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消费文化的介入，大大地改变了文学固有的传播方式和影响读者的方式，这必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世界越来越浮躁，利益神话越来越刺激人，这些，都肯定会影响一些作家的写作。不影响是不可能的。稍微比较一下成名作家前后的写作，就会发现，哪怕是一些相当有成就的作家，也在这种喧闹的环境下，开始变得沉不住气了，看他们的新作，就知道他们这些年沉潜下来的东西不多，心灵探索的力度也在减弱，明显是写作的心开始慌乱了，不知不觉就和现在的消费文化合流了，读者喜欢什么方面的刺激，他就写什么方面的题材，而不问这样的题材，是不是他所擅长或者他所关注的。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叫徐则臣，他的小说写得很不错的，最近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作家和批评家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投机了，很少有作家能坚定地贯彻自己的写作美学，总是在变，什么流行写什么，所以文坛才会如此热闹，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而且每场风都刮得轰轰烈烈。这是否说明我们的作家根本就没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世界观和文学观？那么多人对时髦的底层叙事趋之若鹜让我惊异，而且完全无视小说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把小说狭隘为苦情戏，和道德啥啥的连在一起。当文学和世俗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时，实在让人无话可说。”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能说现在大家关注底层了，你也去逼着自己写底层，你对底层不熟悉，不做研究，写出来的，一定是虚假的，你那个底层关怀，可能也是冒充的；你的写作，还是要遵循自己心的指向。真正有心的写作，是写什么都可以体现关怀、表达灵魂的。最近一个在《中国青年报》做记者的朋友，把他做的韩少功的访谈，发到我信箱，我发现，韩少功对底层问题有很清醒的看法：
一个好作家应该超越阶层身份局限，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这就是所谓大心。在当前社会等级制趋势严重的情况下，有些人因事立言，反对拜金附势之风，提倡关注底层，应该是一种有益的提醒。
当然，底层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正如蔑视底层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从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到中国的“工农兵文艺”，好些底层文学也曾落入造神的陷阱。正如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很成问题的上层总是与很成问题的底层形成同构和共生的关系。因此，作家们关注底层，一要热情，二要冷峻，第三还要有写作的修养，不能把政治标签当饭吃。
韩少功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智者，他的一些思索，是很有价值的。确实，好的写作，永远是要超越阶级、超越身份、超越题材，甚至还要超越庸俗的道德和政治的，好的写作要有一颗“大心”。你若存着这么一个大心、真心，你的写作就会先感动自己，然后再感动更多的人。可是，现在的很多作家，他的写作不是为自己的心写的，他是为出版社写的，为一些假想的读者写的，他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在考虑读者喜欢什么，市场喜欢什么，以为考虑这些了，他的书就会好卖。这是误解。一本书好不好卖，首先还是要看这书的质量和价值的。一些畅销书，即便不是好书，但也可能不是坏书，它的底子还是不错的，要不，在偌大的中国畅销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余秋雨的散文很多人不喜欢，但畅销多年，这不仅是当年那个语境造成的，其实也跟余秋雨找到了自己独有的说话方式有关。他的散文，自有别人的散文所没有的高明之处，这点，是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可以抹杀的；还有易中天讲三国的书，会热得这么厉害，也是有它自己的理由的，至少易中天找到了一种话语方式，是普通读者能够领会、喜欢阅读的，这也不容易。现在很多的理论家，你让他们讲一点大众些的话题，他们就讲不来。一离开那些专业词汇，那些大概念，他们就没法说话了，他们的书不好卖，这能单怪读者么？易中天的观点，你可以反驳，但不能轻易说，他的书能够畅销，是靠炒作出来的。炒作也是要有东西可炒，有东西值得炒啊，要不，那么多媒体，怎么会一起犯傻？再说，畅销书永远是一个例外、是个案，是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它不具有普遍性。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是不能将现有的畅销书当作自己的参考标准的。很多的畅销书，出版之初，连作家自己，甚至连出版社都想不到会畅销，结果出来之后，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里面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你们可能想不到，像阿来的《尘埃落定》，算是畅销书了，卖了近百万册，在国外也卖了好价钱，可是这本书，当初是被好几个出版社退稿的，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貌似不好读的作品，却成了畅销书；貌似好卖的作品，出版之后却大量滞销，这样的事情，出版界每年都要发生好多。比如，前些年，青春小说不是很好卖么？只要沾上青春小说的边，沾上“80后”作家这个群体，好像总能卖上几万册，多的达到上百万册，可是，近一年来，这个状况又发生微妙的变化了。“80后”作家的书除了已经走红的那几个，似乎一下子就不怎么好卖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还有前段热过一阵的玄幻小说，也不那么被看好了吧？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一个作家，如果要完全跟着市场走，那就太累了。
从这个角度讲，文学在变化，但变化的背后，还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的。再怎么变，我想文学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诚实、感动、同情心、美、灵魂的独白、故事、精美的语言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无论何时，无论文学怎么革命，都是难以改变的。现在的问题是，文学在外面走了一圈，仿佛又回到了它的原点。这就好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做了很多形式方面的大胆实验，可是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先锋作家们又都回到了故事这个古老的叙事形式上来了，小说又写得朴素而传统了。余华、苏童是这样，格非、北村也是这样。不是说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没有价值，而是说，文学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释人心万象，为了书写灵魂在一个时代所面对的遭遇和磨难。假如故事能够让作家达成这个写作目的，那重新使用故事又有何不可？形式并不是终极的，也不是不变的，任何的形式，除了让我们看到一种语言的难度以外，还得方便作家们观察灵魂、探索人心。
现在的文学，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普遍都成了观念写作，书斋写作，活生生的东西太少，大多是作家躲在书房里的胡思乱想，很苍白，文字没有丝毫的感染力。要么是情节编造得离奇，要么是像风干的语言碎片，文字一点温度都没有，好像作家普遍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能力，这是很可怕的。韩少功在上面那篇访谈中还说：
商业文化的内核就是欲望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感觉力的丧失，与历史上的造神文化殊途同归。比如我们从八卦化新闻和泡沫化文学里，已经看不到多少对自然和人的生动感觉，倒是经常遭遇雷同或胡闹。因此，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
这话说出了文学的根本匮乏，是作家们的感觉力在钝化，是作家们的心智死沉了、不活跃了，文学世界才变得僵化、单调的。“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所谓恢复，其实就是以前有的，现在弄丢了，以前是常识，现在成稀有事物了。感觉力、同情心、理解力，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写作素质，可在今天的作家身上，到底还存在几何？有一些作家的感觉越来越怪异，心却像钢铁一样坚硬，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是断不能成为心灵读物的。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文学世界是有一个不变的精神核心的。祖宗传下来的那套写作技艺，以及文学情怀，终归是丢不得的。现在的年轻作家，一开口就是网络，就是自我，文学史上的那些经典作品，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里。以前这种文学上的数典忘祖是文学革命，现在这种数典忘祖就是一种无知了。法国新小说派作家，也曾在他们的宣言里说，要把巴尔扎克扔下船去，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了解了巴尔扎克，并形成了跟巴尔扎克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的；胡适、鲁迅他们这代人反中国传统，也是建基于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之上的。可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学子、作家，根本不了解传统，也没读过几部经典作品，就放言与文学经典决裂，想开创自己的话语世界。他们好像是生而知之者。如果真有这种生而知之者，那一定是文学天才了，可惜，他们不是天才，而是无知的勇士。
文学有时并不需要多少勇士，它需要的反而是笨拙、诚实、坚韧，甚至饱含泪水的感觉主义者，需要有一颗广阔、仁慈的心，来守护生活中还残存的希望和梦想。古老的同情心需要复活，精细、严实的写作技艺要再次得到尊重。写作是一种需要耐心的精神事业，没有耐心，我们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个时代的心灵到底发生了哪些细微的变化。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这个时代的作家，根本没有耐心停下来倾听一个老人的呢喃，或者看一眼现在农村的庄稼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很多作家，都在进行一种抽象的写作，这种写作根本不和当下的具体生活发生联系。他们所书写的民工，除了在流水线上做苦工，或者在脚手架上准备跳楼以威胁厂方发放工资之外，并没有自己的欢乐或理想；他们笔下的农民，除了愚蠢和恶俗之外，似乎也没享受过温暖的爱情、亲情；他们小说中的都市男女，除了喝咖啡和做爱之外，似乎不要上班或回家的。一种远离地面、远离生活现场的抽象写作，正在成为新的潜规则，很多作家都像有默契似的，不约而同地把世界简单化、概念化。
对生活的简化，就是对生活的遗忘，同时也是向生活说谎。简化生活，不诚实，向生活说谎，这似乎成了现代作家写作的通病。米兰·昆德拉说：
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但现代社会的特点可怕地强化了这一不幸的过程：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倾向性的阐释；社会生活被简化成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被简化为地球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简化的漩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
这话可以在中国文学中得到验证。当中国作家一窝蜂都去写某一种题材或人物时，我敢肯定，过不了多久，这个题材或人物，不但不会被人牢牢地记住，相反，它一定是会遭遇到比以前更严重的遗忘。现在很多人不都在写底层么，我想，不久之后，真正的底层就会被人遗忘。在那些声嘶力竭的底层书写中，真正的底层本来就处于沉默之中，现在又形成了固定的底层关怀模式，谁还会对那些在街边洗澡和睡觉的底层劳动者投去关注的目光呢？很多作家关注的不过是观念上的底层，不过是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个底层罢了，他们的底层叙事，和身边真实存在的民工或上访者，其实没有一丝关系。李敬泽有一次说，现在的作家写的底层，除了“小姐”写得比较真实以外，其它的，都面目可疑。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文学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时确实是令人伤心的。
