双方父母,算是个温馨的环节。那一瞬,不知怎的,我整个人忽然清醒了,像猛然被人拎起来向空中抛去,再摔到地上,气愤得想骂人、揍人、整人。

我和老祝双双走下台,伴娘伴郎送上抱枕,我拿起一个抱枕,毫不犹豫地朝我二舅那桌走去。我余光瞟过文老师,几乎已看见他惊恐的眼神了——老祝及时地抓住了我,紧紧地揽住我,让我动弹不得。他叫着“爸爸”,把抱枕送到文老师手里。我被推到文老师身边。闪光灯一旁“咔嚓咔嚓”地响着,司仪激动万分地说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们对天下的父母都说一声,你们辛苦了!”热烈的掌声让我的头疼痛无比。我有些怨毒地朝文老师看去,发现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那样手拿抱枕,呆呆地站着。我瞥见他的鬓角,有一小块没染好,隐隐露出了白色。我倏地想起那篇《父亲的少白头》,心头先是一紧,随即又是一松,庆幸刚才是老祝拉住我,否则现在会怎样呢,真是不敢想象。我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

说也奇怪,自那场婚礼后,我和文老师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谈不上多么亲密,但也没有再红过脸。婚礼上的事,我们都回避不谈,仿佛没有发生过似的。我每周都回娘家,陪文师母做饭聊天,给文老师买卤水门腔和猪耳朵,隔三岔五再织条围巾、手套、帽子什么的,以一个体贴温顺的女儿标准自律,时常为文思远和文老师的矛盾收拾残局。通常情况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只耳进那只耳出,你好我好大家好。当文思远指责我没有原则的时候,我摆出姐姐的姿态教导他:“这就是生活。生活只有艺术,没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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